让“新乡贤”的帽子敢戴、戴得住

——发现新乡贤(之三)

采写调研：李劲峰、向定杰、韩振、梁军、刘翔霄、王菲菲、马剑、冯源、刘巍巍、袁汝婷、张宪达

来源：半月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九日戊辰

           耶稣2016年2月16日

“新乡贤”既不好当，也不易觅

一些受到群众公认的乡贤们反映，现在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社会氛围缺失，以及人口流动与价值观变化，使乡贤很难在农村产生影响力，乡贤的帽子难戴。

一位返乡的退休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不少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太重。乡贤除非能够争取资源，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带领村民致富，否则很难有号召力。在村容治理、家庭冲突时，若有人带头来制止或劝阻，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山西省阳城县孔池村70岁的陈吉锁是当地公认的一名乡贤。他说，乡贤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老百姓中间自然形成并认可，不由固定人员构成，也不只是退休人员，只要愿意为老百姓办事，受到尊重，就是乡贤。但是乡贤不是完人，基层党组织一定要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多关心和爱护，让乡贤的帽子敢戴、戴得住。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许顺富说，传统乡贤文化中靠等级森严、尊卑有别来实现乡村自治，这是新乡贤需要摒弃的。然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官本位意识不淡反强，民本位意识被削弱，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新乡贤的作用难以发挥。

新乡贤不好当，而日益空心化的农村同样面临乡贤不易觅的困境。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表示，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等事业，都需要具备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自由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的新乡贤领头参与。“现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有能力、素质高的精英群体都已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或城镇，回流的很少，留下老小病残，能够成为新乡贤的潜在群体数量锐减。”

此外，新乡贤培育的基层土壤是否足够肥沃，制度基础是否稳固，也存在争议与担忧。有观点认为，新乡贤应当从乡村自治的再组织进程中自然产生，正如两宋时期的旧乡贤产生于科举时代乡村自治的进程之中，新乡贤体系的建立，也应以新时期的乡村再组织作为新的制度基础。如果只有新乡贤而没有乡村再组织，将意味着零散冒出的新乡贤个体，很难达到治理乡村的要求。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乡村自治再组织有两大方式，一是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变革中，随着土地集中过程产生士绅;二是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比如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的核心骨干、牵头大户等才具备发展成为乡贤的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表示，当前农村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下乡的工商企业重心在于依靠专业管理队伍进行生产与经营，因此很难形成领导乡村再组织的士绅群体。而农村自发形成的种养专业户、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散小弱”问题，而且面临外来工商资本的挤压，新乡贤产生的经济土壤与社会组织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新乡贤”的帽子缘何难戴

陈吉锁说，新时期的乡贤既是基层政府的得力助手，政府来不及做或做不了的事情由他们来做，又是人民群众相信的贤人，群众有什么不便说或做的事情可以通过他们从中周旋协调，因此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媒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乡镇政府与基层组织对于新乡贤的定位与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一些村级组织担心新乡贤会导致自身在基层话语权与号召力被削弱的心态较为明显。

一位带领村组修公路、修家祠的乡贤告诉半月谈记者：“村两委虽然认可我们在村庄里做出的成绩，但也担心乡贤‘另立山头’，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一些热心组织与参与集体事务的村民由此也逐渐心灰意冷。”

“无论乡贤是否存在，乡贤文化是否浓厚，所有农村地区都会存在少数几个有影响力、有组织力、有威信的人物。”一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表示，若能将他们有效组织，引导成为乡贤，这些精英村民就能成为基层组织治理乡村的重要帮手;若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冷置一旁，则可能走向基层组织的对立面。

这位乡镇党委书记说，总结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总有一两个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群众在起着组织推动作用。一些村级组织这方面认识不足，不愿有针对性地放权，为有号召能力的村民提供舞台，“致使很多可以成为新乡贤的村民被闲置”。

还有不少乡镇和村级组织，在思考建设新乡贤队伍时，常常抱着“基层不太可能给予乡贤群体相关补贴与报酬，积极性难以长期保障”思路，由此踌躇不前。通过成立专项协会为村里乡贤提供平台的湖北省孝感市袁湖村支书袁少敏认为，能够给予新乡贤补贴等物质保障固然好，但乡贤若成为政府补助对象，其在基层组织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中立性或将大打折扣，在一些关键时候反而成为不利因素。

袁少敏说，面对一些与村两委有对抗情绪的村民，新乡贤们大可以说“我没有拿谁的一分钱，单纯是就事说事”，这是他们劝导、批评村民的最大底气，“提高积极性可以更多地采取精神鼓励方式，比如通过表彰大会，村两委给予适当奖品等方式激励”。

为“新乡贤”提供成长的土壤

一些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绝非易事，需要从社会氛围、文化传承、政府支撑等方面长期系统稳步推进。当前，应着重从社会认同感、搭建平台、培育文化等三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增强社会认同感。许顺富说，新乡贤不是官方加封的名号，而应该基于民众心理的认同。他是以德行高尚，才能突出，办事公道正派，真心为民服务而赢得这一称号的;他是靠自己的名望和权威而不是靠手中的权力赢得乡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要搞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必须淡化“官”念，强化民本意识，政府应该更多地借助“贤人”来治理乡村，而不是以直接命令来插手乡村事务。

山西阳城县寺头乡乡长刘王锋表示，乡贤虽不同于普通群众，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全力服务乡里的同时，自身也需要得到安慰和关怀。尤其是在当前农村被一些不正之风侵蚀的情况下，乡贤所倡导的正能量和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可能会遭到一些不理解，甚至抵制，这就需要政府组织去为乡贤们“撑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培育新乡贤出来为家乡作贡献，首先就是要使其确立起一种认同感，让他感受到是在他的本乡本土，帮助别人是基于乡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动员乡贤，也应该为乡贤服务，这样双向的沟通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二是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一些专家建议，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外出的乡贤愿意返回家乡或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建设。如山西阳城县通过节日慰问、互通信息、拜访联谊等形式，赢得了外出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实现了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乡村两级也积极拜访在外乡贤，零距离听取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乡贤的培育，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他们与村两委等基层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村两委需要对乡贤积极放权，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也需要基层组织正确引导，避免传统乡贤文化中利用家族势力干预与影响基层自治。同时要把乡村社会治理引导、规范到法治的渠道，使乡村社会在法治的范畴中开展共治，更好地预防和规避共治、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乱象。

三是多措并举培育新乡贤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表示，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

江苏昆山市委书记徐惠民认为，应注重完善机制，搭建新乡贤投身乡村建设的平台，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形式，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搭建新乡贤引领乡风文明的平台，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员、乡贤宣讲员等形式，邀请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实行乡贤挂职村官和乡镇长助理等制度，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