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羊学中的“功过相除计”

作者：王光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古典书院助教）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七日丙午

           耶稣2016年3月25日

摘要：公羊家认为，《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在实际运用中，可依时除计，也可在不同代际间除计。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春秋》某条经文笔削之前，则会产生“讳”的笔法；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春秋》某条经文笔削之后，则会产生“实与而文不与”的笔法。“功过相除计”，体现《春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恕道思想。同时，也为恕道提供一底线。然“功过相除计”也有其偏颇之处，宋代程颐、胡安国对此有所修正。

关键词：计除为贤者讳 实与而文不与  恕道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于《春秋》。”[①]《春秋》“明天理，正人伦”，是通过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使得义者勉力，不义者恐惧的方式来完成的。褒贬的依据，来自于人物行为是否与“天理”、“人伦”相符合。依照“天理”、“人伦”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对应；还是一种综合的、慎重的错位，似乎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隐公十一年，《左传》对郑庄公伐许，许服罪而舍之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紧接着，对郑庄公令卒及行间出豭与鸡，诅咒射杀颍考叔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②]

此两则评价，一褒一贬，皆是对郑庄公具体行为当下的、直接的判断，而非综合考虑其以前及以后的所作所为。与此相应，《公羊》学中，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褒贬，则有一种综合的考量在里面。亦即徐彦所言：“《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③]下文，将详细分析之。

一、功过相除计之分析

“功过相除计”，亦可称之为计其功，除其过。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首次阐释功过相除计，是在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④]祭仲本犯有逐君立篡之罪，然《春秋》却书其字“仲”，褒而贤之。依何休的理解，此是因国重君轻，祭仲逐君立篡而保有郑国。计其功除其过，过小而功大，故君子以为贤。又，庄公十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条下，何休曰：“公子结出竟，遭齐、宋欲深谋伐鲁，故专矫君命而与之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详录之。”[⑤]按照《春秋》书法，往媵不书。此条反详细记载公子结媵妇之事。何休的理解是，往媵途中，公子结专矫君命与齐、宋结盟，然使得国家、人民免受灾难。专矫君命罪轻，使国家、人民免受灾难功大，故“善而详录之”。[⑥]

“功过相除计”在实际运用中，有两个特点。其一，依时除计，即在不同阶段折合某人的功过，作出褒贬不同的判断。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齐桓公霸业的评价。齐桓公为约束诸侯，尊奉天子，于庄公十三年，会诸侯于北杏。遂国因没参加此次盟会，齐桓公出兵遂国。《春秋》载：“夏，六月，齐人灭遂。”灭人之国为大恶，依照《春秋》为贤者讳的书法，对齐桓公本不该用“灭”字。此处书“灭”，徐彦讲：“桓公之立，虽有北杏之会，前有篡逆灭谭之非，论其功不足，而恶有余，故不为讳也。”[⑦]桓公于此时，计其北杏之功，不足以除其篡逆、灭谭之罪，故不为其讳而贬之。至庄公三十年，桓公取鄣邑，“时霸功足以除恶”，则辟取言降，《春秋》书曰：“秋，七月，齐人降鄣。”[⑧]

其二，“功过相除计”可以发生在不同代际之间：父辈之功可以除己辈之过；己辈之功，父辈也可以得以分享。庄公三年，《春秋》书曰：“夏，四月，葬宋庄公。”依《春秋》之例，凡国君篡立，若葬前无“立”、“入”之文，则在葬时不书其葬以明其篡。宋庄公冯即是篡国而立，然前不见“立”、“入”之文，后不见去其葬。原因在于：“其父缪公有让国之善，故计其父功而除其篡罪。”[⑨]昭公二十年，《春秋》书曰：“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按照《春秋》书法，当书“曹公孙会以鄸出奔宋。”用“以”字来表明公孙会叛曹而投奔宋。然《春秋》去“以”用“自”，好似公孙会从鄸出奔。乃是因为其父公子喜时有让国之功，故以“喜时之让，除会之叛。”[⑩]与此相应，己辈之功，父辈也可以得以分享。隐公七年，《春秋》书曰：“滕侯卒。”滕本小国，于所传闻之世本不该记其卒。且此所卒之滕侯，无善事于鲁。然《春秋》却书其“侯”爵而褒之，乃是因“《春秋》王鲁，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隐公，《春秋》褒之以礼，嗣子得以其礼祭，故称侯见其义。”[11]其子有先朝隐公之功，故褒之使其享有“侯”之等级礼祭。

由上分析可知，在《公羊》学中，对特定人物、事件之褒贬，有一种综合的考量在其中。如齐桓公取鄣邑，若仅仅对此事作一直接当下的判断，则应直书其取鄣，以明其过；如宋庄公冯篡国而立，则应不书其葬，以明其恶。然通过功过相除计，使得鄣邑之人好似心悦诚服而降齐，宋庄公冯迥然无罪。此与事实情况，存在有明显的“错位”。而错位产生的原因，在于《春秋》在书写时，“讳”的笔法的运用。

二、功过相除计与《春秋》为贤者讳

《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公羊传》曰：“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2]依清代学者孔广森的解释，为尊者讳，主要是讳尊者之所屈，如鲁公与他国大夫会盟，不称公之类；为亲者讳，主要是讳亲者之所痛，如鲁公被弑而书其薨之类；为贤者讳，则主要是讳贤者之过。其曰：“讳与讥之用一也，其事在讥之限，其人在尊、亲、贤之科，然后从而讳之。”[13]孔广森“其事在讥之限，其人在尊、亲、贤之科，然后从而讳之”一语，可谓道破笔者所说的错位：在本该“讥”的地方，却讳而不讥。究其原因，在于“其人在尊、亲、贤之科”。若再细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区别，可以说：对尊者所受之委屈，对亲者所遭之隐痛，是无条件的“讳”；而对贤者之过的讳，则是以“功过相除计”为前提条件。

《公羊传》中，“为尊者讳”出现一次，“为亲者讳”出现一次，“为贤者讳”出现五次。第一次出现“为贤者讳”在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14]《公羊》学中，有“三科九旨”之说：讥与贬绝，是轻重之旨。大体而言，小恶讥之，大恶贬绝之。而绝比贬尤重。齐国与纪国，同是姜姓。齐擅自灭之，其罪已重至合书而绝之。然则其“乱义而不恶者，正已复雠除之。”[15]又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曰：“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段有意思的是《公羊传》用一“尝”字。僖公十七年，齐桓公于功业衰败之际灭项国，人们担心《春秋》因此而贬齐桓。《公羊传》用一“尝”字，盛赞齐桓曾经有过的继绝存亡之功，足以弥补其灭项之过，覆其终身之恶。

不妨再举一例。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曰：“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在“何贤乎叔武”下，何休注云：“据失兄意。”[16]遗憾的是，对何休此句话，徐彦、孔广森、陈立等人均无疏解。若把此句话放入“功过相除计”的语境之中，或可找到一个较为贴近何休原意的注释。《公羊传》中，有两处句式用法相似：一次是隐公三年：“宋之祸，宣公为之也”；一次是此年：“卫之祸，文公为之也。”[17]晋文公因卫侯不供王事，即逐其出国，而立卫侯之弟叔武为君。一方面，晋文公逐卫侯失当；另一方面，卫叔武应据理力争，不应轻易即位。何休言叔武“失兄意”，意在点明“卫之祸”中，叔武也有过错。只是后来，其“为践土之会，治反卫侯。”[18]君子以其有让国之功，除其“失兄意”之过，故为之讳。

由此可见，“讳”的书法的运用，使得《公羊传》对特定人物具体行为之褒贬，存在不一致之处。这种不一致，表现为在看似贬绝的地方，反而贤而褒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书法，同样也体现出此种不一致。只不过恰恰与“讳”的书法相反，其表现为在看似应贤而褒之的地方，反而贬绝之。

三、功过相除计与实与而文不与

《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19]

《公羊传》对此条《春秋》经文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点：一，为何言“次”；二、为何先言“次”，后言“救”；为何不称齐侯、宋公、曹伯，而称齐师、宋师、曹师。依《公羊传》的理解，言“次”以明诸侯救邢缓慢，致使邢国被狄所灭。然狄灭邢不书于《春秋》，乃是为齐桓公讳“耻”。先言次，后言救，以明带领军队的是诸侯。故不必如叔孙豹先言救，后言次以通君命。[20]诸侯带领军队，按照《春秋》“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21]的笔法，当书“齐侯、宋公、曹伯次于聂北，救邢”。而书齐师、宋师、曹师，则是在文辞上不赞成齐桓公在无天子任命的情况下，专封邢国。

就现实环境而言，邢国被狄所灭，齐桓公迁其于陈仪，并帅诸侯城而封之。齐桓此一行为，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故《春秋》“实与”之，之后不书“邢侯归于邢”。然“就理想世界而言，不得不维系之”[22]诸侯不得专封之“经”。故《春秋》“文不与”，没诸侯而书“齐师、宋师、曹师”。这样，就产生了在看似应贤而褒之的地方，反而贬绝之的“错位”。错位产生的原因，固然是由于经与权，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但经与权，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并非必然导致“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想要确立，还需要“功过相除计”的加入。徐彦云：“凡为文实者，皆初以常事为罪而贬之，然后计功除过。”[23]从次序上讲，先“文不与”，然后计功除过，若功大于过，则“实与”之。“实与”的表现方式不存在此条，而是在以后的书写中委婉地表达出来。

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先，则不用“实与而文不与”。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24]《公羊传》此条与上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条相比，相同的地方在于均有“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之语；不同的地方在于，此条没作“实与而文不与”解。依徐彦的解释，“今此若作文实，经宜言齐师灭纪，或言齐人灭纪。《传》曰：孰灭之？襄公灭之。曷为不言襄公灭之？不与诸侯擅灭，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擅灭。诸侯之义不得擅灭，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25]《春秋》书“纪侯大去其国”而不书“齐人灭纪”，原因在于“以复雠之义，除灭人之恶。”[26]恶已除，遂不用“实与而文不与”。

综上所述，《公羊传》中，“天理”与“褒贬”之间的错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本该贬绝之处反而褒扬之；其二，在本该褒扬之处反而贬绝之。错位产生的原因，来自于“讳”及“实与而文不与”笔法的运用。“讳”及“实与而文不与”笔法的运用，则又以“功过相除计”使用为前提。《春秋》对某条经文的笔削，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笔削之前，就会产生“讳”的笔法；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笔削之后，就会产生“实与而文不与”的笔法。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公羊传》费如此之苦心，揭示出此一错位的目的何在？

四、《春秋》恕道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徐彦疏云：“言孔子之德合于尧、舜，是以爱而慕之，乃作《春秋》，与其志相似也。”[27]圣王之德何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引世子的话，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28]孔子的恕德，体现在《春秋》中，为详内而略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如“所传闻之世，外离会不书，书内离会者，《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29]“内逆女常书，外逆女但疾始不常书者，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30]“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31]“《春秋》之义，详内而略外，是以外灾例不录”；[32]“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日者，杞属修礼朝鲁，虽无礼，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当乃入之，故录责之”。[33]皆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具体体现。[34]自厚，忠也；薄责于人，恕也。

一方面，《春秋》恕道，善善也长，恶恶也短，不以一过捐其功。故功过相除计，或为之讳，或“实与而文不与”。另一方面，《春秋》不妄恕人，功过相除计又为“恕”提供一底线。宣公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公羊传》曰：“齐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绝于我也。曷为未绝于我？齐已言取之矣，其实未之齐也。”鲁宣公本篡立，其为得到齐国承认，以济西田贿齐国。齐国取篡者赂，坐取邑罪，《春秋》于此处当书“齐人来归济西田。”然“尔来十年仍不入已，见宣有礼，还复归之。功过相除，可以减其初恶，是以《春秋》恕之，不复书来，以除其过，故曰不当坐取邑耳。”[35]《春秋》恕之，是在“功过相除，可以减其初恶”的前提之下的。

以上所论功过相除计，有就权衡同一事件与其结果之功过而论者：如祭仲逐君立篡有过，然结果存国有功；公子结矫君命与齐、宋结盟有过，然结果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有功。有就权衡不同事件之间功过而论者：如齐桓的继绝存亡之功，除灭项之过；公子喜时的让国，除公孙会之过。无论是事件与其结果，还是事件与事件之间，其功过大小均容易判断出来。但是，当某人的意志与事件有冲突时，意志与事件，孰轻孰重？

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归于晋。”《公羊传》曰：“此叛也，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其以地正国奈何？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晋赵鞅在无君命的情况下奔晋阳，帅晋阳之兵以逐君侧之恶人荀寅与士吉射。因无君命，《春秋》书曰“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以责之；探其意欲逐君侧之恶人，《春秋》书曰“晋赵鞅归于晋”以除其罪。徐彦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绪，但诛其意，若轻而难原；不诛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赵鞅意实非逆，但以持兵乡国为罪，是以《春秋》书归以舍之，故曰诛意不诛事也。”[36]意，轻而难原，即若动机不良，即便由此产生的功劳再大，也难以除去其恶；事，重而可恕，即动机良好，即便由此产生的错误再大，也容易除去其恶。所以，《春秋》恕赵鞅。此亦是因功过相除计。

五、余论：程颐、胡安国对功过相除计之补充

程颐认为，功过相除计仅适用由不正返正的行为。《二程遗书》载：“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37]皇太子建成长，太宗幼。魏征在太子死后，改事太宗。虽有“立朝风节”之功，仍不能掩其“忘戴天之仇”之过。原因在于其是由正及不正。又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38]小白长，子纠幼（《左传》、《史记》皆以小白幼，子纠长）。管仲在子纠死后，改事小白。后有相齐桓九合诸侯之功，故可除“易主”之过。原因在于其是由不正返正。[39]

胡安国则强调，“事”与“意”发生冲突时，“事”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春秋》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归于晋。”徐彦以意重事轻，《春秋》诛意不诛事，除赵鞅之罪。胡安国却认为：“先儒或谓：‘言归者，以地正国也。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则其说误矣。以地正国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胁，人臣擅兴无罪，以兵谏者，真爱其君也！使后世贼臣，称兵向阙，以诛君侧为名，而实欲胁君取国者，则此说启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40]意志难以捉摸，事件却有迹可循。轻易地以功过相除计赦之，则乱臣贼子必假此以兴乱。诚如王应麟所言，其结果必将是“甚于《诗》、《礼》发冢者也。”[41]

【参考文献】

[①]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774。

[②]详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46。

[③]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76。

[④]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13。

[⑤]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85。

[⑥]同上。

[⑦]上引文参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75-176。

[⑧]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211。

[⑨]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0。

[⑩]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588。

[1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588。

[1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223-224。

[13]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M〕，《续修四库全书》1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59。

[1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2-143。

[1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5。

[1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305。

[17]分别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49；页305。

[1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305。

[1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232-233。

[20]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渝。”《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同上，页519-520。

[2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56。

[22]李新霖：《春秋公羊传要义》〔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页217。

[2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5。

[2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4。

[2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5。

[2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144。

[2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721。

[2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61。

[2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35。

[30]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39。

[3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74。

[3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493。

[3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297。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72。

[3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399。

[36]上述引文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页668-669。

[37]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19。

[38]同上。

[39]详细分析可参阅高瑞杰：《从管、魏异同之争论看宋儒的道义观——以程颐<春秋>学为视角》〔J〕，《鹅湖月刊》第471期，2014年9月，页30-43。

[40]胡安国：《春秋胡氏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474。

[41]王应麟：《困学纪闻》〔M〕，页777。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