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老还乡”传统中断了吗？

接续传统：绽放人生第二季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一)

记者：王菲菲、刘翔霄、梁军、袁汝婷、向定杰、沈洋、刘巍巍、马剑、韩振、叶含勇、李劲峰

来源：半月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八日丁酉

           耶稣2016年3月16日

“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千百年来，怀抱四方之志的士子们通过科举离开乡土为国效力，到了晚年，他们则选择回到故土，回报乡里。时代变迁，叶落归根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当下乡土中国正面临重大变革机遇和诸多发展难题，退休官员凭借其优势可以继续发挥潜力，对家乡和他们自身来说，可谓双赢之举。

“叶落归根”：颠扑不破的信念

大树参天，依靠土壤中水分的滋养，待到枝繁叶茂时，树叶落到根部，化为泥土，回报根本。我国古代社会乡土观念很重，不论是做官的仕人，还是商人游子，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晚年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叶落归根”。

“长期以来，中国‘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让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官员大部分源自农村，那里积淀着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科举制的实行让寒士庶民加固了一个理想，就是“学而优则仕”。待到衣锦还乡时，官员们又出于对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回到儿时的故土，通过建立家族私塾或乡村书院等进行文化反哺。

“中国官员返乡文化古已有之。”张文轩说，“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作为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而要回报根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里，如果一个人忘记了根本、家乡，他就是不义之人，做人就立不住。”

刘毓庆说，官员告老还乡的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者，郑玄注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戏曲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传道授业、教化一方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农村都有一个乡绅阶层，乡绅阶层支撑着乡村文明。他们在农村实施文明教化，并参与乡村治理。如果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有矛盾，两边的先生坐下来谈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致仕还乡，作用几何

得益于古代官员的告老还乡，乡村实现了精英循环的有效流通，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带动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中国最早出现的乡贤，成为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稳定和谐的基层管理机制的维系者。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认为，乡土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特殊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安宁;它不仅是官僚的后备军，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代言人;它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输出者。

受访的一些专家向半月谈记者指出，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主要起到以下三大方面作用：

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害。比如修路办学、抚恤孤老、救济贫穷、维护乡民(家族成员)的利益、制定乡规民约及家法族规等等。乡绅的存在与作为，确实可以使邻里和睦、安居乐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乡绅就是当地居民的主心骨。乡民遇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乡民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若有乡绅做“保人”，心里就会踏实;在乡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乡绅甚至可以组织乡民与匪霸对抗，与官博弈。

二是调解亲邻纠纷。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国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申明亭)劝导解纷。”那些在不同地区的申明亭中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一职，多是由不拿国家俸禄的乡绅担任。

三是担任县级以下社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都是乡绅活动的舞台，乡绅是乡土社会的权威。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将这种由乡绅担任的官称为“小官”，西周的乡遂官、秦汉的乡亭官、隋唐的里坊官、明清的保甲官以及各地宗族大户的家长，大致都可以归在顾炎武所言的“小官”之列。小官的产生是自发的，他们没有国家的任命，只有乡民的拥戴。

顾炎武察觉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基层社会中，甚至认为，由乡绅担当的小官之职责远比朝廷任命的大官重要，减少朝廷任命的冗官、维护自发产生于乡民意愿的小官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王朝兴盛的关键。

乡绅群体，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精神素养，有阅历和视野，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旨意贯彻于民间。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着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代表着一方风气和文化。

“告老还乡”传统从未中断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遍观历代，还乡大有作为者层出不穷。西汉丞相韦贤“以老乞骸骨”，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告老还乡的丞相;宋代户部尚书沈诜告老还乡后，每遇灾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平价卖给当地百姓;明朝时期，浙江萧山的魏骥官至吏部尚书，辞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乡民水患之苦;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70多岁时称病，四次上疏辞官，回归故里后捐款修建义学，并督办建起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被誉“天下第一仓”。

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官员告老还乡的杰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贾、官宦告老还乡建设家乡的示范作品，它带来乡村文明的整体升华。

在当代，高官返乡传统虽大大减弱，但从未中断，高官返乡创业者也不在少数。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务农，使家乡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

让人生第二季绽放光彩

“当代官员退休返乡的数量和规模，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张文轩说，这是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乡土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型，很多官员在农村没有了家，有的则因为农村条件落后不愿意返乡。

张文轩认为，对于叶落归根这一传统，现代人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发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现代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远胜于古人，很多60多岁的人退休后，仍然身体健壮、思维活跃，对支持家乡发展有饱满的热情。

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徐大佑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乡村的内生秩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各种级别的官员退休回乡，能够与其他非体制精英一起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尤其在当前，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贫困人口多的省份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退休老干部下到基层一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认为，退休官员经过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在各个岗位上都经过了锻炼，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见识决定眼界，这些人对农村未来发展看得较远，鼓励他们还乡干事创业，能够惠及一方百姓。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方面，退休官员有丰富的经历、较高的学识和广泛的人脉，新农村建设特别需要这些人;另一方面，对于官员自身来说，退休后回归田园，融入农村生活，服务乡里乡亲，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以让人生第二季绽放更多光彩。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