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出版暨简介目录及前言

基本信息

书名:王船山>笺疏

原价：38元

作者:谷继明

总主编：柯小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208134829

字数：308000

页码：32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丛书名：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

内容提要：

《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是对王船山名著《周易外传》的笺释之作。笺疏者谷继明系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易学、经典解释学。本书是谷继明在多年精研易学典籍的基础上对船山作品的研究成果之一。全书分“通说”、“凡例”、 “周易外传笺疏卷一”、 “周易外传笺疏卷 二”、 “周易外传笺疏卷三”、 “周易外传笺疏卷 四”、 “周易外传笺疏卷五”、 “周易外传笺疏卷 六”、 “周易外传笺疏卷七”这几部分。“通说” 部分对王夫之的生平、思想及其易学研究作了系统性 的概说。“凡例”部分说明了本书所参考的底本及参 校本，并逐一解释本书所采用的体例，从中也可看出 本书体例清晰，架构完整。而“周易外传笺疏”（卷 一—卷七）为本书正文部分，多涉字词考订，索引典 故，句意解释及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引用辨析等。

作者简介：

谷继明，1986年生，山东济南人。2004—2008年，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学士。2008—201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2013年12月至今，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主持教育部青年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易学、经典解释学。

目录

通说

凡例

周易外传笺疏卷一

  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坤

    (一)

    (二)

    (三)

  屯

    (一)

    (二)

    (三)

  蒙

    (一)

    (二)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一)

    (二)

  泰

    (一)

    (二)

  否

    (一)

    (二)

(三)

周易外传笺疏卷二

周易外传笺疏卷三

周易外传笺疏卷四

周易外传笺疏卷五

周易外传笺疏卷六

周易外传笺疏卷七

参考文献

后记

《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前言部分

谷继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古典书院教师）

通说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匏道人、梼杌外史等。以其曾居湘西石船山，故以船山先生名世。船山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寿七十四。自晚清以来，船山以“明末三大家”之一而为士人所推崇，其思想对近代影响巨大，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作为船山名著《周易外传》的笺释之作，首先对其生平、思想及其易学研究作一概说。

一、生平

船山生当明末，其父王朝聘同时接受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两种传统。从王朝聘号“武夷先生”来看，他受朱子学影响更大。船山早年从事举业，亦主要以朱子学为主。

船山的举业还算顺利，崇祯十五年（1642），船山获得了乡试第五名经魁的成绩。然而次年，张献忠的兵马已经攻陷衡州，逼迫王朝聘入辅。船山为救父而自残肢体面皮，示以不屈，后经友人营救得脱。是年十二月，明军收复衡州，然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紧接着，满清入关，大顺军西退。在此年（1644）五月到1646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内，南明先后有福王、潞王、唐王等几个政权旋立即灭。十一月，桂王立于肇庆，明年（1647）改元永历。在这个时期，战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衡州相对稳定，船山一方面上书章旷、何腾蛟、堵胤锡等人，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一方面痛定思痛，往经典中寻求拨乱反正的道理。丙戌（1646）岁，他正式研究《周易》。同时，其父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以及更大的风暴将要到来，传《春秋》学，船山开始编《春秋家说》。

丁亥（1647）五月，清军下衡州，船山家人逃兵难，王朝聘病亡。戊子（1648），金声恒、李成栋先后在江西、广东反正，再加上农民军余部的配合，产生了抗清的一个小高潮。不过，由于力量分散、指挥不当，局面又陷入被动。船山也曾组织小部份的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他本来产生了奉老母归隐的志向，但还是不甘心沦亡，渴望有一番作为：“此非严光、魏野时也。违母远出，以奉君命，死生以之耳。”[1]我们在船山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批判严光之类的“高士”是他的重点之一。永历四年庚寅（1650），船山前往梧州投靠南明政权，拜行人司行人。其间多次弹劾王化澄，王氏忌恨在心，将兴大狱以陷害；船山愤激咯血，经由高必正说解，得休假离朝，往桂林依瞿式耜。是年八月，船山罹母忧；明年，船山返乡。

永历六年壬辰（1652）春，张献忠部将孙可望将永历帝安置在安隆，形同软禁。秋，李定国东征，由广州而入衡州，有好友招船山偕往投奔。船山筮得睽之归妹，知事不可为，遂立定幽隐之志，作《章灵赋》。因孙可望拆台，李定国力难独支，节节败退，衡州复为清军占领。此后，船山一直流离各地，躲避清军搜索。

船山幽隐，不再躬自参加抗清斗争，并不意味着他从此灰心放任。政治生涯的终结，正是学术生命的新开始。为了保存文脉道统，船山开始阅读、讲解、注释经典。永历九年（1655），船山三十七岁，在晋宁山寺作《周易外传》，而后成《老子衍》。此后一段时期内，船山遍注群经，先后作了《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诗广传》、《礼记章句》等。当然，在此期间，永历帝于辛丑（1661）冬被执，南明正朔最终灭亡，船山十分悲痛。而戊午岁（1678），吴三桂于衡州称帝，其党属船山作劝进表，船山逃入深山，作《袚禊赋》以明志。

三藩之乱，吴三桂与清军在衡州先后驻兵，民不聊生，很久才稳定下来。船山于己未（1679）还居湘西草堂，一方面修订旧作，一方面收徒设科。其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除了诗文之外，船山有几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解释著作，即己未（1679）的《四书训义》，乙丑（1685）的《张子正蒙注》（庚午重订）、《周易内传》，丁卯（1687）的《读通鉴论》，辛未（1691）的《宋论》。壬申（1692）岁正月初二日，船山正衾而终。其自题墓石曰：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2]

综观船山一生，前半生匍匐救世，赴汤蹈火；后半生埋首经籍，以守道自任。要言之，其正大刚健之章姿、卓绝特立之制行，实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追往而无负于先圣，思后且有启乎来哲。

二、船山思想的要点

船山早岁从事举业，受朱子学影响比较大；而后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批评阳明，同时对朱子学亦加以规正；而后他发现自己与张载、周敦颐最相契合。嵇文甫先生总结说他“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3]，是比较中肯的。

在明末的时代，王学已经因为世俗化而展现出其放荡的一面，各种功利、纵欲的思想以“良知”为托辞。许多士人，包括王学中人，开始对王学加以修正和批判。返归程朱，修正王学，成了晚明的思想潮流之一。同时，就明朝的整个理学而言，其特色在于理学中重要条目概念的分辨，黄宗羲所谓“牛毛茧丝，无不辨晰”[4]。如果说朱子学的末流墨守旧注语录，鲜有发明，使程朱思想僵化为形式；那么阳明学之末流，则在引归内心之后将良知变得虚化，失去了德性的轨约。理学发展的弊端，或记诵，或讲谈，而皆脱离了原初的生活世界，背离了具体的实存意义上的“人”，实际也不复朱子、阳明立说时的本意。我们所谓的实存意义上的“人”，与具体的现实相关，但并非生理学、人类学意义的人。实存意义的人，生活在既定的历史环境中，与既存的伦理、政治息息相关；同时，性与情构成了其作为主体的基本结构，他具有德性之理，却要通过属于气的心、情、欲来表现。也就是说，本真的人乃是实际地修养自己属于形气的心、情，并且正确地处理人伦与政治，同时体会宇宙造化的人。明末的实学、气学、经世、经学等思潮的发展，皆与这种“回归真实”的风气有关。

船山便是此种风气的引领者之一，而且较其他诸家更能表现出深湛的哲理反思。针对王学高标良知之虚灵，船山强调气之实；而针对朱子学理气分析的讲法，船山强调理在气中。当然，“理在气中”这个命题罗钦顺、王廷相、颜元等皆讲过，并不为奇；船山的特色在于，顺此说而延伸出两个极深刻的补充：一是道者器之道，一是气之日生。

“道者器之道”是说要在器中发现道。器指具体的器物，或者说个体的存在。其实当我们说“气”的时候，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讲到“器”，才真正落在现实中的世界，形下的世界。船山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这当然不是说某一个杯子坏掉了，杯子的道就消失了；而是说当不存在所有杯子的器物时，从哪里去知道杯子的道呢。“器”是功能性的事物，而“道在器中”便意味着从其功用了解其形上的意义，所谓“由用以得体”[5]。“道”不是悬空去认识和对待的对象，我们只有在治器的实践中去体认形上之道。比如一只缶，当我用来盛水的时候，这便是盛水之道；当我在宴会中击打它时，便具有音乐之道；当它被用作祭祀用具时，又具有了礼和宗教的庄严意义。它的道，是随着“用”而体现的；我们却不能悬空地去规定一个“道”。

气之日生，则与宇宙和人的存在结构皆有关联。从宇宙总体来说，“生生之谓易”，气在不停的流行变化，宇宙并非一成不变的现成器物。从人的存在来说，我们禀天之气而生，同时也就禀受了善性，朱子所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船山更进一步指出，我们所受的气并不是在初生的一次便固定了，人乃是时时刻刻接受天气之施，而同时性也是出于不断生成的状态：

未死之前统谓之生，刻刻皆生气，刻刻皆生理；虽绵连不绝，不可为端，而细求其生，则无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时刻，说此为生，说此为始，则一受之成型，而终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须养，以德言之，更不待修矣。[6]

这种观点，就其功夫论上说，意味着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修养自己，培育本心。因此船山之重视“气”并未带来近代意义的思想解放或者说对欲望的积极态度，相反地，这种气论将会引入一种更严格的道德修养，这在船山本人的政治和德性生命中表现的尤其显著。

进一步说，这种生气并非是人所被动地接受自天的。人受天所赋之生气，经过人的修养之后，会有清浊之别。如果其不合理的欲望比较强势，则生气只能变成“疵类”而对周围的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体现了人之意义和责任。要之，人必须努力实践道德修养，使生命保持贞正，提升体内的清气，在死时便达到了“全归”[7]，此即船山的“贞生安死”之说。与程子、朱子以人死之后气消散无余之说不同，船山坚持认为气有聚散，但散并不意味着销于无。人物之死与气之散，其实只是进入了幽或隐的状态。这样，存在问题便从“有--无”转入“隐--显”。

可以说，船山的思想来源和语境是宋明理学，他所讨论的对象也是北宋以来的理学——尽管他的思想与朱子、阳明或有不同。因此，把船山认作唯物主义学者、启蒙思想家、情欲解放者、考证学家，都是不妥的。陈来先生曾将船山之学称为“后理学”，比较准确。严寿澄先生在为《船山思问录》所写的导读中也指出，“无论就人格风范或者学问气象而言，船山都是属于宋明儒的传统，与此后的清儒迥异。但是百余年来的学者，往往把船山看作是背离、乃至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家”[8]。我们希望，通过对船山主要著作的梳理、诠释，此认识能成为解读、研究船山的一个常识性背景。

三、《周易外传》与船山的易学

船山的主要学术著作，自《周易外传》始，而以《周易内传》终。可以说，易学是贯穿船山一生的学术。其论《易》与他经的关系曰：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9]

在船山看来，《易》为诸经之本。至于易学与理学的关系，船山曾说《易》是“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10]，也就是理学所依止的最核心经典。其《周易内传发例》尝自述治《易》经历曰：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

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

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

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志无可酬，业无可广，唯《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

岁在乙丑，从游诸生为之解说。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11]

由上可见，船山的几部易学著作皆与他的出处进退、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上面这段话没有提到《周易稗疏》的著作时间，笔者经过考订，仍为至少在《外传》之后，而与《内传》时间较相近[12]。至于船山易学的宗旨，其《周易内传发例》尝总结道：

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13]

我们就根据以上的这个提纲，来解释一下船山易学的要点。

（1）乾坤并建与错综合一

“乾坤并建”从字面上的意思是乾坤二卦一起建立，然而船山赋予它的涵义远为丰富和深刻。首先它说明了乾坤共同成为六十四卦的基础，所谓“乾坤并建以统六十四卦”。乾坤代表了成卦的元素，而非具体的卦；具体的、其他六十二卦，每一卦都有阴和阳，每一卦皆以乾坤为基础。这象征着每一个个体事物皆有阴与阳——此判断的本体论和价值学说之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乾坤并建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并”。“并”所指示的不仅仅是二者的地位相同，且说明乾坤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船山以为圣人正是通过乾坤二卦展示了十二位隐显的意义，易言之，乾坤二卦是隐显两面的平面展开，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这才是“乾坤并建”与前儒最不同的地方。船山受到天文学的启发，认为显现的六位只是一半，在它的背面还有六位，一共十二位。这样，整个存在便皆由阴阳构成，每个具体的个体亦由阴阳构成，不存在独阳或者独阴。阴阳只是因为隐和显而展现出差别。于是有无的视域被隐显的视域所代替。

讲到乾坤并建，必然联系着“错综合一”。乾坤两个表面上独立的六卦画，其实是整个存在的两方面，而其中的联系便在于“错”。

先前的易学家在讨论六十四卦排列规律时，发现今本六十四卦是成对出现的，如孔颖达说，“二二相偶，非覆即变”。所谓覆，就是一卦颠倒而成为另一卦，譬如屯卦颠倒而为蒙；所谓变，就是一卦每一位上爻性质相反而成为另一卦，如干与坤，坎与离。变和覆，在邵雍那里分别叫做“不易”和“反易”，“反”是颠倒的意思。比如干卦颠倒过来还是干，叫做“不易”；而屯颠倒过来便是蒙，叫做“反易”。不易之卦有四对，反易之卦二十八对。到了来知德，就用这种思路解“错综其数”，以变为错，以覆为综。船山用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船山用来指整体存在中两个方面的关系，以前的学者是用来表示两个独立个体卦之间的关系。

（2）彖爻一致与四圣一揆

《繋辞传》说：“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彖断定一卦之总体意义，而爻则是构成总体的部份。由此看来，彖与爻首先是总体与部份的关系，船山用植株与根茎花叶来的关系比喻者，是也。这就是最直的“彖爻一致”。

但“彖爻一致”的内涵不仅限于此。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诠释设定边界，反对诠释的随意性。因此彖爻的一致，首先意味着爻辞的解释要以彖辞、彖传为准的。当然，解释者常常会遇到彖辞与爻辞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比如履卦卦辞说“不咥人”，六三爻却说“咥人”，这如何算得上一致？船山的解释策略是：彖所言者为根本原理，而“爻不悖彖”是说每一爻应然之行为与彖之大义一致；但此爻的主体是自由的，其行为于彖之大义或顺或悖，皆适足以证明彖爻之一致。且“彖爻异占”之例不仅不违背“彖爻一致”的原则，乃更从反面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原则：

彖言“不雨”者，自全卦之象而言也；上九言“既雨”者，自一爻之动而言也。所动在此，则视其发用之变，而不害其同。《履》六三言“咥人”，异于彖者，亦此义也。余卦放此。[14]

彖爻一致，还不仅仅是卦辞与爻辞一致。因为构成总体（彖）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元素，还包括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六爻构成了一种特定情境中的“共在”。职是之故，每一爻的爻辞都要放置在与其他爻的关系中进行解释。换句话说，在一卦之中，各爻之间有相互确定的关系，在解释每一爻的时候都要放在通观全卦所观得的确定关系中去考虑，而非在解释初爻时是一种关系，解释三爻又是一种关系。这层意思举例来说会比较明确：

质，定体也。以一卦言之，象以为体，六爻皆其用。用者，用其体也。原其全体以知用之所自生，要其发用以知体之所终变。舍乾坤无《易》，舍彖无爻。六爻相通，共成一体，始终一贯，义不得异。如履之履阳而上者六三也，则原始要终，皆以三之履刚为质。临以二阳上临四阴，则原始要终，皆以刚临柔为质。而说《易》者谓履上九自视其履，临六五以知临下，爻、彖自相跖盭，裂质以成文，异乎圣人之论矣。[15]

履卦之义，在于六三履其上三阳，六三是履者，上三阳是被履者。临卦之义，在于二阳临四阴，二阳是临者，上四阴是被临者。这种关系在解释每爻的时候都不能变。这种解释看来似乎平常，然而确实与先儒大为迥异。引文中船山批评“说《易》者谓履上九自视其履，临六五以知临下”，虽然没有点出名字，实际上指的就是程、朱，读者取《程氏易传》与《周易本义》一读便知。

彖爻一致要建立卦爻辞在解释时的统一性；而朱子易学的特色，是要清晰地区分《周易》不同类型的文本因作者和时代而产生的差别，所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有《易》之一部份，不可相互解释而产生混淆。船山发明彖爻一致，更进一步强调四圣一揆，反对朱子的解构工作。这种争辩的意义在于，朱子的四圣分别突出了伏羲画卦、文王卜筮的独立意义，术数与义理产生了断裂；四圣一揆则将三圣易学的诠释皆归向孔子的解易原则，这也就是“占学一理”的原则。

（3）即占即学，得失吉凶一道

《易》之兴起，最初是用来占卜的。然而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不仅仅把它当做占卜的手册或指南，而是当做“智慧书”加以引用[16]。用途的变化意味着地位和性质的变化。随着孔子对及其门人对《易》的德义诠释工作，它逐渐进入儒家经典的体系，并且地位越来越高。而《易》的两种使用方式，占卜和哲理学习之间的张力，亦越来越大。

《易》作为占卜之术，在民间一直被传习，且手段日新月异，花样层出不穷。其占筮的范围，亦是涉及求子、问病、福田、妻财、升官等各种内容。这在持义理之正的士人看来，自然是表示鄙弃的。一部份学者甚至表示当废弃《易》的这种用途。船山则指出，《易》之占卜不可废，但要对这种功利性的占卜加以严格的改造，于是提出了“即占即学”的主张。

本来《系辞传》便对这两种用易方式有总结，所谓“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是“即占即学”的第一层意思：占学并用。亦即平时将《易》作为哲理经典来学习，而有重大疑惑时则以《易》占筮。

其第二曾意思，是对占筮本身的限定和约束。首先占筮的目的和对象要具有正义性。譬如一个劫匪占问今天去抢银行是否能成功，肯定算不得真正的占筮，也不会得到准确的结果。其次，占得一卦，在对卦爻辞进行解读的时候，有一番“拟议”的功夫：

拟者，以己之所言，絜之于《易》之辞，审其合否。议者，详绎其变动得失所以然之义，而酌己之从违。成其变化，言动因时，研几精义，则有善通乎卦象爻辞，而唯其所用，无所滞也。[17]

易言之，某一爻辞只是告诉了占者一个道理，而非一个现成的结果。比如南蒯发动叛乱，占到了“黄裳元吉”；然而爻辞说的是“如果有黄裳之德性（忠信）则能吉”，南蒯没有这个德性，当然不会吉。

把德义作为诠释卦爻辞的原则，便要求德与福的一致，此即“得失吉凶一道”。《繋辞传》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在船山看来，“失得”就是在道义方面的得失：得理则吉，失道则凶。他又引《尚书》“惠迪吉，从逆凶”来证明。当然，就个人一时的遭遇而言，未必有德便会吉。德与福的张力在儒家那里一直存在，在《易》的诠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船山的解决是，首先人们应当关注德性的得失，而非福报意义的吉凶。其次，就个人一时、一地来说，可能有德而遭厄运；然就整个历史发展来说，人的正义行为自有其意义和影响。当然，这有形而上的信念在其中。

以上是对船山易学总体特色的说明。《周易外传》是他的早年著作，未必包含以上所说的全部内容，但很多思想已可在《外传》中见到端倪。

“外传”、“内传”的区分，自然受了古代注经传统“内——外”的区分，比如《韩诗外传》与《韩诗内传》。“外”意味着对于经典比较自由的解释。在船山那里，《外传》是以问题为中心，经书成了发挥问题的凭借；《内传》则谨守体例，依经文立注。“外传”与“（诗）广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春秋家）说”明显为一类的注经体式。《外传》不是依经立注，而是由许多单篇小论文构成，每一篇就卦爻中的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其文风雄辩宏阔，而且有经义文的特色。论述的内容，则包括治国、教民、用兵、理财、君臣关系、君子小人关系、出处、生死、修养功夫、形上学等各类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紧贴着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外传》更展示了那个时代士人的思想风貌，以及船山的刚正、博大气象。

船山幽居僻壤，所论又犯当政之忌讳，故著作未能在清代前中期广为流传，只有几种考证性的著作如《周易稗疏》等曾选入四库，因而船山被当做考证学中的一员。清后期，经过邓显鹤、曾国藩等人的刊刻表章，船山的著作才大行于世，且对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如谭嗣同、熊十力、青年毛泽东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曾国藩同治间在金陵节署所刻《船山遗书》，搜访遗稿不遗余力，又延请著名学者刘毓崧主持校勘，在近代以来比较通行。后来太平洋书店重印，亦主要以此本为底本。

邓、曾等在刊刻《遗书》时，主要依据的是船山家传的抄本。当《遗书》刊刻完成之后，这些抄本颇有散佚。建国以来，经过周调阳等先生的整理、研究，许多抄本的抄写人、抄写年代、与刻本关系等研究已经取得不少发现。在汇集各种抄本的基础上，岳麓书社于1996年出版了《船山全书》的点校本，此书依据多种抄本，对传世各种刻本的一些错误予以了订正，对于船山研究的文献学基础有极重要的意义。当然，校书如扫落叶，此书在点校中也出现了一些标点的失误；还有些误字，不知是钞本原有的错误还是印本新增的。2011年，岳麓书社再版了此书，对初版做了有限的改动。

就《周易外传》而言，除了《船山全书》，王孝鱼先生曾取曾国藩刻本《船山遗书》加以点校，又参考了周调阳据钞本所作的校记，由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1976年，书局又出了修订版，改为简体。陈宝森、陈献猷父子着有《周易外传镜诠》，对其中的字义、典故、文句等皆作了注解，还附有翻译，用了很大的功夫。只可惜注者对于易学知识、理学思想以及那个时代的思想状况不十分了解，故有不少错误。鉴于此，笔者在做船山易学的博士论文时，便取《周易外传》、《内传》加以校订、笺释，力求能更准确地解读船山，今呈现在各读者面前的《周易外传笺疏》即此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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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71页。

[2]王夫之《姜斋文集》，见《船山全书》第15册，第228页。

[3]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三联书店1962年，第109页。

[4]黄宗羲《明儒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页。

[5]《周易外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862页。

[6]《读四书大全说》，见《船山全书》第6册，第753页。

[7]所谓“全归”，船山说：“子孙，体之传也；言行之迹，气之传也；心之陟降，理之传也。三者各有以传之，无戕贼污蚀之，全而归之者也。”（《思问录》，见《船山全书》第12册，第424页。）

[8]严寿澄导读：《船山思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

[9]《周易外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1039页。

[10]《周易内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532页。

[11]《周易内传发例》，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683页。

[12]不少学者根据“始有志于读《易》”的说法，把《稗疏》之作定于丙戌之时。然而“始读《易》”岂能等同于作《稗疏》？又，《外传》曾有“详见《稗疏》”的小注，或据此断定《稗疏》晚于《外传》。然需要注意的是，船山的著作经过了不断的修订，故而一个文本之中有不同年代的成分；仅通过一处小注的文字来判断两部著作的年代，是比较危险的。我们通过对两部著作整体内容和观点进行研究，便会发现《外传》当早于《稗疏》。笔者的判断根据是：（1）船山易学观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越到后期，其对象数批评越严厉；（2）《外传》有明显的象数特色，运用了许多象数的术语，而《稗疏》对象数的批评尤为严厉，与《内传》一致。

[13]《周易内传发例》，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683页。

[14]《周易内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134页。

[15]同上，第607-608页。

[16]春秋时期，此种现象已时有发生。比如昭公元年《左传》赵孟问道什么是“蛊”的时候，医和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宣公十一年《左传》则记载了知庄子直接引用《周易》文句说明道理进行后果判断的例子

[17]《周易内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第538页。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