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作者：陈来

来源：《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廿四日癸丑

           耶稣2016年4月1日

孔子与其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主体部分，并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孔子与儒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与儒学在塑造中华文化及其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奠立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赋予了中国文化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礼义之邦”就是突出了这个文明国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这一成熟的道德文明成为这个国家整体文化的突出特征，道德力量成为中华文明的最突出的软实力，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孔子与儒学的道德塑造力量。

那么，孔子思想中的哪些内容在中华文明中发挥了以上所说的作用？

一、崇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话，见于《论语》，亦见于《尚书》武成篇“惇信明义，崇德报功”，但武成篇的成书时代可能稍晚。自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不断发展重视“德”的倾向，孔子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德”的重要性。孔子思想中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崇德就是把道德置于首要的地位，在任何事情上皆是如此，无论政治、外交、内政、个人，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处理和评价事务的根本立场，对人对事都须先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如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用政令领导国家，人民可以服从但没有道德心；用道德和礼俗来领导国家，人民乐于服从而且有道德心。孔子不相信强力、暴力能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孔子的理想是用道德的、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和领导。孔子的这一思想也就是“以德治国”。这是孔子“崇德”精神最明显的例子，事实上，无论孔子思想中涉及国家、社会、个人，孔子对道德理想、道德政治、道德美德、道德人格、道德修养的论述，处处都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了方便，以下我们只从仁、义、中、和四个基本观念入手，来呈现孔子道德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贵仁

在《论语》中，孔子100多处谈到“仁”，仁是孔子谈论最多、最重视的道德概念，因此战国末期的思想界已经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孔子贵仁”（《吕氏春秋﹒审分览》）。贵仁是指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中最重视仁，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伦理原则，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美德，也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仁的性质是仁慈博爱，仁在孔子也是全德之称，代表了所有的德行，仁在儒家思想中又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首要道德概念。仁的涵义可见于《论语》中最著名的例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重视家庭伦理，但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把仁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世价值。仁有多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能恕，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扶弱、以及珍爱生命、善待万物等。同时，仁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爱为道德之首，在2500年以来的历史中业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的最集中的表达。

孔子不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把仁展开为两方面的实践原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亦称为恕，后者亦称为忠，孔子说忠恕便是他的一贯之道。从恕来说，自己所不想要的，决不要施加给别人。从忠来说，自己要发展、幸福，也要使他人发展、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与人”，即自己认为是好的，一定要施加给别人。这就避免了强加于人的霸权心态和行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想家梁漱溟提出，儒家伦理就是“互以对方为重”，以此来说明忠恕之道的伦理态度，就是说，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他者作为自我的实现对象。儒家伦理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者；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这是仁的伦理出发点。1990年代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而在中华文明25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孔子仁学的这一教诲早已深入人心，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

三、尊义

在孔子看来，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记﹒坊记》引孔子说“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孟子尤其重视义利之辨，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强调儒家的义的立场与功利追求的对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义都是指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原则及私利要求。孔子坚持认为，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其特征和品质是尊义、明义，任何时候都以义为上、为先，坚持道义高于功利。他把追逐功利看作小人的本质，提出争利必亡，“见利而让，义也”（《礼记﹒乐记》）的道德信念。这种义利之辨不仅是崇德的一种体现，更具体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这种关系，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国家。孔子的儒学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即国家不能只追逐财富利益，而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现代化的过程，在极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义—利的平衡，使社会文化向着工具—功利的一边片面发展，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偏向形成一种制约。

“义”不仅在孔子思想中在一般意义上指道德原则，在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的儒学中“义”还被赋予了“正义”的规范涵义。《礼记》“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便突出了义的这种规范意义。孔子弟子子思的学生孟子将仁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与“仁”并立的地位，使得此后“仁义”成为儒学中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在儒学中“义”的正义涵义，是强调对善恶是非要做出明确的区分判断，对惩恶扬善下果断的决心。义不仅是个人的德性，也是社会的价值。就现实世界而言，仁导向社会和谐，义导向社会正义；仁导向世界和平，义导向国际正义，二者缺一不可。

四、守中

孔子很重视“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中的一个意义是“时中”，指道德原则的把握要随时代环境变化而调整，从而达到无时不中，避免道德原则与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应用实践能与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协调，避免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庸即是不变之常，尽管时代环境不断变化，尽管人要不断适应时代环境变化，道德生活中终归有一些不随时代移易的普遍原则，“中”就代表了这样的普世原则，这是孔子中庸思想更加强调的一面。

中庸思想更受关注的意义是反对“过”和“不及”。《论语》中说“过犹不及”（《先进》），始终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中庸》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有智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容易犯的错误是“过”，而愚人、小人容易犯的过失是“不及”。孔子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庸》），不倚就是不偏向过之或不及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中即是不偏、不倚。虽然，人类实践中的偏倚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庸的思想总是提醒我们注意每一时代社会的两种极端主张，力求不走极端，避免极端，不断调整以接近中道。由于极端往往是少数者的主张，因而中道才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选择。孔子弟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不仅把中庸作为实践方法，同时强调中庸具有道德价值，认为中庸是道德君子才能掌握的德性，这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事实上，道德上的差失无非都是对道德原则过或不及的偏离，这种中道思想和中庸之德赋予了儒家与中华文明以稳健的性格。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所主导的时代，都不曾发生极端政策的失误，这体现了中庸价值的内在引导和约束。

五、尚和

早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同时代的智者，都曾提出了“和同之辩”，强调“和”与“同”的不同，和是不同事物的调和，同是单一事物的重复，和是不同元素的和谐相合，同是单纯的同一。这些和同之辩的讨论都主张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崇尚多样性，反对单一性。因为单一性往往是强迫的同一，而和合、调和意味着对差异和多样性的包容、宽容，这也正是民主的基础。

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还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既肯定差别，又注重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这比早期的和同之辩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和谐观。

儒家经典《尚书》已经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奠定了中华文明世界观的交往典范。孔子以后，在“和合”观念的基础上，“和”的和谐意义更为突出，以和谐取代冲突，追求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中国曾积极参与其中，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基本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的思想产生于2500年前，孔子与儒家思想关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张，其基本特征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张对于远方的世界应“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就是主张发展文化价值和软实力来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

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用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社会”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到访曲阜和孔府，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选择曲阜发表有关中华文化和孔子儒学的讲话，明确强调继承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弘扬儒家的美德和价值观，表明了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的深刻认识。他在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等讲话中指出，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肯定其中含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有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的部分。这些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文化与价值引领方面所作的重大宣示，显示出孔子及其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梦”内在地含有道德追求的目标，这是不可忽视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必然同时是其固有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发展，在孔子和儒家传统及核心价值的影响下，对富强的追求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全部，对道德文明与世界和平的追求将永远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价值。

（本文是作者201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梦：孔子与现代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