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沦为“工具”      应从书院教育中寻找启示

作者：曾春海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初六日甲子

           耶稣2016年4月12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主讲岳麓书院讲坛2016年第三期

（图/周家琛）

书院教育在二十世纪的大转折

上个世纪，清廷于1905年下诏“废科举、设学校”，这是晚清新政一项大举措，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中的一桩大事。这一举措可说是宣告经学时代结束。士大夫阶层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而“西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进入中国新教育的视域，从欧洲移入中国的大学制度，取代传统的太学、国子监以及书院。

欧洲中古大学绵延近千年的大学制度，至19世纪德国首先推行改革倡导科学研究，创造新知识，把原来以宗教为本的“尊信仰”之中古大学转化为以科学为本的“尊理性”之现代大学。德国大学最大的改革是柏林大学把中古大学的核心由神学（圣经学）转变成现代以科学为主的学科制度。在中国由科学取代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典范，奠基人蔡元培于20世纪初留学欧洲，接触到西方大学新风气的德国现代型大学，柏林大学是他在以后铸建中国大学的参照范本。他在1911年任教育总长之职，颁布《大学令》，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确定大学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大科，以文理为主，废经学科。1912年政府改“京师大学”为北京大学。严复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将经学与文科合并，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说：“民国元年，（北大）始并经学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相类，儒家经学内容按其性质分别收纳于哲学、历史与文学中，此举在学术思想史上是革命性的，所以经学的独立身分与主体性已经消失，失去了圣典（Sacred Book）的光泽。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于是此两千年来为中国人思想之君主的经学，乃始被革命而退位。”此后科学性的学科分别取代了中国经学与西方神学而践学术之主位。

现代大学教育，我们可以说中、西已无圣典，雷斯曼（David Riesman）说：“大学已成为世俗性的学术殿堂”。现代大学的制度创新确实提供科学突飞猛进的动力，鲍亭（Kenneth Bonlding）在其《20世纪的意义：大转变》（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great transition）一书中提出20世纪的意义对人类文明而言是第二次大转变。自然科学（含科技）是这个大转变之基础且已成为现代化之社会有机之组成部分。科学之研创系科学工作者在专业及全天候的基础上进行的，凡有规模的现代国家莫不有成百成千之各门各类有专业训练的学者，除教育外，全天候地从事学术与科学研究，产生20世纪知识爆炸之现象，克尔（Clark Kern）指出：“现代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的重地。”

中国自20世纪初创设大学以来，科学成为大学学科中的重心，理论科学外还扩展到应用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多类专业学科，人文学科在整个知识谱系中相对地变小。西方作为知识体的科学在大学的位序中几乎成为知识的尺度与典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出现，形塑出有如贝拉（Robert Bellan）所说的“科学知识的文化典范”。

自然科学旨在追求理性的客观规律之知识，它是一种“理论的知识”，科学的任务在追求实然性的事实真理，创新知识系统。因此，当科学知识成为一切知识的尺度与典范，亦即狭窄的“科学主义”时，凡是讲“应然”的伦理价值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式微或边缘化。

贝拉说：“现代大学对于甚么是好的人生与甚么是好的社会的伦理学之反思已不再是教育之中心了。”牟宗三也指出：

中国从古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有哪一门是“明明德”？今日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

2006年原哈佛大学人文与科学院院长（计算机科学教授）鲁易士（Hanry Lewis）出版《卓越而没有灵魂：一间伟大学府如何忘掉了教育》（Excellent without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一书，他在书中具体而生动地论述现代“大学之道”是追求“至真”，而不再是传统大学所追求的“至善”之“大学之道”了。他所能批评的“没有灵魂”的大学正是哈佛大学。哈佛在科研、创造知识上无疑是“卓越”的，但哈佛已忘掉大学教育之目的，即如何培养学生德、智双修的人格，他说：“哈佛遗忘了帮助他们（学生）成长，帮助他们寻求自我，帮助他们寻求生命中更高的目标，帮助他们毕业时成为更好的人。”他认为大学教育的责任是使学生的脑与心一起成长，使学生成为一个学识与德行兼有的青年。他还批评哈佛说：“大学已失去，诚然，已自愿地放弃，它铸造学生灵魂的道德权威。”路易斯（Lewis）指出，现在人们在怀疑“大学所代表的价值，甚至有时候，大学是否还能代表任何价值了。”他批评哈佛已不再措心于道德教育与价值教育，这已是现代大学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优良的“研究型大学”。甚至有些大学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只专注于韦伯（Max Weber）所批判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遗忘了价值理性，亦即对人生真、善、美、圣四大崇高价值。

岳麓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书院教育理念对当前教育之启示

宋代理学四大流派濂、洛、关、闽，皆以书院为民间教育的基地以张载主持的关中书院为例，据《宋史‧张载传》载曰：“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张载阐明书院教育的崇高理想在培养道济天人的圣人，受教者应有远大的高尚的人生志趣。人文教育的价值贵在人能觉知仁心义性的潜能，在人生价值的取向上，不但能洁身自受地独善其身，且能对社会、国家、天下有自发性的关怀心、责任感，进而兼济天下。张载在其《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说：“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质言之，教育应诱发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自觉，有尊严地实现自我的道德感，实践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生生之德）的人文价值理想。张载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实现人性可成就的美德，活出人的生命意义和崇高价值，他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宋代四大书院的共同教育目的，皆指向教学生如何养心养德，止于至善的身心修养。

古代书院求善的“大学之道”必须与今日求“真”的大学之道结合为一，不可偏废。两岸的现代化若要完整无缺，则“止于至善”的人生境界将是“尽善尽美”之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换言之，求真之外也应求善与美。德国哲学家康德早就指出：“科学真理不能指示我们作道德判断。”韦伯在《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更指出科学与理性不能为“意义”提供答案，科学或知识理性只能为我们提供“手段”，人的行为“目的”是由价值信念决定。我们在了解科学之性质和限制后，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不是唯一的知识。

教育在二十世纪经过大转折后，我们要问朱熹古代的书院教育理念与实践方法对当前海峡两岸的教育现状，究竟有何启发性的意义及可吸收的资源或借镜处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透过检视当前教育对比书院教育所显示出来的不足之处来扼要论述。

众所周知，现代化的特征是工具理性蓬勃发展，而追求人生境界的真、善、美、圣等价值理性萎缩，因而失去文明整体性的均衡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横行两岸华人生活圈，两岸的教育，特别是职业学校和高校在培养供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各种人才，太多是属于工具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人才、各种科技人才及商业管理人才。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及职能训练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及技能越来越专精细密，因此，在两岸大学教育中，在科系及课程结构上，工具理性属性者大幅成长。相对的，像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价值理性类的科系或课程，不但教育投注经费不足、发展乏力，同时就业市场也日益萎缩。这些不利的因素又互为因果，成为恶性循环。

更具影响力者，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在于以刺激消费需求来开拓市场需求，针对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以供应市场所需的商品。因此，企业主为了扩展企业，增进生产规模，繁荣经济，则一方面针对人自然情欲生命的七情六欲不断研发令人难以抗拒的商品诱惑，另方面透过撩拨人欲的商品广告无所不在且无孔不入的充斥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人的七情六欲不断被煽动而逐渐解放。人们在追求感官欲望时，不自觉地逐物不返而陷溺于利欲的胶漆中，难以节制和自拔。在追求经济繁荣昌盛的大目标上，两岸的政治不约而同的皆以经济挂帅。脱贫致富目前看来已是两岸政治诉求的最高目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教育机制从过去为政治服务逐渐转轨为为商品经济，求财富而定位教育功能，在两岸的中国人勤奋的工作下，经济生活获致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利弊相生，在市场经济求最大利润的目标下，生意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机巧诈骗之事层出不穷。商业伦理未发展成熟，黑心商品充斥，伪劣造假的产品，损人利己的败德现象日益普遍严重。大学教育的政策重理、工、商而轻视人文教育已为不争的事实，在扭曲价值观下，大学生对人文素养的教育和课程缺乏应有的敬重和学习的真诚。在西方式的教学体制下，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局限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却以知识的传承为主要的内容。因此，师生彼此疏离冷漠，互不了解，也无从相互关心。教师们在教育上偏于知识、技能上的授业、解惑，不再具有人生价值理想的导师和身教作用。简言之，教师不再是学生形塑人格教育的人师了。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和运作方式虽不可能再走回古代书院的形制，但是，古代书院的教育把做人的学问视为第一学问的崇高理想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朱熹的书院教育目标和内容突出了他对家庭伦理与社群生活之关怀和重视，以及对历史文化承传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朱子的好友陆象山以宏阔的心胸说：“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间，须大做一个人”，甚至掷地有声的点醒我们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句话对当今教育课程重物轻人，商品经济大潮过度向七情六欲的人欲倾斜而疏忽“天理”的尊严和崇高意义，可谓是当头棒喝。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仍以考高分、进明星学校读、以工具理性的课程内容为业，以获取高薪工作和快速致富为人生最高价值观的话，那么我们的一流精英将是以个人求名利富贵的成功为最高诉求。他们是不会有深厚的历史或文化意识的，对他人及整个社会也不会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心，对民族的前途、国家的未來也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意识的。在疏离了自己内在的道德本性下，我们的学生不仅不自觉的丧失善良的人性，沉沦为无情无义、唯利是图，以追求个人本位的消费享受为尚的经济人，或是成为缺乏常情常理的科学怪人，甚至还会做出卖己求荣、卖友求富以及不堪设想的伤天害理之事。

针对当前教育方向的偏差及所衍生的许多值得忧虑的现象，笔者认为书院的人文精神、仁道教育及尊师重道的精神，以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深厚的情谊之培养都是我们现今教育所应努力的价值理想方向。朱熹的书院理念和实践在深刻的觉醒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及自觉的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所应是，亦即堂堂正正的活出人的生命意义，做个不愧内在灵性生命的人。朱熹说：“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的事尽。”书院教育的核心价值在“明人伦”，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又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书院教育的目标不但在引导人自觉性地修心养德以变化气质，更期许知识分子抱持仁者与天下一体的情操，能关怀社会，改善社会风气，善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这应是朱熹书院教育理念对当前通识教育最能发人省思的哲学资源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