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析儒家文化圈的生育危机

作者：子俞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二日庚午

           耶稣2016年4月18日

2016年4月13日晚，弘道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Ａ座212会议室共同举办「儒家文化圈何以陷入生育危机」的思想对话。本次对话由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主持，并有幸邀请到《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参与讨论。

图：弘道书院院长、北航高研院 姚中秋教授

姚中秋院长开门见山地点出今日欲共同探讨的主题。他说，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中巍然屹立于东方之林，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生育能力较高，所以能作为一个集体而存活下来；加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中，设有许多制度来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故自然而然地就造就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的人口大国。然而在今日，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生育率却都普遍偏低，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属于生育率最低的一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以重视生育而出名的儒家文化圈，今天反而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中？为何在各个重要的文化圈里，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儒家文化是否有可能在今后帮助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各地区走出低生育率的陷阱？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焦点。

图：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 易富贤研究员

易富贤研究员分三个部分剖析姚院长提出的问题。首先，中华文化圈确实存在超低生育率的现象。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为例，15-49岁是生育年龄，把15-49岁妇女所生的孩子数据加起来，平均一个妇女能生下1.18个孩子，生育率即为1.18。

就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而言，发达国家大概有2%的孩子会在生育前死亡，所以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2.1个孩子，以保证人口不增不减。中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几倍，所以我们需要生2.3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不增不减。由于中国目前有1/8的家庭已经生不了孩子，那么主流家庭需要生3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不增不减。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与文化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但我们下降的速度却远超过其他国家。比如，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平均还生3.2个孩子，拉美国家是2.1个孩子，印度是2.3个孩子，但台湾则是平均生1.07个孩子，香港生1.12个孩子，韩国生1.19个孩子，日本生1.43个孩子。与欧美相较，欧美的生育率下降相对缓慢，美国目前平均生育率是1.86，欧盟是1.58。由此可见，生育率最低的就属港台地区、韩国与日本了。

当今中国生育率下降，育龄妇女下降(20—29岁的妇女将从2011年的1.15亿人降到2024年的6千万人)，人口即将出现负增长；且随着老年人口增加，死亡人口也逐渐增多。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即便全面开放二孩，总人口约在2023年达到顶峰，但这顶峰也不过是14亿人左右，不可能达到卫计委预测的15、16亿的人口数。

其次，中华文化圈的超低生育率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危机。经济面危机：低生育率会使劳动力（20-64岁）也降低，而劳动力又是经济的活力。一般而言，若劳动力比例较老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则经济会较有活力。举例言之，美国1940年代左右，是八、九个劳动力比一个老人，经济保持８％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劳动力降，经济速度也开始降；日本在1946—1973年，经济保持9%的速度增长，但1975年后，劳动力跟老人比低于7.5，经济增长速度也下降到4%左右。1992年时，由于劳动力快速下降，致使1992—2013年，日本经济只增长了0.8%。从全球范围来说，日本在1992年时，劳动力和老人比开始低于美国，所以1992年后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和老人比高于美国，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还高。从1978到2011年，中国经济保持10%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和老人比大于7.5。2011年后，劳动力和老人比低于7.5，经济也从过去9%的高速增长，会慢慢降到4%，直到2035年，我国的劳动力和老人比将开始低于美国，届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低于美国。

社会面危机：低生育率影响了人口结构，使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爆发光棍危机。男多女少是普遍现象，并非中国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使然。美国一个调查机构，从1941年到2011年进行了十次调查，如果只能有一个孩子，美国人多数选择生男孩。不只美国，可以说几乎所有种族都是偏向生男孩的，这是因为男孩生存能力较女孩强一些。但若能允许有两个小孩，通常家庭都会希望是一男一女，这是生存和繁衍问题所产生的普遍观念。但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则主要是受一胎化政策的限制。比如，汉族2010年性别比是120；藏族因其少数民族的身分，不受一胎化影响，加上农村没有限制，生两个、三个都可以，83%的藏族农牧人只要想生就可以一直生下去，性别比是105，跟发达国家的男女比例一样正常。因此，若一胎化政策不废，光棍危机便会爆发。

除了“光棍危机”，低生育率还会产生社会“老龄化危机”。中国2010年以前是十多个劳动力扶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0年以后是7.6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2030年，中国是3.3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2050年是1.7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到时美国还是2.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中国却是1.7个。社会人口老龄化对人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延长退休年限。英国以前女性退休年龄是60岁，男性是65岁，由于老龄化问题，把女性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但据英国目前20、30岁的人口数估计，今后英国男女至少得推迟至70岁才能退休。中国呢？咱就别指望能在70岁退休了。

不过，有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是，在中国儒家学说影响较盛的地方生育率普遍较高。我们发现，越往西部及南部生育率越高，这是因为这些地区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生育文化。像在江西、福建等地仍保存着许多祠堂、家谱，延续了传宗接代的观念，因此生育率肯定较高，而生育率越高，潜藏的经济实力就越大。

最后，易研究员分析了造成上述现象与危机背后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低是因为，重视生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瓦解，并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取而代之；但事实证明，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非但不鼓励生育，甚至会阻碍人们的生育意愿，使生育率下降。这个中的道理是，中国传统家庭主张父慈子孝，父母亲不计任何物质回报养育下一代，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这份浓厚的情感自然也能使孩子明白，长大成人后必须孝顺年迈的双亲。正是这种无私的情感与敬爱之心，使个人能发挥自身的人伦责任，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和睦、一个国家的繁盛与富强；然而，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把养老育小社会化，交给国家与福利机构，因此父母与子女的情感联系甚薄，父母担忧投入太多金钱、心思于小孩身上而无所回报。小孩多意味着自己越亏本，因为小孩长大了是回馈养育他的社会而非父母。这种思维方式，只会让生育率越来越低，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应当接续传承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制度，让生生不息的生育文化回到中国，感染中华文化圈。

图：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

赵旭东所长简明扼要地回应易研究员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解决了大部分民众的温饱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制造了许多新问题，比如社会老龄化、难以再调动妇女生养小孩，以至于出现人口的阶段性断裂等问题。这些新问题，有待于来日同学们研究解决之道。

姚院长深有同感地表示，中国大城市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个基本事实让人非常震撼。以前只看国内数据时，可能把低生育率现象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但若我们放开视野，显然无法把它全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从易教授提供的数据中发现：传统宗教保持较完整的文明或国家，生育率偏高。例如，美国信仰基督教的强度比欧洲强，所以美国生育率高于欧洲。有趣的是，美国国内信仰稍强的共和党人的生育率比信仰稍弱的民主党人还高。由此，我们可以反观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低生育率问题，造成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化体系在东亚文化圈的迅速崩溃。

问题是，为什么它会崩解的如此之快？除了欧洲文明外，其他文明近代以来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印度、伊斯兰文明被欧洲征服并沦为其殖民地，但为何他们的宗教还是比较完整，而中国大陆始终没有完全沦陷，可是传统儒家的教化体系却迅速解体，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即儒家的教化体系与西方或其他文明不同，我们是文教体系，他们是神教体系。神教体系有建制化的教会，有专业的神职人员，有严密的教义，所以伊斯兰教面对西方冲击时，有比较强的抵抗力；但中国的文教体系，是以普通的儒生融入社会、政府中做事，发挥儒家的教化功能，所以在面对西方冲击时，国家从强调以文化人转向追求富强，儒生面对这种转变实难以力挽狂澜。因此晚清儒生除了自我放弃外，还有些人会带头摧毁传统的教化体系，认为该体系是阻碍国家现代化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看到当日本面对西方的大炮，马上就说要脱亚入欧；中国则是在晚清时期，先废科举、废书院，把传统教育体系全废除了，然后重建一套新的教育体系，而这套纯技术化的教育体系与传统教化完全不挂勾。我想这就是文教体系主体崩盘如此迅速的原因了。

不过，虽然儒家教化体系主体崩解了，但它还有以残余的方式存在现代化不高的乡野中。因此我们看到，凡是传统保存较好的区域，生育率都会高一些；凡是特别积极接触现代化观念的区域，生育率都偏低。此外，我几年前做过钱塘江经济、政治、社会的研究，发现凡是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快，社会分配也相对公正。这跟易先生提供的数据也基本吻合。

最后，我们关心的是如何使儒家文化圈走出低生育率的陷阱？首先，我们必须对现代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东亚那些国家受西方冲击后，特别勤奋虔诚地向西方学习，将现代价值如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物质主义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可以说已经比欧美、印度等国还更现代化了。我想，东亚现代文明圈现在已有责任、有条件做反思，因为现代化模式不仅是返祖的表现，而且不具可持续性。例如北欧福利国家，以国家代替家庭的养育功能，这种安排只会让家庭解体，所有人不知人伦，人类禽兽化；加之欧洲国家宗教信仰溃败，既没有家也没有教堂帮助人们提升道德与思想，结果就是人们皆丧失道德伦理的感知和运用能力了。

其次，在彻底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修建自身的传统文化。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短期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只考虑短期利益，缺乏长时间的视野，故大量制度都是靠吸收未来以满足当下人的物质需求。现在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结果一方面力促我们反思现代性，另一方面让我们深感先贤创建“家”的观念及其伦理制度的伟大。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识，就表示未来儒家文化圈走出低生育率是可能的，只要重新唤起“家”与“孝道”的观念和制度，就能激励大家重视生育，当然也能再配套一些社会、经济乃至于法律政策的变革，重建一个以家为主，国为辅的“家国福利体系”！

“儒家文化圈的生育危机”论坛，虽然在老师、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但这次对话只是个开始，今后如何在神州大地上唤醒“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则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