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作者简介:姜广辉,男,西元一九四八年生,黑龙江安达人。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自2007年起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著有《中国经学史》《颜李学派》《中国文化传统简论》《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 |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析论
作者:姜广辉 禹菲(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禹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船山学刊》2016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二十日戊寅
耶稣2016年4月26日
孔子演教图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可以说是格言警句,但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哲理,甚至学者也未必全能理解。如果用现代语言表达的话,或许可以这样翻译:“人能发展真理,不是真理发展人。”这样翻译前一句还可以理解,可是后一句又怎样来理解呢?
一、关于“人”“弘”“道”的字义解释
若准确理解这句话,我们也许要回顾一下前人关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的字义解释。
(一)“人”的字义训诂
文中的“人”字怎么解释,是指一般人呢,还是专指圣贤一类人?历史上就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文中的“人”字是“泛指”,即指一般人而言。如明代儒者周宗建说:
“人”字莫认作太高,“弘道”莫只看得太迂阔了。试想吾人随时随地那一处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实是合智愚贤不肖之人而点动之也。若以“人”字专归圣贤,以“弘”字只说“位育参赞”等话,则圣人此语死煞无味。
依周宗建的意见,这里的“人”乃“合智愚贤不肖之人”而言,并非“专归圣贤”。以我们的经验知识来说,发现、认识乃至发展真理,并非圣贤一流人的专利,愚夫愚妇都有可能参与到发现、认识乃至发展真理的历史实践中,如我国古代的许多发明,并无明确的发明人,应该是老百姓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周宗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里的“人”字是“专指”, 是针对“贤哲”一类人,即学者理论家。如宋代儒者黄仲元说:
或有能弘者,有不能弘者何?此“弘”字全就作用说,能与不能,存乎人耳。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至于为兆人之人者,然后位乎天地之间,立万物之上,始得谓人之人,其人之至乎!故曰:“圣人,人伦之至。”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到得至处践处,其弘多矣。……春秋之末,孔子,元圣也。斯文未丧,以天自许,如有用我,为东周乎!律天时,袭水土,四时行,日月明,万物育,孔子之所以为“弘”。……七雄之季,孟子亚圣也。气配义道,塞乎天地,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孟子之所以为“弘”。……吁,如尧、舜、禹、汤、武王、周公、孔、孟然后谓之“人”,然后谓之“能弘道”。……志道者切莫把第一等人让与别人做,然后谓之“弘道”。
按照这个说法,只有宋明理学家所谓那些继承“道统”的人,才有资格“弘道”。以致明代章潢说“‘人能弘道’,本其所自明者,以大明于天下,则‘道统’在斯人也。”当然,那些圣贤也并非生来就是圣贤的,凡有志成为“第一等人”的人,也有希望成为“圣贤”一流人,从而也有机会“弘道”的。而有一类人,“但以圆首方足而谓之人,知饮食男女而谓之人,有之无益,无之无损,是人也,亦物也”(同上),这一类人终日浑浑噩噩,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如何能“弘道”呢?
两种看法,究竟哪种理解对呢?在我们看来,那还要看究竟对“人能弘道”的“道”字如何解释,如果将“道”理解为广泛的“真理”,愚夫愚妇皆有可能发现和认识真理,如果将“道”理解为某种理论学说,那“弘道”之事的确是需要专门的理论家来从事的。故两种说法可以并存。
(二)“弘”的字义训诂
从训诂学说:“弘”有二义:一是“含弘”“包容”之意,元代学者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十二说:
鸟兽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纷错坌沓莫不有以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谓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遗,即隘矣。虽莫不有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别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能有知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子张曰“执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狭,则轻喜易足,有一善自以为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
这是从“包容”的意思来讲“弘”。人的思想可以包容天地间许多道理。人的胸怀可以有很大识量,“弘”通“宏”,人们经常说“宽宏大量”,应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与宽宏相反,便是狭隘了。何晏《论语集解》载王肃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王肃所理解的“弘”,便是从“包容”的意思说的,以致明代学者章潢《图书编》卷十五说:
譬之水焉,江海无穷,汲之在器,器有小大,水即因之。彼器之敝漏者不足言,而天下虽有完器,其如器之褊狭,何以有限之器汲无穷之水,多见其不知量也。江海惟大,故为众水之会。圣人德犹江海,故为斯道之宗。仁、知皆美德,而道无分仁、知也,惟其各局于见,此所以鲜君子之道也;清、任、和,皆至德,道无分于清、任、和也,惟其各有所偏,此所以异乎大成之圣也。
人的识量大小犹如容器盛水,容器大者盛水多,容器小者盛水少。大海为众水之汇合,圣人如孔子之识量好比大海,为大道大德之汇合,集仁、知、清、任、和众德于一身。非那些单有仁、知、清、任、和一德的贤人所可比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那些贤人虽然不无所见,充其量也只是一偏之见而已。
“弘”的另一个意思,是扩充、发展之意,宋郑汝谐《论语意原》卷四就是从这个意义来解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他说:“人有知觉,故能扩充是道;道本无为,非能扩充人也。”吕柟在《四书因问》卷四中也说:“问:下一弘字,是欲人扩充意否?曰:然。”
更有人将“弘”字的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说,如宋代儒者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说:
弘有二义:人之得是道于心也,方其寂然,无一理之不备,亦无一物之不该,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无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无一物而非是理之推,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揽之若不盈掬,而万物皆备于我,多少宏阔,此弘之体。其廓大也,四端虽微,火然(燃)泉达,充之足保四海,此弘之用。……虽然,或有能弘者,有不能弘者何?此弘字全就作用说,能与不能存乎人耳。
虽然“弘”有“体”和“用”两种意思,但在解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句时,则“此‘弘’字全就作用说”,即按扩充、发展的意思来解释“弘”字。
(三)“道”的字义训诂
“道”字应该说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然而儒家有儒家之“道”,道家有道家之“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我们这里讨论的“道”,是《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当然是儒家所说的“道”。即使这样,儒者们的认识也不尽一致。“道”的概念牵涉许多哲学问题,如“道”的属性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与人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在儒者看来,“道”既包括自然之理,又包括社会之理,换言之,“道”是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统一。元代儒者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说:“道者,理也,路也。在天为自然之理,在人为日用之间、当行之路。……道,一也,曰‘王道’,曰‘二帝三王之道’,曰‘圣人之道’,曰‘君子之道’,所称各不同,何也?曰:能由是路、用此理者,二帝三王、圣人、君子耳。背是理、舍正路而妄行者,五霸、小人也。圣人在上,则曰‘天下有道’;又曰‘国有道’。天位无圣明,则曰‘天下无道’,‘国无道’。”
其次,“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存,无物不备,不因人之贤愚而增多或减少,只在人是否去认识它,元代儒者臧梦解《重修宣成书院记》说:“道在天地,如水在地中,无在无不在也。……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皆性之徳,无物不备,无时不存,不以智而丰,不以愚而啬;不以圣贤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损少。特在学者能求与不能求之分耳。”(引自《广西通志》卷一〇四)
再次,“道”虽是客观的、自在无为的,却又通过人的主观性被认识和被利用。朱熹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有学生问朱熹怎样理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指着手中的扇子说:“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摇扇,扇如何摇手?”(《朱子语类》卷四十五)
复次,“道”虽然包括自然之理和社会之理,“人能弘道”所侧重的主要还是社会之理,正如清人毛奇龄《西河集》卷五十五所说:“道之为名,言人人殊。惟《中庸》以率性为道,则始以天下达道属五常之性,而孔子答哀公,即又以司徒五教称‘五达道’,是必合五性五教而道乃立于其间。”亦如宋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所说:“道者何?命之源,性之本,心之神,情之动,仁义礼智信之常,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曰中、曰一、曰极、曰诚,皆道也。人所以载是道也,道所以为人之理。道非人则何所附丽?人非道则不过血肉之躯耳?”这里所说的“道”,实际是指儒家的理论学说。
二、关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哲学解释
人何以能“弘道”?从哲学上说,这个问题要牵涉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就我们所知,人这个“类”是自然界中最有灵性、最有智慧的动物。自然界中的高级动物如鸟兽等,也有知觉,也能学习,也能思考,但总不超出它们的生存本能。人类则不然,他们在维持生命活动之外,还会去自觉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道理,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还会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想法,去主动创造和发明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事物,如古人所发明的房屋、车船、衣物等,近代以来人类的发明如汽车、飞机、卫星、互联网等等,不胜枚举,其技术之高明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就此而言,人类几乎可以媲美创造万物的“上帝”。有见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这种特殊性,中国古人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宋代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十五说:“天地人谓之‘三才’。天有天之才,地有地之才,人有人之才。……‘天行健’,天才也;‘地势坤’,地才也。‘灵于万物’,人才也。”有见于人类超常的发明创造能力,所以古人认为人可以“与天地合德,而通乎神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即参与自然界的造化运动,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事实上,中国古人未必真相信有一位高高在上、全知全能、创造万物的“上帝”。他们更愿意相信:天地万物都是自然造化的产物。而天地间唯一能认识自然万物的唯有人类,所以《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朱熹更发挥说:“‘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便没人管。”正是因为人有种种非凡的特质,人才有“弘道”的潜质和可能。
人虽有“弘道”的潜质和可能,但并不意味人人皆能“弘道”。为什么?我们知道,人有士农工商之社会分工,又有贤愚利钝之不同,并非人人有志于“求道”“闻道”。换言之,此处所谓的“人”并非芸芸众生,如前引黄仲元所说:“若但以圆首方足而谓之人,知饮食男女而谓之人,有之无益,无之无损,是人也亦物也,又何以异于人哉?”而只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圣贤哲人才会有那种强烈的“求道”“闻道”的志愿。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那么,“道”为哪些人所承载呢?
在中国文化中,无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认为“道”由圣人所承载。如儒家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解蔽》)“圣人,备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论》)《大戴礼记·哀公问》:“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者也。”墨家墨子说:“圣人之德,总乎天地也。”(《墨子·尚贤中》)道家庄子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法家韩非说:“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韩非子·扬权》)虽然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学说不同,所称之“道”也多不相同,但都一致认为“道”寄寓于圣人身上(事实上我们今天仍延续这种思维,只是“圣贤哲人”所指不同而已)。考察诸家对圣人的界说,有从道德层面说,有从智慧层面说,有从功业层面说,综合而言,圣人是道德、智慧、功业的最高体现和完美统一,如荀子所说的“备道全美者”。因而所谓“道不虚行”,必托圣人以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存乎圣人身上;“人能弘道”,自然亦非圣人莫属。“道”之所以由圣人所承载,是因为圣人与常人不同,如黄仲元所说:“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尊重那些“求道”“闻道”的圣贤哲人。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尊重那些继承和传播圣贤哲人之道的“弘道”之人,如孔门七十子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弘扬。
为什么普通人缺乏对“道”认知的热情与志愿呢?这是因为“道”超越于一般人的感性认知。而一般人不能超脱社会富贵利达的功利思想,日夜所思所想多为谋食谋利之事,为私欲层层束缚,如自封于蜗角之中。即使像管仲那样的贤者,也是“局量浅,规模狭,……私欲先已隔絶于其中,物我不能贯通于其外,若何充拓得到天地变化、草木蕃处?又安能与上下同流哉?”(同上)管仲这类贤人尚且是“局量浅,规模狭”,更何况那些芸芸众生“随声附和”的凡夫俗子呢!如陆九渊所说:“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言淆乱之中,俯仰参求,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诐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象山集》卷十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可以说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但是中国古人不善于概念的分析,所以关于对“道”的解说和描述总是处于一种迷离徜恍的状态,解释者或许会说,“道”本身是不能用语言和概念来解说和描述的,“说出来即不是”,于是采取一种“体道”“悟道”的直觉主义认识方式,这又不免陷于神秘主义。
以我们的看法,古人所说的“道”,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概念来对应,那就莫过于“真理”概念了。而“真理”又是可以解析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有了这些相对应的现代哲学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深入地理解“道”的概念。《庄子·天下篇》说: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凡此四名,一人耳。)
在我们看来,所谓“绝对真理”即使真实存在,因为它无法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验证,我们宁愿将它看作一种理论假定。“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这种“无乎不在”的“道”当然是一种“绝对真理”。对于它唯有圣人能认识它,葆有它。《庄子·天下篇》接着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种分裂“道”之大体的“一察”“一曲”之士,如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桓团、公孙龙等之所得当然最多只是一孔之见,“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所见所持最多只是“相对真理”,甚至只是一种荒唐、缪悠、诡辩的学说而已。孔子讲“人能弘道”,其着眼点当然不在于此。但我们能否因此便认为作为大圣人的孔子已经发现和葆有了“绝对真理”呢?古人或许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们今天只能说,诸子百家的学说都属于“相对真理”的性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所包含的真理成分更多一些,并且他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由相对真理通向绝对真理的正确之路。
要弄清孔子“人能弘道”之“道”的含义,须从孔门言“道”之语境及其对“道”的理解入手。抽绎《论语》一书,“道”字大体有以下五种含义:
1.道路之意。例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包咸注:“士弘毅,然后能负重任,致远路。”这里的“道”是指道路之“道”。
2.政治主张或理想之意。例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3.常理、规则之意。例如:“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方略、方法之意。例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
5.宇宙本原之意。例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道”字的本义是人所共由之路,从“人所共由”之意引申出常理和规则之意的“道”。而关于“常理”和“规则”,各人意见或不相同,进而将各种不同的策略、方法以及政治主张或理想也都被视为“道”。至于宇宙本原意义上的“道”,则是更为抽象和概括的“道”。在《论语》中,从“道”字本义来谈“道”的材料,反而很少,多是就“道”的引申意义来说的。从宇宙本原意义来谈“道”的材料也很少,而且《论语》明确说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即孔子一般是不从这个意义上来论“道”的。因而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就只能从其余三种意涵来解释了。而这三种意涵的意思是很接近的。宽泛一点说,都可已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理想。因而“人能弘道”一句,便可理解为:人能使某种政治主张或理想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从《论语》文本中所抽绎出的意思。
上面侧重讲了“人能弘道”,这一句还比较好理解,人能使“道”发扬光大。儒家的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不就是使孔子学说发扬光大了吗!
下面我们来讲“非道弘人”。这一句就不那么好理解。难道孔子的思想学说没有帮助人成长、使之成就为大器吗?从历史事实说,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培育和造就了无数志士仁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道亦弘人”。
但是,孔子说的“非道弘人”,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的。这意思是说,一种思想学说创立之后,如果将之束之高阁,不去弘扬它、传播它,这个思想学说不会自己爬出来,去教人发展,教人成长,教人成就为大器。只有去学习它、相信它、发展它,使这样一种理论学说成为一种思想武器,它才会发生理论学说应有的影响和作用。而随着“弘道”的过程,弘道之人也自然成就了自我,就像孟子弘扬孔子的“圣人之道”,也成就了自己“亚圣”的地位,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史册。这就是说,一个人“弘道”成功了,他自己也跟着成功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道”也是可以“弘人”的。
孔子所说的“非道弘人”,还有一层意思。有的人也去做了传播“道”的工作,他只会照本宣科来讲那个“道”。对他所讲的那个“道”,连自己都不真信,你让别人去相信它,有可能吗?还有,你不能将有关“道”的理论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个“道”与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格格不入,这个“道”又有什么用呢?这就警告那些搞理论建设的人,你自己要能信,才能要人信。你把它发扬光大了,才能带着别人一起学、一起信,一起去发展这个理论。一部经典或者多少部经典放在那里,它只是文献资料而已。你不信它,它就不发生作用。你不要指望一个已经形成的,或者曾经有过的那些现成理论能管几十年,几百年,甚至管几千年。如果没有人继承它,没有人宣传它,没有人发展它,它自己就会消亡,或者被人遗忘,淡出于社会。
三、余论
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是靠诸如政治制度、人文信仰、伦理道德、礼仪规范、教化习俗等等来维系的。社会由此而得到良性的运转,人们会说“天下有道”,反之,人们说“天下无道”。在《论语》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道”“无道”的字眼,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
孔子面对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他不是像一般策士那样为一家一国的利益作权益性的谋划,而是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着眼,构想“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这就需要在社会中确立理性、秩序、公正的价值理念。在他看来,人们对这些价值理念形成共识,就可以从根本上矫正扭曲的人性,改变荒谬的现实。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到哪里去找呢?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先王那里寻找智慧。他看到,上古以来“德”“礼”“孝”“仁”这些传统观念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在社会结构中和人心深处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于是他以温习和诠释《诗》《书》、礼、乐的方法,肯定和弘扬这些传统观念的人文价值,并试图以此作为精神的原动力,来建立符合人道精神的理想王国。这就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现实意涵。孔子以他的人文理想和殉道精神,赢得了世世代代人们的尊敬。
“弘道”之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代代有人,代代不同。这是为什么?其实,作为圣贤哲人的每一种理论学说,作为社会政治的每一种法规制度,都是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创造的。社会发展了,这些理论学说和法规制度也应作适宜的改变和调整。此正如唐代崔沔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济治之臣,无不弊之法。往古虽载其陈迹,行用实在乎主司。”(《文苑英华》卷四八一)
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人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安于现状的态度。那种在理论上不求创新,只会空喊口号的人,对他们提出一种更高的要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理论工作者也是一种激励、一种警示,让他们知道,在他们身上承担着“弘道”的责任,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弘道”者、理论建构者和实践者。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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