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辉的偏见与蒋庆政治儒学的谬误

作者：吴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西历2016-04-27 14:07

《政治儒学评论集》 任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对于台湾学者李明辉先生关于“大陆新儒家”的评论应该分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一方面，李先生认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的评论是相当片面的。另一方面，他对于蒋庆“政治儒学”基本理念的批评，尤其是指出其政治儒学的“乌托邦”性质则是有深度的批评，应当予以肯定。

李先生的评论颇有以偏概全之病。这是因为他只看到蒋庆与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而没有看到当今时代大陆新儒家的多元化生态，没有看到蒋庆、陈明的主张既非大陆新儒学的主流，也非其主要思想代表。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大陆新儒家中“新儒教”思潮或“乌托邦式政治儒学思潮”的代表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大陆新儒家。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学的思潮可谓风起云涌，百花齐放。举其大者，有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之别（以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及其当代信徒为代表），又有所谓“新仁学”（以牟钟鉴为代表）、“生活儒学”（以黄玉顺为代表）、“教化儒学”（以李景林为代表）之分。我也是主张“新仁学”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即提出了“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的儒学发展思路，并具体论述了“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与‘核心价值观’”。其他如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周桂钿的“一本五常”论、郭齐勇的“民间儒学”论、弓克的“一元六本十德”论、梁涛的“新道统”论、干春松的“制度儒学”论等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思想的深度。这些都反映了大陆学者关于当代新儒学发展方向的探索成果，其中大多数并不赞成蒋庆的“政治儒学”论，更不是“以蒋庆为中心”的。李明辉先生的偏见，反映了他对中国大陆当代儒学发展的生动活泼局面判断的主观与失误。

关于蒋庆“政治儒学”的谬误，我在五年前提交韩国成均館大学2010年11月24～28日举行的“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一文已对其谬误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与批评。现将我的批评意见概述如下：

蒋庆“政治儒学”论的基本思想是，第一，描绘了一幅被扭曲的儒学历史演变路线图。蒋庆认为，中国儒学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即“政治儒学”传统与“心性儒学”传统。“政治儒学”的开创者是孔子，其原典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其次是《诗》、《书》、《礼》、《乐》、《易》。孟子继承了孔子政治儒学的王道思想，荀子则继承了礼制思想，汉代董仲舒集政治儒学之大成从而“将政治儒学推到一个新阶段”。宋明儒学的根本精神是心性儒学，所以宋明时期是政治儒学沦落期。明末顾、黄、王意图接续政治儒学传统，但“势运难为，壮志未酬”，清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欲复兴政治儒学以促成中国现代化但未能成功。最后，西学东渐，政治儒学成为绝学。

第二，基于这一儒学史观，蒋庆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冯友兰、贺鳞等现代新儒家都归入心性儒学传统并对其作了严厉批判。他认为，现代新儒家继承的是宋明心性儒学。他们企图从儒家旧内圣之学开出西方新外王之学。但他们不仅未能证明儒家心性之学可以开出科学和民主，反而污染了原始心性儒学，使心性儒学丧失了生命，变成了抽象的思辨之学。新儒家盲目相信民主政治具有普适性，不知民主政治只是西方传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蒋庆认为，“民主不是天下公器、亦不是世间共法”，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合中国国情，而只有以公羊学为主导的汉代今文经学传统才是最理想的政治儒学传统，只需略加改造就能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因此，蒋庆断言，新儒家在外王学和内圣学两方面都是失败的。

第三，蒋庆政治儒学的逻辑归宿是走向复古主义的新儒教方向。其复古主义体现在他对“王道政治”的制度设计上。他认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三院制——即由代表儒教精英的“通儒院”、代表民意的“庶民院”、代表国家历史文化的“国体院”组成。它是提供三重合法性并能相互制衡的政治，因此，王道政治优于民主政治与神权政治。

尽管蒋庆的“政治儒学”论在批判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方面有某些精辟之见，但他的最大谬误有三点。一是将中国儒学割裂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两大对立的传统。其实，儒学无论在先秦还是汉唐宋元明清，都是集政治、道德与伦理于一身的道德人文哲学，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色罢了。孔孟儒学固然是“仁本礼用”的政治儒学，但它同时也是讨论心性，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中庸》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论“尽心知性以知天”、“仁义礼智根于心”等，何尝不是心性儒学；宋明理学家大谈心性，但其核心价值观还是三纲五常，其人生目标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字，其修身养性最终还要落实到治国平天下，又何尝不是政治儒学？所以，硬要从儒学传统中分离出所谓“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两个传统是一种简单化的分类法。

二是将儒学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截然对立起来。其实所谓“民主”的最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这在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学传统中确实是资源稀缺，但并非完全没有。先秦儒学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天地之间人为贵”以及历代儒家始终一贯的“民本”思想，就蕴含着对人民生存权、发展权和人民力量的重视，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命题，同时代文学家张岱提出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命题，显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民主思想的基因，并兆示着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是可以走向民主并接纳民主价值观的。而明清启蒙思想家的民主思想却完全是“土生土长”、没有受到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污染”的。然而蒋庆却认为民主自由是纯西方价值观，不适于中国国情云云，盖因对儒学民本思想传统的人文本质与民主内涵认识不足之故。

三是蒋庆所谓“王道政治”的“议会三院制”，实际上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与东方贵族世袭制、宗法制的混合型政体。在其设计中，“通儒院”议员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其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庶民院”的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选举产生。“国体院”的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的圣贤后裔、君主后裔、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各大宗教界人士担任。三院各有实权，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一致同意才能产生。试问：在这个王道政治结构中，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是庶民院还是通儒院或国体院？通儒院的议长“由儒教公推”，那么主持公推的人是儒教会长还是国家元首？如果是儒教会长，岂不是要导向神权政治？如果是国家元首，岂不是导向君主专制？而所谓“国体院”的议长、议员由世袭或指定产生，这不就是贵族世袭制吗？而且是个良莠不齐的政治大杂烩。显然，这种没有最高权力机构的三院平行式政体是无法付诸实践的。

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学”论实质上是一种“新儒教”论。蒋庆在一篇论新儒教构想的文章中说：“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复兴儒教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规范问题、生命信仰问题与情志慰藉问题……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

可见蒋庆确实具有强烈的儒教宗教情怀，但这种宗教情怀其实正是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影响下的西化思维，既不符合中华文化以儒学为主导、多元和谐发展的文明发展史，也不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国情，因而只能是一位新儒教鼓吹者的乌托邦梦想罢了，在实践层面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试问，经历了五千年以上发展历史的中华文明，都没有能创造出一个类似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文明，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也照样生活得很好，难道在科学昌明、人文精神高扬的现代中国反而需要建设一个新宗教的信仰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能保持对道德、对礼法、对历史的敬畏，就足以媲美西方人的上帝敬畏与宗教信仰，而无须“用儒教来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规范问题、生命信仰问题与情志慰藉问题”，因此，蒋庆所谓“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的命题完全是个耸人听闻的伪命题！

（澎湃新闻发表时，标题被改为《蒋庆先生可以代表大陆新儒家吗？》，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