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泽华，男，1935年生，河北省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主编并与人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290937.htm）


什么是国学，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共识。有的古今都包括，有的认为只限于传统的东西，有的更窄些，主要是儒学、六艺等。有资源实力的人在谈到国学时说“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学懂古人，才能谈得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一派茫然，所谓创新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汉晋唐宋以及清代学者为古代典籍作出的那些传记、集解、索引、正义、注、疏......古代的书籍及文化今天无人能解。”显然国学指的是古代的学问。当年章太炎讲国学，是针对西学而论的。当时大量西学涌入之后，他感到应该发扬一些民族的文化，于是提倡国学。后来，另外一些学者搞整理国故。但在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人反对。有一些激进的人不赞成。比如傅斯年（后来有变化）作为新潮人物，就持反对态度。稍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杨贤江也持反对立场。应该说鲁迅也是不赞成的，有人问他要读哪些古书，他说中国的古书一本也不要读。他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对章太炎后期的道路颇有微词。 

1949年以后国学这个词被冷却了几十年，这几年又开始提起并不断升温，有时还炒得挺热。从学术渊源上来讲，与这30年的文化热和儒学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更大背景，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经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瞩目的形势也有某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要发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为发扬民族文化，有人重新提出国学。 

现在的文化观念，可以说是多元涌动。对国学的认识也不尽一样。自称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大声疾呼要发扬国学，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就很不以为然。社会主义是主流，但其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对传统、对国学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展开争鸣。下边我提几个问题： 

一、国学作为学问与作为学科建设是否区分 

学问是个人的事，由个人自由选择。建立学科就比较复杂，首先要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说太大的，就以传统文化为限，“四部”学问都在里面，这怎么研究？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和精力？其次要有相应的学科建设。我们的行政很强，拍拍脑袋也许就能办，但课程是哪些？培养什么样的人？社会需求又如何？有消息说，有人鼓动大吏应从国学门出，真实匪夷所思。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代靠“四部”学问能管理国家？不能这样鼓动热血青年！再次，现在的学科中有“史”的部分，国学把这些都合并、取代？不然重复怎么办？难道在国学门中再设文、史、哲等等？有的学校建立了国学院或实验班，不妨先实验。切不可一哄而上。 

二、如果国学以研究传统的东西为主，最好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搞拉郎配。少搞“到贴金” 

搞国学除了进行一些基本的典籍研究之外，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或者说，要进行古今对话。在这方面不同观点的人各有其说。我印象张扬儒学说得比较多。他们把现在的许多概念都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比如说讲资本主义，便名之曰儒家资本主义；讲社会主义；名之曰儒家社会主义；讲民主主义；名之曰儒家民主主义；讲自由主义，名之曰儒家自由主义。将现在出现的许多观念都和儒家联系在一起，比如公正、正义、公平、契约、人权、人格独立、人文精神、道德、和谐、以人为本等，都要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历史资源，甚至于认为都来自于儒家。现在社会上高分贝惊呼道德扭曲、道德沉沦、道德沦丧，于是便倡言要从儒家道德来挽救。在这个思潮中，有的是从学术研究来论述儒家与今天道理相通，这足资参考。但也有的则提出用儒家对现实进行制度改造，将儒教改为国教，使儒教国家化，建立什么“通儒院”代替人大，将中国纪元改为孔子纪年，小孩要从小读经，这些简直是走火入魔！ 

儒学是一种历史现象，如果抽空历史的内容，搞抽象继承法，哲学家们或许可以，但搞历史的恐怕不宜。 

“通古今之变”，应该特别注意后边有这个“变”字。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古今有了巨变，如果国学说的是“四部”之学，显然属于前一个阶段的产物，“今”则是历史的新阶段。时代不同，许多名词、概念虽然一样，但其内涵有了阶段性的改变。有人讲中国历来都是讲和谐的，而且是大和谐。但我说，古代说的和谐是等级贵贱金字塔式的和谐，现在讲的和谐，是宪法、平等、博弈和契约式的和谐。和谐这个词一样，内容大异。 

古人的思维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很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混沌。混沌不是说不清楚，而是指缺乏概念限定和明确的逻辑关系，它的思维讲究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性的思维。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是一种组合结构，我把它称之为“阴阳结合结构”。阴阳观念在中国思维中影响较深。所谓阴阳结构，就是有两个命题相互对应。你很难用一个观点一直说下去，讲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另一个。比如讲民本，许多学者由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国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还有一个词：君本。君本、民本两者是相互定义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是“君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众的主人，这与现代的民主概念不一样的。君为民主，民为邦本。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结构。你只抓其中一点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只讲一点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尽心、知性、知命，你看，“我”和宇宙一体了，多么伟大。但是这只是命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个命题的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纠缠在一起的。董仲舒说得好，什么是王，王就是贯通天地人者，当王是天的体现时，那么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天人合一的空间就少了。你讲礼就是和谐，可以吗？有子是说过，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礼可不是礼貌，见面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礼的核心是讲贵贱等级之“分”。在这种贵贱等级中，再求“和”。“和”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与“分”连接在一起。你怎么就能说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和谐呢？再比如说道，道这个东西最崇高了。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该是多么豪放呀。当道与君王发生冲突时，又是“道高于君”的说法。光从这一点说，真是理性至上，也是一种美的境界。但下面还有一个命题在等着你：王体道，王就是道。后来又讲：道从王出。所以也是一个组合问题，并不是从一个“道”的原命题可以一直推下去的。当“王生道”，王“体道”时，你说这个道又是处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崇拜圣人，很多人把圣人说成是理性的人格化。但是还有一个命题：“圣王”。把圣和王结合在一起，圣王比圣人和君王都要高。战国以前君主们不敢自称圣王，自从秦始皇即位后就讲，我就是圣王，以后历代皇帝都称圣王，圣字和王字的联系最多。我曾经让一个学生用电脑统计一下《二十五史》中圣字和哪个字组合较多，统计的结果是圣字和王字的结合最多。 

阴阳组合结构，阴阳比重不同，就是阳的东西不能变的。比如讲民本和君本，君本为主，民本为次、为辅助。民本不能否定君本，民本为君本所用。所以阴阳有关系不能错位。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事实，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所以我最不赞成的是 

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人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 

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 

前些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孔子褒扬了一番，让我们看了很舒心。2004年又有一批领衔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更凸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时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最近读到另一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现在已经没落了， 

诸多先生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像“宣言”中所概括的，反之，把“世界”说得那么差劲，试问，“中华”在“世界”之中吗？中华就没有“世界”那些毛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中华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系统，只说精华显然不能成立。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难道阿Q精神、酱缸精神等等，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在矛盾中陈述，精华也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民族精神不都是在美的诗意中展现的。用美的诗意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未必有益。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要历史地考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精神，同时还要用“二分法”来分析，每个民族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优劣”，但我认为，从比较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先”“后”，所以才有“先进文化”的提出。 

如何分“先”“后”，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民族内部有 “先”“后”，各民族之间也有“先”“后”问题。从大局来说，“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问题。 

我还是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五种产生方式的表述可以讨论、更改，但不能因此不承认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我仍然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国家在世界大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应该是出于后进、后发的阶段。30年来我们的巨大进步和发展非常的鼓舞人心，也令世界瞩目。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后”字。我们不甘心“后”，我们要从“后”向前赶。但这个“后”仅仅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过去总是强调我们的所谓的“先进性”，又强行实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超历史阶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强行超历史阶段。 

如果爱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的是阻力。无需过多责怪书生吴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现代化扼杀在摇篮里！翻看一下《翼教丛编》不难找到杀气腾腾、血淋淋的霸语。何止语言，在我们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因反孔教而被诛的漂游冤魂！在历史上儒家不是那么文质彬彬的，也是浑身充满杀气的。孔子说过：“不教而诛谓之虐”，但不服儒教而被杀的就是“善”！ 

如果平心静气地说，五四以来，国学、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文革”似乎抛弃了传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现“传统文化”，试想想，“忠”字化运动、个人迷信、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读天天讲等等，都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原型。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扬法，应该说都与国学有关。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文革”封建主义大泛滥，儒、法都有其功。把“文革”说成与“传统”断裂，实在是一种误解。“文革”无疑有其自身的东西，但就与“传统”关系来说，我认为是“传统”的主旨——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复活。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啊阶段的差别。从主要矛盾角度看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振兴传统等。 

我不赞成对传统文化提倡“认同”，即使有所继承也只能使在分析、再创造中吸取某些养分。现代化的文化主要是新时代的创造和学习更先进的东西，并在历史中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这还有疑问吗？ 

为了民族的发展，我们要敢于向一切先进的学习，不管来自何方。何兆武先生提出，作为科学的最基本道理，不应分中外。我赞成何先生的看法。但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有别，只能从具体情况中出发求其适应性。学习也不是一簇就成的，要试验，要找到衔接点和适用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建设一个自己的文化形象，是非常难的事情。比如说现代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究竟有多少是传统的东西？恐怕主干部分是近代一百年来从西方引进而来的。无可奈何，我们必须接受。关键是要维护我们民族发展的利益，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从哪里来的，只要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拿来了，我们学到手，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实看看日常的所穿、所用、所住、所行，有多少与引进来的无关？我认为只要对我们的民族发展有利，成为我们生活因素，这就是民族的，我们拿来了，接受了，有利于我们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些年的大发展，不管它是哪来的，我强调的是，只要对国家和人民的提升发展有用，带来了利益，就是我们民族的。 

我们的经济有了惊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观念同样也有了巨大的改观，正是向现代意识转变。诸如导向现代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和谐意识、民主意识、多元意识、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契约意识，凡此等等，在改革以前是十分匮乏的，即使有也是出于犯禁的窘境。随着经济日益发展，现代化的中华文化也会走向强势。现代的文化主要要从现代生活中提炼，要围绕生活来提出新问题，求索新观念、新价值。不要用“传统”来当裁判。 

时下有一股很强劲风，就是批判激进主义，批判“五四”，我是断然不赞成的。“五四”当然可以分析，激进主义当然更值得反思，但我认为激进主义的失败也比固守传统有历史意义。我认为不应因批判激进主义而倒回到传统。 

论者还提出要用“国学学科”来“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真可谓以古度今，以寸量尺。如果我们目前的“学科制度”有什么“利弊得失”，主要应审视其道理和是否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怎么能用“国学学科”来衡裁？这是不是现代的唐•吉诃德？我余年无多，若还能看到用“国学学科”重塑出来的更适合现代化的新学科横空出世，届时我一定五体投地。 

论者又说：“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我们是现代人，谁也难免不犯“倒贴金”的毛病，但这种从理论上公开张扬整体性的“倒贴金”，无论如何是历史学的大忌。 

更让人生疑的是，论者竟把“国学”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夸大到这般地步，真难让人理解！ 

新儒家曾热衷颂扬新加坡是在儒学指导下腾飞的范例，被李光耀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不以李光耀的是否为是非，推崇者尽可以接着说。我希望再论证一下，中国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中有哪些“战略”因素是国学、儒学的？请细细道来，把这30年说透了，对未来的“战略”意义，可以增加证据。这不是“将军”，而是期盼。 

四、国学是否着重研究民族精神 

现在各学术分科都有与国学相关内容，且都是重头，这30年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学不可能把这些包容进来。章太炎等倡国学的初衷是寻找与发扬民族精神，现在重新提出，是不是以此为主要对象，深入、系统研究一下民族精神发展过程？ 

在我看来，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现象，没有什么一贯的、不变的、固定的民族精神。大而化之，商周时期基本上还是个神秘的世界。从诸子百家之后，文化是转型了。有人概括为人文精神，在深入追下去，比如人文的主体是谁？应该说是圣人，而圣人的最高形态是圣王。秦始王就是第一位称圣的帝王。孔子、儒学的地位与帝王钦定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这个大背景谈人文、孤立突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的。到了近代，中国又发生了新的文化转型。 

历史进程中有许多难题，很难评价，国学是否能给以特别的关注。下边罗列几个问题： 

倡导国学、儒学者都说中华精神是和谐，是否应具体地把和谐呈现出来？哪些是和谐，有不和谐吗？具体到社会的人又如何定位？把和谐吹到云霄，弄成空灵，离开血与火的事实行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四”时期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还成立吗？ 

多年前某大学一位博士论文写的是钱谦益，让我评论，我说我评论不了。肯定钱谦益，史可法等等的抗清如何定位？记得范老？（文澜）说过，明朝该亡，满族是带丰厚的嫁妆来的，“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的批判。这些问题至今似乎也没有深入研究。 

李约瑟问题，有人进行了回答，我的印象似乎没有一位作者给儒家文化开绿灯的，这时怎么回事？ 

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说得那么棒，可是怎么没有把中国比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反而是百般阻挠。事到如今，转身又要救世界之弊。这是怎么回事？ 

传统社会的帝王老子与官宦都高唱儒家道德，可是官场的反道德却是常态，这又怎么解释？ 

上述诸多问题，都与价值、理念、传统文化精神相关。


原载于《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9年第05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