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对方的观点不正确或没有根据，但不能说对方居心恶毒、政治反动；我们可以批驳对方的观点，但不可以侮辱对方的人格，使用“袁伟时、薛涌之流”这样的蔑称。其实，这样地出口伤人，受到损害的不是对方，只能是自己，只能让人觉得你理屈词穷、气急败坏。饱读诗书，倡言礼义的儒生不应如此待人。

    当然，文化立场难于避免，如果限于思想学术争鸣，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其必要，是好事。但像纪宝成校长这样握有行政权力的领导，在从事一件文化教育的事情上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偏颇的、在中国思想界有争议的立场，那就不合适了。

    即将进入人大国学院执教的袁济喜教授，在发表于6月14日《新京报》上的《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一文中，严厉批驳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评纪宝成校长“振兴国学”论》中的观点，在4000多字的长文中，用了3000字来辨析“脊续”一词的使用是否正确。照道理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笔墨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但我再三拜读，除了感到虚张声势之外，却一无所获。

    袁济喜教授旁征博引，说明了“脊”就是“脊梁骨”，其实这一点用不着费力气，关键是能否用“脊续”一词。惟一有点关联的是《说文解字注》中解释道：“《释名》曰：脊，积也，积续骨节脉胳上下也。”但“积续”一词可用并不自动保证“脊续”一词就可用，就如“联”字的首义即为“连”，但我们只可用“连续”而不可用“联续”，字词的使用是复杂、讲究的，不像在数学中那样可以机械地等量代换。

    袁伟时教授认为“脊续”一词不可用，理由之一是收词最全的《汉语大词典》没有这个词，其实非常权威的《辞源》和《辞海》中也没有这个词。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辞源方面的引证，但应该指出，袁济喜教授对古文献的引证并没有给出证明。

    另外可以考虑的是，如果“脊续”一词被大量、普遍地使用，我们就不能遽然说使用它不对。袁济喜教授说，随便翻翻内地与港台的书刊、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论著，或者文科硕士与博士的论文，都可以见到这个词的使用，并因此挖苦袁伟时教授因忙于批判他人而无暇翻检古籍与学术书。

    但我问了许多经常阅读上述书刊、论文的文科教授，包括香港、台湾的教授，他们都不知道、不认为可以使用“脊续”一词，难道能说他们都是无知或不学无术？

    袁济喜教授还教导袁伟时教授说，他可以上网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一定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脊续”一词的用法，而他“不想将这些条目一一列出来，以占用宝贵的版面。”

    我到网上去搜索了一下，结果如下：google有361项，百度有397项，在这总共758项中，97%以上都是来源于纪宝成校长的讲话，这种自我证明当然算不得数。剩下的情况是，几篇游记中说“沿脊续走”，几服中药处方中有“狗脊、续断”，两条气象公报中有“脊续在19N，整体势力仍强”显而易见，这些都不能成为袁济喜教授的例证。758项中惟有一项靠得上谱，好像是台湾报纸上一篇文章，其中有“脊续李前总统”之语，可惜网页打不开，不能仔细研究，判断其用法是否得宜。

    我不知道袁济喜教授不屑于“一一列出”的用法到底有多少，是些什么。我不是说袁济喜教授不可能在内地与港台书刊、研究论著、文科硕士与博士论文、网上或其他地方找到例证，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举出几类例子以供讨论，却只是把笔墨花在以各种方式嘲讽和训诫上。

    我还要指出，即使可以举例说明有人使用“脊续”一词，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比如，现在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空穴来风”当成“毫无根据”使用，但查一查成语词典就可以知道，这是把意思理解反了。

    所以，考虑一个词用得是否正确，应当把使用的普遍程度和词典的权威解释结合起来考虑。袁济喜教授真理在手、胜利在握的口气并无根据。如果说虚张声势无助于辨明问题，那么这还不是这场辩论中最糟糕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位教授彭永捷在题为《驳袁伟时、薛涌对成立国学院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恶意言论》的文章中竟然攻击对方“担心中国因此不能纳入某些国家某些国际势力的轨道，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否则难以理解一个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这么充满歹毒的恶意，对于自己的同胞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么放肆地诬蔑和捣乱”，还说袁伟时教授“和陈水扁倒有几分相似，是个战术家，不是什么战略家。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学者群中，像他这样年纪一大把思想却如此偏狭极端且一股子捣乱心态而毫不知自尊自重的人真是少见，可谓虚长岁月，不长见识。”

    这种言辞出自自命为继承和弘扬儒学的教授之口，真是匪夷所思。我以为，不用多少见识和涵养就可以明白，在论战中用词激烈和进行人身攻击，是很容易区分的两回事。大家尽管对国学是什么，它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如何有不同看法，但前提是承认这是学者之争，我们可以说对方的观点不正确或没有根据，但不能说对方居心恶毒、政治反动；我们可以批驳对方的观点，但不可以侮辱对方的人格，使用“袁伟时、薛涌之流”这样的蔑称。其实，这样出口伤人，受到损害的不是对方，只能是自己，只能让人觉得你理屈词穷、气急败坏。饱读诗书，倡言礼义的儒生不应如此待人。

    至于我个人，当我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学院的消息，以及最新关于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的消息时，我的基本态度是高兴和乐观其成。同时，我认为某种批评和质疑也是必要的。

    应当承认，在20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国大陆年轻一代人中，基本国学知识和修养几乎等于零，这是很不正常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里和社会上的国学教育和普及工作也是少得可怜，在这方面，不论是设置教程、教材，还是建立研究院、办刊物，只要有条件，都可以大力进行。以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长，国学知识和修养尚待补课的任务之艰巨，不要说在人大和社科院宗教所建立学院和研究中心，就是有十倍以上的教育研究单位设立类似机构，也不应嫌多。

    如果问题基本上属于文化建设和教育，以及学术的研究和扩大对外交流，那应该没有争议。分歧出在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据我的理解，袁伟时、薛涌等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也只是针对这一点，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旨在增加国学知识、提高国学修养的举措。

    当然，文化立场难于避免，如果限于思想学术争鸣，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其必要，是好事。但像纪宝成校长这样握有行政权力的领导，在从事一件文化教育的事情上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偏颇的、在中国思想界有争议的立场，那就不合适了。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把自己设置的机构叫做儒教研究中心，很能说明问题，研究宗教，在各个层次上增加、普及一种宗教知识，那是有益的文化建设工作，但如果出发点和目的是培养某一宗教的教徒，对于国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则是不合适的。纪宝成校长的言论引起较大的反应，道理也在这里，这些言论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范围。他固然有权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例如在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上），以学者身份表达他特定的思想文化立场，但不应该在他的职务工作中执行一种特定的、类似宗教的、有争议的使命。

    区分文化教育、普及知识和培养信徒，在目前这场大讨论中特别重要。许多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国学知识，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这方面的基本常识，我觉得现在热心倡导国学的人最好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文化补习的教师，而不要把自己定位成点化门徒、拉人入教的教主。这种人确实有，比如2004年读经运动的首要发起人就说：“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总之，我认为儒教或者国学的前景包括大力吸收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以当前的情况看，倡言者应当注意考虑行政中立性原则（即把个人的文化立场和职务行为分开），以及在学术争论中学会严密的论证，而不是靠气势压服别人。不用说，这个原则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200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