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安在：国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使命

作者：姜广辉、马勇等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七日乙巳

      耶稣2016年5月23日

国学沙龙上半场：斯文安在——国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使命

主持人许戈辉：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对话论坛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欲望和矛盾并飞速发展的社会里重建斯文，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会分上半场和下半场，我先请出上半场的论坛嘉宾。

有请湖南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先生。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先生。

有请几位台上就坐。有请梁涛教授担任本场沙龙的嘉宾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

梁涛：各位嘉宾、各位学者、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国学沙龙上半场开始。我们的主题是“斯文安在：国学的当代价值和使命”。

我现在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四位对话的嘉宾，在中间的就是岳麓书院的姜广辉教授。旁边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葛承雍教授，也是我当年的老师，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唐代文化概论，在复旦大学做教授研究唐代文学的。还有我们著名的马勇教授，研究近代史的。

姜老师，我们十年前的时候非常怀念那段时间，我们在做经学的研究，13年写了六卷本。我们今天又讲“重建斯文”的这个话题，政府层面我们又不断地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国学和我们政府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人说没有把这个仁爱、仁义放进去，用了更“友善”，是不太满意的。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湖南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

姜广辉：我们现在是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

姜广辉：第二届致敬国学的一个主题叫做“重建斯文”。什么叫做“斯文”？我的理解就是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为什么要重建？是因为这个价值观体系已经差不多破坏殆尽了，这一百年来发生过两次大的运动，一个叫做五四运动，一个叫做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大的运动都是以反传统为特征，文化大革命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它的影响至今还在，余毒至今还在，我们这个拨乱反正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在这里讲致敬国学，我相信我们全国也有若干的人并不见得认同这样的一种理念，这就需要我们多做一些宣传，希望这些人能够转变看法。

今天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刚从长沙来坐汽车，就看到马路上有非常鲜明的横幅，有两句话，“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为什么叫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起来，它还是像小苗一样，它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它不是我们现实的存在。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0个字是不是我们现实社会都有了？没有！我们又讲，“必须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在一百年间被批判掉了，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现在是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这个时代相当危险，我们出了种种的事情总是跟这个有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到，可是你的传统的价值观又没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回来，落到地上，要对传统优秀价值观能够认同，优秀传统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有一个过渡，这个意义在这里。

我们之所以有一些好像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反映我们传统的价值，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重建斯文”，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谢谢！

梁涛：谢谢姜广辉先生。姜广辉老师提出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革”。“文革”我们分歧相对少一些，但是“五四”的话，大家近一些年的认识分歧多一些。我们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一次国学高潮其实是恰恰在“五四”以后出现的，很多国学的机构，国学的研究，国学的推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反传统的运动，造成的结果却是国学开始研究宣传的一个深入，请马勇教授说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

马勇：近代中国文明走出新路

马勇：确实在近代以来，实际上“斯文”的变化也主要就是中国命运的变化。我们看过去几次中国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遭遇和它后来的变化，实际上就和探讨中国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中国文明本身的自信心使得它接触西方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我们文明要变化，我们去看1860年中国开始下决心学习西方，中国主流意识在那一个漫长时间段当中并没有觉得我们应该随着舰船利炮的的进入改变我们的文明。这个信念当时概括起来就是“中体西用”。这样一个信念应该说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觉得是强加的，也没有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干预。从1860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当中，人民觉得中国缺的就是坚船利炮嘛！大家觉得面对西方的东西就是缺少坚船利炮，缺什么补什么，理所当然。在1860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确实是国补的坚船利炮，补进来之后中国觉得我已经强大了，到了1891年的时候中国觉得我的力量可以和世界说“不”了，我们才看到1890年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不这样了——发生了1894年的战争。

战争之后我们去看中国人当时的想法，有没有觉得真正是一个文明的问题？也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讲鸦片战争，中国民族自信心、文明自信心被粉碎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觉得不是这样。因为1898年的时候，张之洞仍然强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逻辑关系很清楚。1895年《马关条约》认为我们制度架构上面有问题——日本能够在一个小国打败一个大国，我们有坚船利炮日本也有坚船利炮，日本为什么打败我们？有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1895年也是补的制度层面，把中国推到一个制度变革维新上面，在制度上调整，走上君主立宪——就是君主的权力有一个权力边界，文明上面仍然没有出问题。1898年的中国并不是说要把自己的文明彻底地放弃了，像日本一样的全部学习西方。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从帝制变成共和的时候，中国都没有觉得“我的文明过时了”。是在什么时候？1895年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起来，就觉得国家没有力量。走来走去走了用70、80年的时间。我们学西方，最后还是没有力量，我们面对一个“二十一条”，面对山东问题，国家没有力量解决。从1895年开始，大家才意识到这里的问题，觉得文明怎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发生的事件，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即1915年开始袁世凯推动帝制。制度层面从共和走向帝制，和十几年来中国认识的价值观不对。梁启超告诉大家有共和体制，有君主立宪的体制，大家觉得从君主专治到君主立宪是正当的，从君主立宪到走到共和是有问题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推动了1915年《新青年》的发生。国家面临着“二十一条”没有力量，推动了一个极端的思潮，就是觉得所有的问题，70、80年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没有崛起。《新青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有中国人的最后的觉醒，就是伦理的觉醒，道德的觉醒，文明的觉醒。我们今天讲文明的自觉，真的这样讲吗？这么讲，1915年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推动极端向西方学习的全盘西化。

但是也没有几年的时间，人类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知识人又看到一个问题：西方也不行。1914年严复给弟子写了信：科学怎么样？杀人功夫更好，更残忍，问题更大。1916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实际上在这种文明自信心上，也是在较着劲。1918年一战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很快就走向了一个真正的——国学的整理也好，还是文明的重建也好，或者斯文的重建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油然发生。1919年梁漱溟的演讲重新开始思考东方文明的价值，他就认为东方文明可能不是原来解读的这样，也不是说一定要学习西方，东方文明当中也有它自己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环境和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毕竟当时有一个文明文化和自由讨论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胡适，当时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全盘的反传统结构是传统经过了一个淘洗，传统当中有价值的东西慢慢的就沉浸出来了。

当然了，也有另外一个传统主义。梁漱溟这一波人慢慢起来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明特别是儒家精神实际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解读出来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治变革发生调整的时候，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其实中国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现代文明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接。无论是看联合国宣言，还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中华民国当时宪法，可以感觉得到，东西文明之间冲突基本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这个文明调整，尽管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文明是比较自由环境当中一定找到社会应该有的斯文、尊严、价值。谢谢！

梁涛：谢谢马勇教授。马勇教授有一篇文章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火，就是讨论这一代领导人的学历和受教育的情况以及对他们执政方式的一个预测。当时好像没有分析他们的国学。他们这一代的国学教育可能是不多的，但是他们对国学的传统化这么重视。我觉得这值得下一次再写这样一篇这样的文章。

陈尚君教授研究唐代文学。唐代文化有它的独特性，就是它的开放、包容、雍容大度。我想听听你对这个国学的理解。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中）

陈尚君：现代学者应尝试继承古人精致的学术品位

陈尚君：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对于国学的问题谈一些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次国学大典提出重建斯文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受到西学革命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可以说是中断的了。我们说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没有中断，虽然欧洲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西班牙，或者希腊都保留了大量的神学的隐修院，甚至希腊的圣山共和国是始终坚持不变的，有这样一个延续。但在中国百年的历史之中，我们感觉到的就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逃革命”。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是被终止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重建斯文的问题，可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学？什么是斯文？什么是传统的学术文化？我自己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觉得从古人的立场上来说，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是他们的思想学说、文化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的诗人始终有华夏文化的情结，有个人对于国家应该尽的责任，也包括了社会道德的完善，个人人格的完善，国家文明制度的建设，政策的调整以及作为一个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等众多的方面。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怀，实际上在传统学术的滋养之下是影响到中国许多传统诗人的。

唐文治先生在清末官做到农工商部的侍郎，在慈禧的脚下做过事。他到世界各国访问，见过英王、比利时王和明治天皇。他在比较了不同文明传续发展的状况后发现一个问题：世界各国都把说出自己的文明作为发展本国文化重要的举措。五四以后，他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文明斩断后引进西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重建斯文的意义确实是非常之重大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滋养下文人的家国情怀，在逐渐地流失，甚至从现在官员的腐败，社会问题，到一些家庭伦理惨剧以及社会热点新闻都可以感觉到重建斯文的价值。

我想“斯文”，包括文字、文学，也更多包括从国家的层面的设计，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调整和重建等许多方面。这些都是国学应该包含的责任。从另外一个国学格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国学是和西学相区隔的。我们经常讲国学是四部之学，这是一种说法。也有说国学和儒家等同性的。我相信儒学是国学中最核心和最主要的部分。但是我认为，国学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儒学。如果把国学和四部之学相比较，我想经学是关于天地、自然、人间社会、人文关系到国家制度的一个指导思想。史学则是先贤对于国家治理、个人人格完善和遗留史事的完整记录。子部的学说则是把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学问加以记录，保存下来。而集部的学说则是个人的诗文发明创作的一个记录。所以四部之学有它特殊的分别的意义。实际上，从《隋书·经籍志》的结构来讲，因为它是从阮孝绪的《七录》来的，在四部以外包括佛和道，即应该是六部。《四库全书》就是儒藏，是相对于佛藏和道藏来讲的。其实佛道也是国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个层面上讲，传统的学术讲义理、考据、词章。现在可以看到义理是不同的概念。考据的延续做得最好，可以说现在的考据比古人更为精密、深入、具体。但是词章的方面，斯文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是把这部分的学问全部中断掉了的。现在要古典诗词的技巧非常娴熟并达到古人的水平，是很难的。尽管还有很多前辈能写一写，但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在这些方面，重建斯文都有必要补充和加强。我还想讲，传统的学术实际上是一个有钱人的学问，是一种精致的，讲究格调的学问，古人有时甚至是讲到要当成终身事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学术论文都显得很仓促，以及存在数量的堆积。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世界的学术被广泛了解，如果能有更多的靠近传统学问的精致的精神，追求传统学术的学术品位，对古人已有的学术功底和格局的持续坚持，和现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能够把国学和西学很好地结合的研究手段，最后在不同学科的基础上融汇综合（的学者），现在是可以成为国学或者文史哲学术大师的时代的。我觉得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应该有这种胸襟，气魄和追求。

梁涛：陈尚君教授提到国学的内容，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儒学，和四部之学。这四部之学也是我们传统的华夏民族以及汉民族建立起来的。这就有一个问题：汉民族之外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怎么处理？所以我们人大国学院专门设立了西域研究中心，也是来研究西域文化。这个问题传统来看是用夷夏之辨来讨论的，中原是华夏，西域是夷狄，这里有一个贬斥的意思。其实我们这里的夷夏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它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中共同发展的。我们这里请葛承雍教授来讲讲。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

葛承雍：儒家经典千年前已通过多种文字在西域广泛流传

葛承雍：谢谢诸位。梁涛教授说我们的主题是重建斯文，普及国学，国学面临的挑战以及命运。因为我是做文物研究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儒学普及的问题。1967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83号墓地出土了卜天寿文书。文书记载了一个小朋友12岁写的诗，也写了当时他习字识字的范本。我们把它叫作学童课本。我们可以看到，文书中涉及的小朋友12岁诗抄的作品，当时他已经是从学童到学郎的阶段。当时是1972年，郭沫若先生先写了文章并在《考古》杂志和《文物》杂志第一年和第三期发表。后来人民出版社又写了《出土文物二三事》，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关注。文革时期文化萧条，在那种情况下出现这样东西是非常令人关注的。而且当时学界一些前辈都尚在坐牛棚，还没有解放。郭沫若公布出这个以后很引人关注。里面还有坎曼尔写的诗，最著名的就是“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这个文书出来以后主要作为在新疆那儿出来的反帝反修的一个证据。但是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关注，文革中出土文物的书在世界各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包括博物馆里面都有。所以我每次到那儿去都很激动，都要抱着这一本书照相留影。根据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可以反映出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国这个时期，有很多这一类的《礼记》《尚书》《千字文》，包括学童识字的诗歌、杂言、杂语等据我们统计有几十种。在当时的情况下，高昌，现在来说是一个西域的大国（我们指的西域主要是讲新疆地区），这样一个地方出来这么多的学童教材和学字认字的练习课本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即在那个时候高昌国已经有了学童对儒学的学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学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学做诗，要压角韵，还有雅言。他们被教育从小说话就知道要注意选字、选词的文理。我们直到文革以后才反思。在此之前的一些雅言、用语都被打掉了，越说粗鲁的话越是革命的表现。而一千多年前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吐鲁番的这些文书却体现了其他的民族亦知读儒家的书能体悟仁义礼智信，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些卷子出来以后有回鹘文，藏文，梵文，突厥文等版本。通过这些文字翻译了儒家的经典。那些学童不容易，原因在于他们也是双语教学。史书也有很多记载关于儒家经典在西域的流转。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在孩子中从小普及学习。我觉得对普及国学、真正重建斯文很有启发意义。

嘉宾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

梁涛：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大师焦虑症”

梁涛：好。谢谢以上四位的嘉宾，我刚刚看了时间，可能因为许嘉璐先生没有来，我们提前了15分钟，所以我就放得宽一点。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我还想用一分钟总结一下。刚才陈尚君教授提到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出现大师。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大师焦虑症，老想什么时候出现大师。我没有你这种自信。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尽量成为大师，不能对自己的文化抱妄自菲薄的态度，要深入其中。第二，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世界的眼光。最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今天杜维明先生引用的陈先生的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最核心的，没有这个妄谈大师。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我们再次感谢姜广辉先生，陈尚君先生，马勇先生，葛承雍先生和梁涛先生，谢谢刚才和我们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你们的学识和见地一定讲得不过瘾，我们听得也不过瘾，所以希望有机会你们常来凤凰卫视，我们国学平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我们还有众多凤凰的观众和网友在期待着你们。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