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作者简介:杜维明,男,祖藉广东南海,西元一九四〇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一九六六年哈佛博士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九八一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后担任东亚系主任,一九九六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二〇〇八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
现代年轻人正在体现儒家最基本的价值
作者:杜维明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三日辛丑
2016年05月19日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岳麓书院主办的“致敬国学:2016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于2016年5月19日在北京故宫举行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凤凰网独家对话了现场嘉宾、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哲学研究院副主席、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他表示国学大典不仅是为中华民族包括海外的华人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而且向世界说明我们这个新的认同是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之下为大家提供参照。恢复传统不是整理国故,而是让它活生生的鲜活的精神能够在我们世界体现出来。他觉得,儒家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其实都是现代年轻人能够体现、应该体现的,而且正在体现的。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凤凰网的国学大典,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您认为传统国学对于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会提供哪些帮助?它在哪些方面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杜维明:传统其实是现代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传统和现代分开。活的传统是一个很开心的创造转化的过程,传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一种自我了解就是自我认同,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大家都在关切,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政治力量大了,我们的文化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被了解,我们也希望了解世界。那么国学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基础学,它经过长期的发展,凝聚成了一种生活的智慧,它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仿佛就是一套典籍,可是它有非常深刻的客观的制度、文化方面的力量。我们现在尽量在恢复传统文化,这个恢复不是说是整理国故,这个当然是重要工作,而是让它活生生的鲜活的精神能够在我们世界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到世界各地方旅行的游客,他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行为他的态度,他和人之间的沟通,他所留下的印象都带着中国人的烙印。那么国学就希望通过这一种文化的陶养,对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
凤凰网:一个社会的活力和未来的希望都在年轻人身上,而我们通常一想到国学会觉得特别厚重,甚至有些沉闷、艰涩。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它的主要受众也是年轻人,可是作为互联网我们主办国学这样一个盛典,不知道您觉得在国学和年轻人之间,怎么让它有一个良好的互动?怎么能让年轻人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喜欢上国学?
杜维明:我想越年轻他们掌握的技术越多,他们掌握的资源越丰富,他的动力越大。而且年轻人的视野比较宽广,和全世界都连在一起,他们自己之间也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我们现在一般的了解就是越年轻越对于全世界的一些事情感觉到兴趣,比如对于环保比较敏感、对国际秩序以及将来如何发展越关怀。因为有互联网的关系,力度也非常大,年轻人之间的交通也非常大。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叫做沟通与理性,通过沟通来建立社会的和谐和创造它的价值,所以我认为儒家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其实都是现代年轻人能够体现、应该体现的,而且正在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仁爱的仁,而这个仁的价值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同情心,大家对其他人的事情感同身受,很多在社会上不平的事情出现以后,大家都会感觉到愤慨,对各个问题都加以评论,而且听的能力非常强,愿意和各方沟通。一个人在儒家讲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仁爱的仁字本身就有两个人。
另外仁字也可以写成身和心,就是人们的身心如何联系的问题,现在一般年轻人因为互联网可以激发各种不同的感情,所以对听的艺术基本上比较缺少,就是聆听,现在电视所代表的和电台所代表的。我最近和美国的电视台和电台的接触,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培养一种聆听的艺术,一种沟通的对话的艺术。对话也要需要有容忍,你要承认他人的存在,你要尊重他人,你要和他人能够进行长期互惠的沟通。那么这中间有一个原则很值得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在对话的基础上我们靠什么样的心态?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是“己所欲而施于人”——我认为好的我要和人家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传统,“己所欲施于人”是基督教的,两个都有价值,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下,这两个价值在对话沟通的时候,哪一个更实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不一定就决定我对话的对象也认为是最好的,他可能有另外不同的想法,这是一个现在多元世界所体现的价值。所以我先要了解他想要什么,他愿意要什么,然后我们再进行互相的对话。假如我认为好的,我复印我传给你,如果你不接受,我觉得我有更大的责任,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要更强烈地来说我的道理;假如你所接受的认为最好的是属于另外一个精神文明,这中间可能会引起一些冲突。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代表的这种对话的精神,希望能够逐渐形成一种对话的文明,我想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但是真正的严格地说,大家不一定对话,也许是吵架,也许是辩论,也许是代表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一种真正想要了解对方、通过了解来进行互惠的方式,那么仁义,义是正义的问题,就是你对人家怎么样人家应该对你怎么样。有人问过孔子说,以德报怨何如,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不好你也要对人家好,以德来抱怨。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就是可以抱德,如果人家以德抱怨,如果人家对你有德你应该如何,所以他说以德报德、以直抱怨,就是要诉诸于一种公平,诉诸于一种正义。
那么礼更是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但是不一定能够实行的一种行为准则。我在美国好几个大学在开关于礼仪的课,特别突出礼的价值,礼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一个不成文的和谐的方式,这些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理的事情,都是属于礼的事情。所以怎么样把这种观念这种价值流传下来,如果礼如果只是形式,不行,应该内心有一种空前的感受。所以我感觉到像儒家伦理那些东西都是日常生活上面可以发展的,那么通过互联网大家可以讨论,讨论以后希望从语言变成行为,这种可能性应该是越来越大。
凤凰网:本届我们的国学大典主题叫“重建斯文”,提到重建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是丧失了的或者说它已经是被毁坏掉的。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斯文到底有没有丧失掉,是不是今天需要把它重拾起来,还是说其实这个斯文一直在,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重拾?
杜维明:斯文丧失得很惨可以这样说。斯文这是孔子的话,他那时候说,如果天公不丧斯文,我可以活下去,他有这种以斯文为己任的一种使命,也就是说这个传统文化是他所带来的。他创造的斯文,就是文明世界,在中国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是大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基本理性。
从1840年,基本上国学崩溃了,以西学为代表,这段过程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心里经过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努力,特别五四以后那个反传统力量很大,所以把西方的价值认为是普世价值,譬如说自由、理性、人权、权利、个人的尊严、法制。但是现在面对未来,西方杰出的学者——生态环保的学者、女性主义的学者、社会伦理的学者、社群伦理的学者,开始发现还有另外一套价值,那么他们不知道这套价值应该怎么说,也是普世价值并且发扬。
而这套价值,我的了解就是儒家所谈到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由不是放任,应该有责任感,所以应该跟正义、法制能够配合。理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要求工具理性,但是理性和同情也是同样重要,没有同情的理性很难去再执行,纳粹在很多地方是纯粹出于理性,但是他没有同情。如果没有责任的权利的观念,没有和谐的纯粹的个人的尊严的观念,乃至没有礼貌,一种法律的观念都不够。所以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时候,这个两方面正式在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对话过程。
怎么样在美国社会,除了突出自由以外,对于平等、对于正义——特别伊斯兰世界——的重视,怎么样在严格法律这个过程中间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文明礼貌观念提出来,怎么样在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基础上能够重视责任——责任不是从上到下的责任,也是我们叫作以身作则的方式,把这个责任的义务能够传达出来,怎么样在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内在的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的基础上来发展一种对其他人的关爱和和谐。所以这方面的互补过程,我们不能说有亚洲价值,还有普世价值,其实所谓的亚洲价值基本上体现的也是普世价值,也是大家都需要的。
面对人类文明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对生态环保怎么样有种关爱,这个靠前面我讲的那些自由、理性,不能够发展,我们对于神圣的世界、对各种不同的宗教怎么样尊重、敬畏感,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把人当人看而不把人当作一种对象,不把自然当作一种外在的结合物,也不把自然当作人的生命中间的组成部分。这些基本大问题现在是如何做人的问题乃至为人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使得我们开始了解到,年轻人今天所碰到的很多的问题,不就是钱和权还有利益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意义何在?我和人沟通是为了得到利益,还是为了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大家互相的了解?在这方面讲,我觉得一种新的人文世界的出现。这个世界应该有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个就是个人,每个人个人对你自己的身和心,如果能够整合,如果能够不是过分注重身而不注重心,或者过分注重心而不注重身,身心整合的大问题,就是个人修身问题,这个在中国传统除了儒家以外,道家、佛教都有深刻的内含。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个人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和社群,比如家庭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有性别有权利有义务还有年龄各个不同的分组,怎么样把这样复杂的关系联络关系变得比较和谐,这个就是人和社会如何进行互动。再有,整个人类与自然,是不是能够有一种持久的和谐。还有一点是,我们国内大家不太重视,年轻人现在开始比较重视,也就是敬畏感,对神灵的敬畏感。如果我们对我们身外的自然、对其它的宗教传统、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没有任何敬畏感,我们很难创造一个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世界。
凤凰网:201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第一届国学大典,今年是第二届,这也不是最后一届,我们以后会一直搞下去,所以最后希望您给我们的国学大典提一点建议,并且送一些祝福。
杜维明:我觉得国学大典每两年一次,范围现在是越来越丰富,所接触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了。两条线同时在并进,一个是出于精英文化考虑,把国学研究的水平,一方面往上提一方面能够普及世界;另外就是突出国学和生活世界有密切的关系,它不是一套典章制度,不是一套难懂的经书,而是人的日常生活之间都会碰到,这个牵涉到一个民族自觉的问题,我就说现在是一种新的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自觉,这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能决然孤立的个人,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而和自然、和天道能够配合,这个人也是一个和其他的人能够互相沟通的人。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国学大典的目标,不仅是为中华民族包括海外的华人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而且向世界说明我们这个新的认同是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之下为大家提供参照,越是中国化越是世界化,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与今天中国的具体生活所碰到的具体问题以及未来人类要碰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国学大典的工作,摆在全球的文化背景之下,对现在世界各地方提出来的文明对话的问题,还有新人文主义如何使得社会变得更宽容,各种不同的人能够和谐,得到新的启示。我们能够做出一些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世界也有借鉴意义的一种工具。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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