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间，“国学”每一次登场，都会引起广泛争议。人民大学国学院高调问世以来，争议就未停止。但以人大国学院为大本营。大学国学机构学者组成的国学派，似乎已经占据上风，清华国学院的恢复就是国学复兴的高潮。反国学的刘泽华教授发起绝地反击，国学派则通过研讨会、报刊文章等形式痛加挞伐。

应当说，国学派的诉求是相当宏大的。从学术上说，国学派希望通过建构国学，克服现代知识生产过分专业化的弊端，至少使人文学术以一种整体的方法面向人生、社会。同时，人大校长纪宝成也希望借助国学重塑主流意识形态，改造用西方话语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增强中国的文化实力，

如此宏大的论述，归结到最后，却是为了支持一个非常实用的诉求：在政府的学术、教育管理机构那里，把国学变成一级学科。这个诉求颇为悲壮，凸显了中国教育、学术体制的荒诞与国学在现代大学体制内生存的艰难。

刘泽华教授反对国学的主要理据是他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认知：中国古典政制是王权主义，儒家是这个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建立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文明，怎可复兴落后的国学？

由上述论点可以看出，这场关于国学的争论很难说是严肃的学术之争。争论各方缺乏《中庸》所说的“宽裕从容”心态，而有太多意气，又有某些利益的考量。意识形态因素与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夹杂，更是让人无从平心辩正。

我是这场争论的旁观者。我生存于大学体制之外，关心现实的制度变革，为此而从事人文与社会研究，并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古典思想深处，甚至已成儒家信徒。因此，我跟双方的立场都有重叠之处，也都有出格之处。站在这样若即若离的位置，我愿提出一个中道的立场。

首先，我认同刘泽华教授所坚持的现代价值，即自由、平等，人的尊严，但不同意刘泽华教授对于古典中国社会体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判断。这过于简单化了。由此，我也不敢苟同刘泽华教授对国学的态度。

刘泽华教授在部分地重复当年胡适先生的主张。他们的主张体现了一种整体论思维。胡适热爱自由，因而延厌恶前现代的中国，把儒家划入反动、落后的行列，而对其与皇权的关系、其思想的内涵及现代意义，缺乏细致辨析。基于这种价值判断，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在摧毁古典之学，也在摧毁学术本身：胡适本人进行的水经注、红楼梦研究，包括他指导下的古史辨派，放到现代思想与学术脉络里看，只有反文化、反传统的历史价值，而无学术的内在价值。

我部分地支持国学派复兴、重建国学的立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思想不是已经或应当进入博物馆的死的历史资料，相反，中国古典思想包含很多伟大的洞见、思想，到今天它们依然是活的，或者可以是活的。

人文学者的主要志业是思考人生、社会治理根本问题，而这些根本问题，不像某些肤浅的历史理论所说会随时代而变。这些问题是永恒的，我们今天所面临、所思考的问题，有百分之九十五跟孔子、朱子可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稍明智一点，进行思考时就会先看看他们思考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思考的。这是一种再平实不过的态度。无须把古人当成神，但至少可以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胡适先生、刘泽华教授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甚至不愿把孔子、朱子等古圣先贤当成人生、社会问题之严肃思考者对待。

还可更进一步。这些古圣先贤的思考构成了学术、文化、价值的“主题”，其中蕴涵的问题和思考范式，不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基础性的，从普遍的人类角度看，也是基础性的。要明智地思考人生、社会治理问题，理应由这些问题出发。同时，我们的回答，也完全可以在他们的范式中展开、扩展。

换言之，现代中国人可能作出的最具有创见的现代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也许是以“新朱学”、“现代心学”、“现代黄宗羲学派”之类的面目出现的。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重大发展，经常是用新工具回答古典问题。过去六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几无可观成就的一大根源，就在于它与传统的主题、范式切断联系。这固然让古典之学成为孤魂野鬼，也让现代学术空有躯壳，而无灵魂。回向古典，是中国部分人文与社会学科恢复生命力的前提，尤其可以重建其中的灵魂，即“思想”、“哲学”。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国学的发展以其成为一门学科之学为前提。国学派本来是要以国学超越现代学科专业化之弊的，他们却要让国学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而且，他们似乎自设藩篱，把自己限制在传统的文史哲领域内。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知识环境中，现代与古典、中国与西方的种种思想、理论，全幅呈现于学者面前。任何一个勤于思考、忠于学术的人，都会保持开放心态。这种开放心态是双向的。刘泽华教授的问题在于他只对现代开放，国学派的问题是要用国学替代现代之学。前者霸道，后者小气。


我认为，国学不应当是一门专门之学，而更多地是一种开明的古典主义的学术取向、知识精神：即学者对古典保持开放心态，愿意面向永恒问题，尊重古圣先贤的主题和范式。至于具有这种取向的学者之学科门类、思考对象、政策结论，则可以是开放的。就知识领域来说，中国古典之学的面向是极为丰富的，决不限于所为文、史、哲专业。今人运用现代知识资源，完全可以基于儒家的主题和范式，发展出具有说服力的社会理论、政制理论、财政理论甚至国际关系理论。而这些，似乎在现在的国学派之学术规划之外，狭隘的学术规划显然不利于古典思想、学术的复兴、再建。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大学中的国学院，似可有意向古代书院模式靠拢。它应当招收各个学科的高级研修生，透过对经典的研读，透过与导师的亲密接触，深入中国古典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世界，融入其主题和范式。这样，现代与古典在研习者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一种对话、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开明的古典主义的心智。它有别于守旧心态，也有别于鹜新观念。由这样的心智，可能生产出旨在应对现代问题，既是旧的又是新的知识。这样的学术精神和由此生产、积累的知识体系，将构成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秩序重建的重要部分。

原载于《先锋国家历史》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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