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执法，以维护国家权威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16年5月26日，有删改。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二日庚戌

           耶稣2016年5月28日

在世界历史上，秦朝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从韦伯把理性官僚制当成现代本质的立场上看，中国在秦朝就已经率先进入了现代。但是，我们对秦制及其背后的法家思想的印象，多是它是专制、暴政。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种种暴力压迫的时候（比如最近的海南暴力执法事件），我们也常常把它归结到我们的老祖宗身上。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如韩非子这样的法家所设想的理想形态，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社会？

韩非子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家对暴力的绝对垄断。那些替天行道的游侠与为亲友报仇的义士，被韩非子列为国家的五种害虫之一。他如果活在当代，会要求坚决打击那些敢于反抗警察、城管的民众。比如，据凤凰网报道，江西宁都一男子无照驾摩托，拒绝交警让其下车的要求，之后被交警拉下来强摁在地。结果视频曝光后，上级领导要求涉事警察和协警道歉，并处分了他们。如果韩非子知道，他肯定会被气疯过去的，因为这种做，是国家自己践踏国家的权威。他会说，对那个敢于对抗国家权威的人，强摁在地是应该的，甚至是已经太仁慈了！

韩非子的这种可能的反应，恐怕会加深我们对法家与秦制的残暴的印象。但是有趣的是，真正实现了韩非子这一理想的，可能恰恰是当代自由之象征的美国。记得笔者90年代第一次出国念书，刚刚拿驾照不久，因开车超速，被警车截停。后面警灯闪烁，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车里走出来，跟警察拍拍肩膀，套套近乎，好让他们把我放了，或者至少是从轻发落。但我刚刚打开车门，后面警察就通过扩音器说，在车里等着，不许动，再动就要如何如何（当时我吓得没听清楚他这里说了什么）。我试图看看后面警察里的警察长什么样子，结果发现警察有探照灯，照在我的车上，晃得我什么都看不清，只能乖乖等着警察过来，听从其指示。后来想想挺后怕，幸亏没有开车门出来。在美国，警察让你干什么，你如果拒绝，强摁在地是起步价。你蹬踹两脚，打断肋骨也只是你活该。在被警察截停的情况下，你擅自开车门出来，如果再往裤兜里摸摸东西，被打死警察也可以免责。

但当我习惯了美国式的执法，不但不觉得它暴虐，还觉得活得很安心。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恰恰是韩非子强调国家暴力垄断的一个理由。这种垄断，看起来很压迫，甚至暴虐。但是，比起一个垄断暴力的政权，更加可怕和暴虐的社会，是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垄断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进行暴力的“自由竞争”，也就是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去反对所有人的丛林社会。其结果，就是充斥当今中国的医闹和其他各种闹。这样的世界，是个操心的世界，因为什么都是“爱拼才会赢”。并且它也永远不能让人安心，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真的赢了：相对实力的变化，永远会给人以翻盘的希望，或被翻盘的恐惧。

所以，最暴虐的社会，是暴力没有被垄断的社会。反而是韩非子这样的法家的理想社会中，人民受到的暴虐的困扰要小得多。我们经常以为，中国的问题是人民太过畏惧权威，或者政府太过有权威。这也许是秦朝的问题。我们当代的问题，可能恰恰是对权威缺乏基本尊重，或者政府（在应该有的权威的方面）没有权威（却在不该有权威的方面太有权威）。而这一点的直接根源，是文革时候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当一切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以后，社会就成了一个丛林。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四合院里面，各路邻居因为各种小事情大打出手，而有一家人，因为有三个横蛮混帐的儿子，成了院里一霸。我奶奶被他们气到了，就只能拿一个小盆儿，去院门口边敲边向“公众”申诉。

因此，笔者虽然论述儒家的很多思想，经过更新，也许能解决世界上的一些问题，从而“拯救”世界，但是当今的中国，可能更需要法家的拯救（但也需要儒家的拯救）。如果韩非子再世，他会说，不要再宣传什么“军民鱼水情”。军队与警察，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就不应该与人民打成一片。让军队和警察和人民打成一片，可能其结果就是他们打成一片。

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讲，在美国，警车、急救车、救火车执行任务的时候，才能把灯闪起，并且一定要鸣笛，威风凛凛，其他开车的人吓也要被吓到一边去了。这才是韩非子理想的国家权威的体现。反观中国，警车与救护车没事儿的时候也闪着灯，四处乱开。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法让人感到执行任务的威严。并且闯红灯也不鸣笛，这是去救难呢，还是去就难？

我回国以后，另外一个让我不解的事情，就是各路保安的服装，与警察很像。警察既然代表国家权威，其服装就应该不容他人模仿。如果韩非子或秦始皇再世，肯定要命令所有保安，不得穿与警察类似的衣服。

回到这篇文章的引子，即日前海南的暴力执法事件。首先，执法者的暴力对象，是并没有在反抗他们的妇孺。韩非子与秦制里虽然讲严刑峻法，但是没有让人去乱执法。并且，暴力执法的，是“治安联防队”。他们本来是所谓的群众自发组织，本没有执法的权利，但穿着跟警察类似的衣服，拥有着来路不明的、但跟警察类似的暴力权力。从韩非子看来，这不但对国家权威没有帮助，反而是对其之伤害。因为暴力的权威的重要来源，在于它的垄断。如果治安联防队真是群众组织，就不能有任何暴力权威，而最多是非暴力的协同而已。反过来，如果国家想要更多人来协助执法，就应该给他们以正式的名目和明确的权威。

但是，法家的这种暴力垄断，不会导致不当执法吗？对韩非子来讲，法律与制度的权威，在于它“一而固”，即一致并且固定不变，并且要按照明确的条文，用来惩戒那些违法甚至抗法的人（而不是海南事件里面没有在抗法的妇孺）。不当执法，恰恰是对法律与制度的权威的威胁。并且，法律本身一定要为所有人知道与理解。这样人民才会对国家与法律的暴力有“信心”，才能真正的畏法而守法。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韩非子虽然支持严刑峻法，甚至包括诸如在路上丢弃灰土就把手剁掉这样的残暴法律，但是，他恐怕并不支持当代中国的各种“严打”。因为严打是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给出法律规定之上的严苛惩罚。这违反了法律要一致和固定的要求。并且，很多严打是突如其来的，这也违反了法律一定要明确，并为人所知的要求。

再比如，最近上海在严格执行交通法规，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看管。这个意图很好。但是，这个行动没有预先通知。这样，受罚的人认为他们以前没人管的违法行为突然被罚，是倒霉，因此就会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伤害了法律的尊严。并且，当人们看到这么多警力出动，会觉得，这场行动不会长久。因此，如果是按照韩非子的精神，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应该通过短信和微信平台，向所有者上海境内的人通告，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以下交通法规要被严格执行。（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确实收到了上海公安局发的短信通知，但是只是泛泛地讲了要遵守交规，没有指出哪些交规现在要严格执行，并且没有给出起止时间。）其次，要明确指出，这一严格执行是没有限期的。

那么，法律的一而固，由谁保障？有人会说，美国执法中的暴力之所以不显得残暴，是因为法律是人民认可的，也由人民来监管保障。但当我超速被抓的时候，速度限制的法律并不是我认可过的。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不但不是立法者，连选举立法者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虽然对法律本身我不能说什么，但是，至少在执法者执法过当的时候，在美国，我有投诉的正式渠道，而不是只有暴力抗法，或者坐在警察局门口哭天抢地一途。因此，让法律不显得暴虐，重要的是对不当执法有明确的投诉渠道。这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这种投诉渠道，不只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有。在韩非子的理想社会里面，因为不当执法也是对国家权威的伤害，所以他也会强调一个对执法不当的处理渠道。官员滥用权力，会受到更上一级官员的惩罚。对滥用权力的揭发，也就成了国家权威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韩非子若是活在当代，可能会支持媒体“监督”。当然，他不会在乎伸张人民的权利，但是他在乎法律与制度的尊严，也因此会从这个角度，支持媒体去向上曝光官员违法的事件，甚至可能要求隐瞒不报的官员和媒体去连坐！

其实，我们仔细读读《韩非子》，想想它构建的理想世界，或者看看现实中的秦制，我们就会看到，从人民到官员，他们都对法律充满尊重，并且恰当与严格地执行法律。如果《史记》的记载可靠的话，启动秦国制度改革的一代权臣商鞅，在自己逃难的时候，都无法说服官方旅店的管理者让他违反商鞅自己定下的法律，让他住店。与此相反，据传王立军要住旅馆，被要求出示身份证，结果他打了别人的嘴巴，就住进去了。一个是法律的“暴虐”，一个是人的暴虐，区别是明显的。

这不是说韩非子或者秦制没有问题。实际上，其根本问题之一，在于没有对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内在监督机制。官员滥权，可以被更高级的官员监督，甚至可以允许媒体作为协助监督方。但是对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韩非子只能指望他出于自利，秉公护法，因为不护法，他自己的国家也要弱下去。但是，如果这个统治者非理性胡来，或者想过把瘾就死，韩非子就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是秦国一统天下后，迅速的就被秦二世胡亥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一问题，在汉代通过儒法互补得到一定的解决。在当代国家中，有两种模式，达到韩非子的法治理想，但同时对统治者有所监管。一种是新加坡的模式，它基本就是法家法治理想的当代修正版。它对口香糖都要禁止，其实正是法家的通过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思想的体现。另外一种模式是美国（西方）模式，它在上面提到的法家法治理想之上，又加上了宪政民主体制对统治者进行监管。

与此相对，我们现在的很多遭遇，可能不能归罪于法家或者“暴秦”。它们可能恰恰是以文革为巅峰的百多年反传统，反掉了秦的制度尊严，与儒家对皇权的规管之后的结果。把反传统造成的后果，去归咎于传统之上，这实在很荒诞，同时很危险，因为这会继续我们百多年有病乱投医的邪路。如果我们理解法家或者秦制的内涵，我们也许会明白，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新加坡，可能更接近法家或者秦制的当代版本。当代中国，如果有了新加坡式的当代秦制，恐怕都要更美好些。

【作者注：本文完成于海南暴力执法事件之后，雷洋事件之前。对雷洋事件，从法家的精神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质疑。第一，如果抓嫖是北京警方的“严打”，那么如上所述，这种平时不管、但突发的严打，其实是对法律尊严的伤害；第二，抓嫌疑犯的过程中，警方是否充分展示了其权威的标志，比如现在所说的警官证？第三，抓嫖的程序及其后采取的手段是否合法？第四，如果有违法的嫌疑，就应该鼓励各种渠道的告发（包括摄像头），同时防止嫌疑方各种干扰追查的手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