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作者简介:曹景年,男,西历1984年生,山东济宁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就职于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从事儒家思想与文献方面的研究。编有《忠义中国》(陕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发表《论孟子天命思想的内涵和意义》、《〈荀子校释〉疑义举例》、《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孔子家语·后序〉所载孔子后裔事迹新证》等论文。 |
《百鸟朝凤》:文化递嬗之际的阵痛
作者:曹景年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二日庚戌
耶稣2016年5月28日
《百鸟朝凤》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饱含深厚文化情怀的电影,它与时下充斥着的以刺激、娱乐、媚俗、搞笑等为主题的电影迥然不同。在一切文化娱乐化的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在用各种方式吸引人的注意来获取卖点,而吸引人注意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满足人的感官欲望。而真正触动心灵的东西,却少之又少。感官欲望之满足,可获得暂时的兴奋和快感,但也如泡沫烟花一样,鲜见能留下什么痕迹。而若心灵真正被触动,则往往久久难以忘怀,时时引人沉思。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痛之甚者,王国维至于自杀,而焦三爷也竟至于呕血吹奏百鸟朝凤。文化递嬗之际,为旧文化所化之人所感之痛苦之大,非仅此文化中人,即旁观者亦不能不为之动容。由此我想到了日本电影《最后的武士》,当看到拿着长刀的最后一批武士为了保存武士的地位和尊严,而被手持洋枪的政府军剿灭、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无以言表的悲凉,这种悲凉,不是对武士消亡的可惜,因为历史的脚步毕竟无法阻挡,而是对文化递嬗之际的残酷、无情所感受到的一种痛苦。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之中,而此种痛苦也无时不在。因痛苦的挣扎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王国维、陈布雷式的自杀、殉难是比较激烈的方式,康有为、严复变身遗老是保守的方式,熊十力、牟宗三著书立说是学术的方式,张勋复辟、读经运动则是社会的方式。从中我们自可看见百变的人生和世态。
然而文化之递嬗,也是一个极复杂的概念,它似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新文化登上历史舞台,旧文化完全消亡,如武士阶层完全为新式军队所取代。另一种,则是旧文化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以新姿态获得新生,如百鸟朝凤所展现出来的结尾。
文化本是一极为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就其递嬗之际的不同命运而言,大略可分为两种,一者工具层面,二者精神层面。其在工具层面,此所谓工具,指人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所发明出来的应对该历史条件的工具,它既包括有形的工具,如生产生活工具,如古用鼎,今用锅;也包括无形的工具,如不同时代的各种制度、方法等等,如郡县制、科举制,以及上文所说的武士。工具层面代表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发展,而理性的精神总是向前的,后来的东西总是比之前的东西精密、高明、科学,故此类文化之递嬗,就表现为旧文化之消灭而为新文化所取代,如果今天的人还用鼎做饭,或用滴漏计时间,则必为人哂笑。这是理性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对此旧文化再留恋不舍,也无可如何。最好的结局,是它们在博物馆获得永生,最坏的结局,则是无可挽回地消失在天壤之间。
精神层面的文化,全部是表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包括道德的精神、情感的精神、艺术的精神,等等。而人类的精神,从古至今几乎都是一样的,并不如理性精神所创造出的工具文化那样,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变化。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陆九渊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即此道理。这类精神层面的文化,由于它是人类精神外化的结果,而且表现着人类的精神,因此所有能够走进这种文化的人,都能够从中有切身的体会,从而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所以它有着持久的生命力,而并不一定随着时代的消亡而消灭,而很有可能在新的文化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获得新生。如一千多年前唐人写的唐诗,为什么今天还在被人反复朗读吟诵,就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的精神,人们能够从中找到精神的认同。中国传统的民乐,即使在工具层面可能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及其感染力,却丝毫不输于西洋音乐。过去古琴的弦是蚕丝做的,今天我们把它换成了钢丝,但这只是工具层面的变化,而古琴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仍有它永恒的魅力。
回到电影中的唢呐文化,它固然没有西洋乐器精密,但是它在表现人类精神生活方面,丝毫也不逊色,它的声音,带给人的不仅仅是怀旧,它的价值,也不仅仅是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件古董,如果只是这样,则它今天已经死了,而只能躺在博物馆里为人瞻仰。它更有音乐之美,以及浓厚的情感,而这正是它有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它虽经历史变迁和和递嬗的阵痛而终于不会没落的根底所在。这也正如王国维虽死,而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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