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要恢复它的荣耀，在关闭八十年之后，重建了那个令人神往的“国学院”。

提起清华国学院，人们马上联想老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先生为纪念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先生而写的碑铭中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该校校长顾秉林也大方地承认，这是老国学院的命脉所系。但是，这个自由是指什么？独立又是针对谁的？似乎有必要追究一下。

考察陈先生上世纪40年代对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的态度、50年代关于拟议中由他领导的历史研究所的意见，完全可以肯定，陈先生这话，不仅仅是对学者的道德要求，恐怕更多地是对制度的要求，包括学术机构对待学者的制度安排，也包括大学等行政当局对待学术机构的制度安排。

对一个研究机构来说，这种独立、自由有十分丰富的含义。除了陈先生所说的不受官方思想束缚之外，其实还可以有更多不那么敏感的含义。比如说，在形态上，在教学方式上，能否保持独立性？

现代人们提到老国学院，首先予以赞美的是，它只办了五年，却培养出数十位杰出学者。如此成功的秘诀在于，它虽在现代大学之中，却大体上延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形态。在这里，师徒朝夕相处，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比如，当时梁启超先生虽然身体欠佳，但也不时与学生一起去公园、郊野游玩。在游玩之余，与学生讨论道德、学问问题。通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学生与老师的心灵可以迅速相契。学生可以很快了解老师的思考方式，进入老师所在的学术传统。

新国学院的主事者也明确指出，这种书院形态比较适合国学的传授。但他们又同样明确地表示，不会延续这种做法。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一个优良的传统？为什么一定要办成流行的研究院？

事实上，随波逐流似乎已经深入这个国学院的骨髓。该院刚刚开张，只有四位研究领域十分狭窄的教师，他们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举办“三个讲座”，出版“两个杂志”、“四个丛书”的宏大计划———不知道每个导师准备承揽几个大项目？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新国学院从一诞生，就带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精神特征:追求高速度。顾秉林校长在讲话中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做学问的名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及董仲舒所说之“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事实上，新国学院力争在最短时期内创造出宏伟政绩的心态，已彰然若揭。

主事者又告诉人们，该院成立之后，将邀请国际上的顶尖学者来开办讲座，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已答应来清华讲学。然而，这样的工作又何必劳烦国学院？科研处就可承担。而且动辄以“国际著名学者”相号召，让人不由联想地方政府的大手笔:花费巨资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或国外退休政要、国际组织官员，到本地参加这样那样的论坛，不管他是哪个学科的，也不管他对中国事务有无研究，重要的只是他的出场以及不着边际的赞美。

清华新国学院能否办出老国学院的风采？对此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难！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独立而自由的。这种自由、独立不仅是指导师、学生们的学术、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指学院的形态是独立的，学院的日常运作是独立的。也因此，它能够独立于流俗，归根到底是独立于权力，大学行政当局的权力及伸进大学的更高层级的行政权力。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追逐流俗。

但这恰恰是学术之大敌。新国学院现在对外宣称的伟大计划，带有强烈的行政权力规划的流俗的色彩。它是那么的高调，那么的急功近利。左看右看，它不过就是一个华丽的政绩工程。近些年来，这样的学术政绩工程遍地开花。比如，有人要办精英班，并且满世界宣称这里将培养学术大师。仿佛这个世界上，大师也可以像玩具、像汽车那样按照订单生产，仿佛不是大师的人也可以批量制造出大师来。

这种心态不可能带来学术繁荣，甚至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学术。而这种心态，似乎是时代的通病。中国经济实现了超常规增长，主持学术事业及所有其他事业的人就以为，思想、学术、科学也可以实现类似增长。这些人也相信，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的办法可以搬用到思想、学术、科学领域。他们的信念是:只要有高投入，就有高产出———当然是高数量的产出。

清华大学新国学院宣称自己将继承老国学院的传统，这一点在学术虚假繁荣的今天也算是空谷足音。不过，这个传统的精髓就是独立、自由，而这就要求学院按照学术的内在性质设计自己的制度，现在的新国学院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发布时间： 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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