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四日壬子

           耶稣2016年5月30日

由弘道书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举办“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于2016年5月6日至7日在曲阜成功举办。

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先生、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先生、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先生、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先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先生、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子衡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郭海鹏先生、著名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创始人廖晓义女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刘鹰女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任锋先生、内蒙古自治区党校青年教师闫恒先生等逾五十位来自学术界、互联网界、企业界各领域的专家，齐聚曲阜国学院孔子讲堂，开启了一场无论在儒学史上还是互联网发展史上，都堪称空前的思想盛会。

在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先生的主持下，本次研讨会于6日晚正式拉开序幕，梁先生生动地谈起此次跨界研讨会的缘起。去年10月份，阿里研究院邀请秋风等人一同前往山东、江苏的几个“淘宝村”考察，让大家对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经济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切身体会，因此就促成了此次曲阜的跨界思想对话。梁先生感慨地表示，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互联网也走了几十年了，各自在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所以这次研讨会注定将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表示期待这次能够完成从〇公里到1公里的突破。

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先生作为第一位引言人，以《从<易传><大学>思考互联网秩序》为题开启了正式对话的序幕。姚院长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能获得高速发展的秘诀，可以用我们的儒家文化传统予以解读。儒家最重视的是人伦，在人伦中可以解决知识、资源等一系列经济要素问题，中国的经济一开始都是一个个自生的小的节点，依靠人伦的网络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多中心的自发的”秩序。明清时期是如此，我们现在的淘宝亦是如此。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本身就是一种互联网思维。除了最近提出的“村镇化”概念之外，姚院长还饶有兴致地提及“钱塘江以南的中国”的概念，论证了凡是中国文化传统保护较好的地方，经济增长较快，财富分配也较公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和儒家伦理之间，确有一种超越韦伯式分析框架的特殊关系。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先生以其从事的网规制定为例，为与会者充分展示了互联网秩序的自发生成。我国互联网治理体系包含正式法规、行政监管以及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共同面对着包括虚拟环境、快速变化、海量信息、个性形态、跨界融合和复杂关系在内的多方面的治理难点。阿拉木斯先生指出，对一个互联网平台而言，承担的基本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治理责任与社会责任，网规作为维护互联网平台生态环境秩序的基本准则，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阿拉木斯先生强调，与正式法规相比，网规从制定原则、制定过程、具体术语到实施与惩罚的方式，都有其鲜明的特色。最基本的几条包括：从产品的角度来运营规则；真正以发展为导向；可以形成闭环，实施前可以测试，量化管理，可以随时调整修改；形成多元化治理、实现多角度多手段验证；技术处理、软件和大数据治理；最小成本化，所有问题都网上解决等等。阿拉木斯先生指出，从诸多层面看，网规与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颇为相近。此外，信用评价、联保贷款、第三方调解等具体的互联网治理手段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而整个互联网平台的“最小干预”的生态化治理也与我们传统文明智慧有诸多相通之处。

在曲阜当地参与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乐和家园”实践的廖晓义女士则为大家形象地展示了儒家的生活方式如何参与农村的社会治理、如何在乡村落地生根，与阿拉木斯先生的发言形成了线下与线上的有趣呼应。廖女士是著名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始人，她接续了梁漱溟先生的事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提出以“乐和思维”在农村重建儒家生活，带领志愿者团队先后在四川彭州、重庆巫溪、黔江、南岸以及长沙县开展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曲阜的周公庙社区，廖女士和她的团队建立了社工站、互助会、联席会，并通过诵读《礼运·大同篇》等方式，实现了祀讲合一、耕读并重，在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落实公共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实事。在廖女士眼中，复兴儒学需要从道统、政统、学统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同时也要有办书院，育社工，并建立现代的大院、书院、庭院等社会实践层面来使得儒家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儒家传统的复兴贡献力量。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先生和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先生对三位引言人分别作了点评。盛洪先生对秋风的观点予以了高度肯定，并以儒家起源为例，从产业革命的角度，进一步为我们剖析了互联网和传统之间的勾连。盛洪先生指出，在过去的中国，礼就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规则，和阿拉木斯先生研究的网规很像，都具有多中心、去中心化的特征，也与英美的普通法传统颇为类似。盛洪先生还指出，礼和规则需要人去推行，而现在廖女士正承担了这样的重任，所以廖女士就很像是当初的儒家。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先生也对廖女士的事业表达了敬意，并表示廖女士的试点对互联网的建设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姚院长所探讨的儒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高红冰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认为儒家在同时解释人类文明中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多个样态时将遇到挑战。而在网规方面，高红冰先生坦承，当前的政府与执法部门还需要解放思路，不应该再用旧的规则来对互联网这样的新的体系进行管控。而在新的业态下寻找新的规则体系，儒学大有可为——如果儒学能参与创造一套规则体系来指导和保护创新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互联网产业之幸，也是中国之福。

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有朋友指出，作为传统价值的儒家与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虽然表面上不太搭界，但放在“文化”和“秩序”的语境中来讨论，它们注定会殊途同归。而它们究竟会碰撞会怎样的火化，我们又如何为互联网秩序的生发贡献中国智慧，还有待于各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有朋友从儒家“自利与利他”角度，将互联网的生态化与淘宝的“中国质造”相勾连，贡献了自己的思考。还有在一线从事电子商务的朋友，为大家指出儒家文化和互联网的共通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二者都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互相冲撞与斗争中找到了一种均衡。另有朋友从“创业乐观主义”的反思中，从法政角度提出重新思考国家权力的构成逻辑，即一方面要看到推动市场扩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儒家在维持大国规模以及在秩序形成当中成分复杂的一面。还有从事教育的朋友为我们总结了1994年的特殊意义：1.当年的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Interne；2.王财贵老师和南怀瑾先生开始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同时西方幼儿教育的蒙台梭利体系也正式传到大陆——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交汇于此，为我们的未来埋下了一大伏笔。更有朋友总结出了“网络天下、以人为本、互惠原则和责任伦理”四条互联网与儒家共通的内涵，亦颇让人启发。

5月7日上午，在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先生的主持下，研讨会继续深入。

首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先生带来了一场《互联网与礼》的演讲。盛洪先生指出，是儒家发现的礼帮助我们形成秩序，礼归根到底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规则，有其经验和形而下的一面；而同时我们也有圣人制礼的说法，则强调了礼超越人类理性之面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礼在孔子那里有一个重大转向，特别重视对礼的精神进行总结和提炼，即将原来外在的仪式的礼以及外在行为的礼，使其进一步精神化——从而使得礼可以推广，我们可以将礼的原则推广到其他地方；同时也使得我们可以对礼的具体的形式进行改革；另外，即使礼崩乐坏，也因有记载了礼的经典流传，可以俟后哲。盛洪先生还特别比较了礼与法，认为法自古就比礼第一层，因为法天生与强制性、暴力相关；而西方广泛地包含了规则、自然秩序的law翻译成“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哈耶克告诉我们，自发形成的习惯和规则地位最崇高。事实上，中国传统上大多数的纠纷都是由习惯即礼来解决的，可是近代以来我们的礼被污名化，现在到了该扭转的时候了。盛洪先生最后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是为礼乃至整个儒家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倒过来自下而上形成我们的秩序。儒家可以提供规则的规则，倡导“政府干预最小”，强调政府不要任意干预，从而可以慢慢形成一个良善的自发形成的秩序。

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白彤东教授则为我们剖析了儒家眼中的言论自由。白教授指出，儒家一方面有“有教无类”式的平等观念，比如孟子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讲“途之人皆可以为禹”；但同时儒家也有很强精英气息的侧面，《论语》中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还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认为说话也是要分对象的。所以在言论自由方面，儒家显得相对云淡风轻，一方面儒家认为人需要有所表达，不会支持压制言论的做法；但同时儒家也不会像后来的自由派或民主主义者那样为互联网给所有人提供了言论途径而感到欢欣鼓舞。白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为之前边缘化的各种非理性的奇谈怪论找到了其言论空间和群体；比如，互联网实质上让人的意见变得越来越不开放，中正理性被各种激烈的意气之言排挤；又比如，互联网还形成了一个24小时的监督机制，让人变得更不自由。另外，对本身缺乏足够权威的中国社会而言，互联网也更进一步加剧了谣言盛行。白教授最后总结说，儒家一方面表示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强调其民本与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警惕“处士横议”而强调士君子的权威——所以对于言论自由，应采取的态度是：应允许网络的一个自由发展和自由表达，但同时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希望。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先生对盛洪先生和白彤东先生的演讲做了评述。王俊秀先生指出，盛洪先生的理论出发点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关注人行为的变化，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技术、新产业、新空间，出现了“社会化小生产”，所以人的行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对儒家起源的追溯，是想强调中国也有类似英美普通法的一套从民间自下而上产生、先从外在行为再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规则。另外，礼和秩序的塑造也有莫大的关系，从事网规研究的阿拉木斯团队已经向大家证明，中国可能将出现由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的规则出发而衍生出一套普通法的秩序，从而颠覆掉我们惯常的立法路径。王俊秀先生还剖析了白彤东先生为大家展示的儒家视野下的言论自由。同忧心忡忡的白教授不同，王俊秀先生较为乐观，他认为，从被称为“第五大自由”的互联网自由的提出到“网络的联结权”等概念的出现，伴随着的是基础权利的拓展，这与时代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更可取的做法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来更新我们的伦理。

姚院长也高度评价了盛洪先生对礼和秩序关系的陈述，也同意礼有助于自主的个体在自发的合作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秩序的观点。并直接点明，其实那些互联网规则（网规）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礼的形成过程。姚院长同时也指出，白教授从言论自由出发，讨论的问题核心仍然是秩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们每个人都自由地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士君子这个群体的存在有其特殊意义。

随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郭海鹏先生作了以《基于儒家文化的互联网应用引论》为题的发言。郭老师现在在大学同时讲授计算机课程和儒学课程，在这两个领域都颇有心得。郭先生指出，儒家是一套前现代的思维体系，而互联网是对已出现“量智危机”的现代的突破，是一种后现代的范式，而前现代和后现代都跟现代形成了一种对立——也就是说，儒家与互联网本就有共通性。阴阳、理气都可以在计算机中找到相对应的结构，儒家文化完全可以在这个互联网的空间中重新再生，互联网可以体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可以体现 “天地大德，生生之为仁”，都讲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郭老师总结说：与互联网结合是儒家文化复兴的一个必由之路；拥抱儒家文化是中国互联网进入本土化的必然选择——而“思修交尽”（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说法）即儒家文化加上互联网，一定是成为21世纪中西文明融合的一个可替代的未来。

现就职于内蒙古区委党校的青年教师闫恒先生则为大家带来了《儒家信息观试说》的演讲。闫恒博士指出，互联网时代最根本的标志是信息自由流动，而儒家在信息方面的学说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儒家非常重视信息的开放和共享。《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教导我们学什么？学上古流传下来的礼乐和信息。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使得过去相对封闭的信息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流通与共享，同时通过增量的解释也促进了知识的积累。闫恒博士指出，汉武帝时儒家的复兴，依靠的是孔子创设的一种信息的储存和传递机制——与其说权力选择了儒家的结构，还不如说权力看到了儒家已蓬勃发展，掌握了足够大的信息源。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中就专门有十二消息卦。“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数据信息系统，儒家强调人的工作就是要将天地数据信息予以采集编码。闫恒博士还指出，远古圣人绝地天通，就为确保天信息传递的明确性，从而使得很好的秩序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子衡先生从经济史和财富形态的角度为大家勾勒了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周先生指出，现在的社会资产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形的资产（tangible asset）、一类是以期权、股票为代表的无形的资产（intangible assets），还有一类是互联网时代新出现的数字资产（data assets）。三种资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相应的规则和秩序也将发生变化。在过去的所谓的工业时代，法律和财务在大规模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上优势明显；但在网络化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规则的自我生成，依靠技术上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可以实现去中间化，从而出现所谓的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而在其中，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文化资源。换句话说，儒家在互联网时代将迎来特殊机遇。

华本机构的董事长李文明先生对《大学》深有研究，他用了一个“互联网+信仰体系=互联网长久美好”的概括来尝试回答儒学在互联网时代有何种价值的追问。李先生还分享了自己办“书香社区”的实践，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生存空间，人的生老病死祭都将在社区中完成，有其特殊重要性。李先生强调说，互联网社会的根基是道德和信仰体系，而建立道德信用体系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君子求诸己”，努力修身以打好地基。而全社会的信仰体系有赖于仁人志士和社会精英的率先垂范，也就是《论语》里面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上午的自由讨论环节，发言十分热烈。有朋友指出，儒家与时偕行、持中权变的特点，使其始终保有很强自我调整与适应能力，总是能对社会大众关切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作出回应；这种特质使得儒家可以在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互联网时代游刃有余。还有朋友提示说，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水和空气，我们只是没有发现它。而互联网就像一面生活的镜子，可以照出更多东西，深化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传承，从而促使我们在新的互联网环境中做出更合适也更具生命力的创新。还有朋友从修行的角度，提示大家在现实的学习之外，还可以通过内观等方式来向内心探求，从而多感受有境界的快乐与幸福，提升自己生命的厚度。更有朋友指出，互联网在促进个人修养与心灵的安放方面有特殊的效用：比如儒家讲慎独，而慎独本身是比较难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将人的行为进一步透明化，形成一种机制性的倒逼，使得人更注重自己的言行，从而进一步使得人心苏醒、伦理重生。有朋友对互联网的“多对多”的特点有再三致意，说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可以轻松实现多对多；而治理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多对多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所以要真正解决矛盾、实现沟通、达成共识，特别需要拥有互联网式的多对多思维。另外还有朋友提示说，互联网生活使得人多了一个线上的由各种账号构成的数字的身份，某种程度上使得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的实质上变成了一种二次元的社会存在。这背后的绩效评估、社会治理、秩序的变化等等还有诸多不确定性，这其中儒家否可以有所作为？还有朋友指出，互联网时代已经颠覆了绩效模式、人的行为模式以及人的价值观；而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变迁、新的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儒家不能缺席，中国不能缺席；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为新的秩序进行解读和建构——这是我们儒家的使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使命。

5月7日下午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更为具体的秩序构建层面。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姜奇平老师带来了一场名为《网络儒学：从天理说到社会路由学》的知识盛宴。姜老师提出，中国文化是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反排中律的系统，即中庸“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inter的net。“三”即复杂性是西方启蒙文化里面没有的概念，复杂性和复杂不是一个概念，复杂性是去中心化、拓扑结构，亦即互联网的结构。而对中国人而言，天下和社会都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借用许倬云《说中国》的话，“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姜老师知识广博而富有识见，上天入地，从波粒二重性讲到作为数学家的康熙，又讲到周易与二进制发现的故事，再讲到儒学的P2P结构，令人目不暇接。姜老师特别指出，路由器的精华在于“最短路径优先”，而儒学的分形等特征，使得传播效率奇高，形成一个全息结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里，可以不通过任何成本而实现完全同步。姜老师还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概括其“网络儒学”的诸多特征。怎么看待人的权利问题？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是日常生活权利的一种诉求。“陌生人也为你祝福”是要将原子化的陌生人成了情感，亦即仁人，也就是就是inter的net。最妙的是“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获得幸福的地方不是天堂而是尘世，就像孔子那样对人有一种切近的关怀，整个社会是个不隔的社会，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实实在在地享受我的权利。姜老师最后说，如果海子熬到今天，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信息社会正好就是他想追求的世界，就是孔子所说的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在每个现象之中就能得到自己的幸福——这可能是儒学和互联网最大的接近点。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任锋老师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位引言人，作了一场题为《道在器中：互联网秩序与政教问题》的主题发言。任锋老师先举了一个身边真实的案例回应前面姜奇平老师对海子的乐观解读，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人类学意义上、哲学意义上思考互联网与人的关系。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人性的内涵与存在的样式，以至于在互联网的环境中“道”和“器”的界限变得模糊，形成了一种“道在器中”的格局。任锋老师认为，互联网的最核心的精神也许并不是信息的自由流通或反抗权威以求得和平幸福，而应是一种人的身心追求跨越一切可能障碍而实现与外界的连通的精神，亦即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状态——这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秩序想象。我们对互联网文化的理解应采取的文化主义路径，需要看到其承载着使用者文化印迹和文化背景理解的一种特殊存在。通过这种天人的视角思考互联网，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任锋老师认为，政教问题是我们理解现实政治问题的关键。所谓政教关系即教、政之间相互维持，相互维系，又同时具有一定张力的关系。教的核心是学，即通过对已有传统的因承与损益，来实现教。互联网在帮助我们实现对中国人已有的对于器和道的理解之外，同时在推出新篇。任锋老师还提示大家，思考互联网问题同样需要一种政治的敏感，应认识到中国当前即便被认为处在所谓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但中国整体的秩序进程主题其实仍然没有超越state building即国家建构这一议题。有一种“创业乐观主义”认为，由互联网平台所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规则及其形成机制，可用来逐渐提升和推动互联网之外的秩序，可能会有点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实情况会复杂得多。哪些规则可以实现完全迁移与模仿？这个问题是开放的，还是需要我们以后做更多的探索。在这过程中，儒者应积极加入到新秩序的形成的进程中来，以充分激活儒家传统特别是激活其中的礼法规则，这是时代赋予的共同的挑战与使命。

阿里研究院高红冰院长高度评价了姜奇平、任锋两位老师的发言。高先生指出，姜老师揭示的中国文化的构造特别是儒学的构造有利于我们拥抱互联网应用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称赞姜老师将复杂范式的科学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天理学主张的框架，非常有新意。而对于姜老师提出的路由器原理中“最短路径最优”及其与熟人社会的对应关系，高先生则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疑惑，比如作为信息高交换的产物的路由器，技术规则其实是可调整的。对任锋老师提出的几点问题，高先生表示颇受启发。同时也回应说，在他看来，互联网至少有开放、自由、透明、协作、共享五方面的核心价值；而在政教关系方面，当前的中国的整体秩序固然仍停留在传统的某一层，但更需要看到趋势。高先生表示，他对现在的互联网变革充满信心，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互联网注定会给对主体的建构秩序和体系有质变性的反应。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将会是史无前例的，之前还没有哪个技术或没有哪个学说能够像互联网一样对人类产生这么变革性的影响。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刘鹰教授，从经济学上的局部最优（local optimum）来阐释互联网秩序的特征。刘教授表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己的局部最优，就能在整个互联网的体系下做到成本最低。那有没有一种有别于local optimum的 global optimum？答案是没有。如果让更多的人拥抱这个互联网，然后努力在这当中创造一种看不见的道德准则，就像我们工业时代“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整个生产过程和经济社会一样，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无为而治，势必意义特别重大。这其中的关键是尽量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即便没有整个社会的最优，我们每个人的成本最低，也相当于间接地实现了每个人的最优。这种秩序显然也有儒家的影子。

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先生进一步评论说，我们理解互联网不仅要有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还需要有文化层面——这三重东西加在一起才是我们的优势，所以现在互联网已经到了文化自觉的时候了。梁先生表示，讨论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两重特别重大的意义，首先是可以相互关照、相互理解和相互解释：我们透过互联网进一步看儒学、理解儒学和解释儒学，反过来我们也透过儒学来理解和解释互联网。而更重要的是，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和发展：儒学可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反过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与存在方式，可以催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对于儒学毫无疑问是一个新机遇。

弘道书院姚中秋院长最后发言，对此次跨界的思想盛会的成果做出了高度肯定，特别对以段炎平院长为首的曲阜国学院提供的各种支持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姚院长表示，此次研讨会让各个领域的的朋友聚到一起，有研究互联网的、有做互联网的，还有研究儒学、研究法学、研究经济学等等，在一起碰撞出了很多东西——这就是“生生之德”，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姚院长最后感慨说：“其实我们这两天就是在践行儒家文化。‘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很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聚！”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