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读书》2006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七日乙卯

           耶稣2016年6月2日

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模式，加上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使得大学分科化和系科单面化的模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今天全社会的功利化与实用化的导向，强调所谓专业对口，科系与课程设置更为单一、片面、直接，乃至有大学传统的大学在现行评价体系下沦为职业培训学校，大量不具备大学资质的学校又纷纷升格为大学，于是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

而目前推行的所谓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指标体系，日益把大学变成中等专业学校，完全无视大学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视之若工具，把教育活动变成简单刻板的机械运动，阉割了大学精神。大学教授受制于日益细琐的所谓制度管理或目标管理（这些机构与评价体系就是来“管”教师的），不能动弹，动辄得咎，何谈思想自由，何谈学校与教师的个性色彩与风格，更何谈培养创造性人才，师与生不能不成为齿轮与螺丝钉，或规行矩步的机器人。大学日甚一日地衙门化、官僚化、科层化，更加促使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的沉沦。

由于教育体制本身的种种问题，由于揠苗助长式的幼儿教育、小中学教育片面地膨胀技术知识与过早的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

中学文理分科太早，病患尤大，目前文、理、工、医、农科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中，人文与科学素养双重贫乏，特别是使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生源的水平下降了很多。从中学到大学，长期累层叠加的分科式教育与灌输的方法，使大学生的素养更加贫弱化或单面化，尤其是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思想和反思的本领与能力。这当然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养的国民，或平民化的公众知识分子。

这种贫弱化或单面化与目前各大学、各专业、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密切相关，而课程设置的毛病根源于教育体制，根源于专业设置及校、院、系的规制。所以，单纯地谈课程设置的改革，是改不下去的。当然，改良一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素养亦非完全无用。

多年以来，人文学科各系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最受欢迎。这些公选课不久被叫做素质教育课，现在又被叫做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是舶来品，与目前我国大陆大学教育的目标设计颇不相侔。一则求通才，一则要专才。为了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养，当然不妨提倡之。

但今天有的大学开出二三百门通识课程，可谓丰富多彩。但其毛病是通论、概论之类的课程太多，东西方原著经典导读的课程太少。我们的学生理应从小开始，就应逐渐地了解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古埃及、古波斯的文明，前现代各族群的文化传统与哲学、宗教、艺术、道德、伦理经典，这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当然，应按照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施教。

二〇〇四年底，我应邀在我校理工科二〇〇四级硕士生近三百人的政治课中讲了一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我在讲孔子、老子的思想时，引用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孔子、老子的话，在我看来应当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却没有得到回应与共鸣。

这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在为我校本科生演讲时，引起的呼应、对话、回响与共鸣虽也不尽如人意，却好于这些硕士生。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原因一是理工科学生历来就没有受到系统的人文教育，二是从一些地方院校考进来的硕士生太多，他们过去念的大学基本上没有人文氛围，人文演讲也少得可怜。相对而言，由于生源素养的原因，武大的硕士生不如本科生整齐，据说哈佛、耶鲁、北大、清华亦然。

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风的挑战与压力。我们目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到青年理当受到的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的教育。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资源的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的工作尤显重要。

中国小、中、大学生理应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起码的教育，例如修习《四书》、《老子》、《庄子》（选）、《史记》（选）、《汉书》（选）、《诗经》（选）等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理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教材，是中国人的信念、信仰与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

但是，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十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是基础的基础。

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在大学里，适度有点汉英双语教学是可以的，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盲目提倡全英语教学，却值得警惕，如同美国所谓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横行无忌一样，长此下去，会使我们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

大学生的必修课中，六或七门政治课共十四或十六学分（据说即将并为四门，但学分变化不大），计算机基础与应用一门课六学分，共二十或二十二学分。以上课程的实际效果甚差（计算机只要会用就行了，学生们可无师自通），建议从以上课中匀出十或十二个必修学分，用来上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通识教育的课不是开得越多越好，在诸多通识课中，要形成核心课程，建议学习“四书”等数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来代替）。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上一个学期的《孟子》，一个学期的《史记》（选），增强历史感，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否则，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人文通识课或听几场人文演讲，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

大学人文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陷。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大学人文学科本身的教学工作最大的弊病是，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的模式。对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学生们学一点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专史、断代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课程统统如此，不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有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就像今天所谓大学教学评估，是以不相信教师能讲好课为前提的）。

概论、通论、原理、通史、专史等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以此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所获益的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关身心修养与国计民生。

二〇〇一年，在武汉大学校方及高级研究中心及其主任邹恒甫先生与文、史、哲各系的诸多老师们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创设这两个试验班的初衷，就是要改变时下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状况，创造文科教学的新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及讨论的方法；在教材选用上，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在考核方法上采用闭卷考试与课程论文写作相结合的形式。

国学试验班与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的生源是从已进入我校读本科的文、理、工、医的学生中挑选的。在一年级学生读完一学期时，我们通过在校园张贴或在网上发广告等方式，欢迎各院系同学自愿报名学习国学或哲学。在放弃原专业（甚至热门专业），改学国学或哲学专业的过程中，同学们及其家长当然有很多犹豫与疑惑，每届约有百十名同学报名国学班，七十多名同学报名中西比较哲学班，通过笔试与面试的筛选，再通过试读，真正进入并坚持读下来的学生并不多。

四届国学班学生的人数：二〇〇一级十六人，二〇〇二级十七人，二〇〇三级十八人，二〇〇四级十八人。第一届国学班的学生已经于二〇〇五年七月毕业，确有读古书的好苗子，有九人被推荐免试或考入本校国学硕士班深造，有三人被推荐免试或考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或历史系深造，有四人就业（一位因其在国学班中有学习古汉语与日语的基础，被一家软件公司录用，另三位或考上公务员，或到报社等单位工作）。

国学当然包括传统学术的各方面，例如包括古代的天学、地学、农学、医学、数学与数术方技等，也包括歌舞、戏剧、书法等，但作为文科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国学班，当然只能以经、史、子、集为主。国学的修习当以小学为工具，经学为核心。我还是认同晚清“穷治语言文字以通经学”的学风。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国学试验班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矢志研究国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掌握古汉语、古文献等基础知识、基本典籍和治学门径，掌握两门外国语，了解国外汉学的基本走向的文史哲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对国学班单独开课，对学生的训练，主要是小学（即古文字、音韵、训诂，这还有待加强）与古文献，古文献方面的课程是导读“四书”、《老子》全书及《诗经》、《楚辞》、《周易》、《左传》、《庄子》、《荀子》、《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的选本等等。另外我们利用暑假给他们加强外语，或开第二第三外语。我们请文、史、哲各系优秀的教

师及不少海内外专家来给国学班上课或演讲。同学们的视野比较开阔。我们讲“四书”不仅讲训诂，而且讲义理，不仅讲知识，而且讲价值，讲为人为学之道，讲孔仁孟义的现代意义。

我们创办的国学班并非所谓“文科综合班”。文科综合班的课程往往变成文、史、哲现有课程之杂烩或拼盘。至于有小报说我们企图培养所谓“国学大师”，那更是无稽之谈，我们不会无知到那种地步。我们当然知道“国学大师”是培养不出来的，“读书种子”是很难寻觅的。

我们创办的国学试验班可以说是国学入门班，就是通过古文字与古文献的初步学习，让学生背诵、准确理解一点经典，掌握读古书的方法，使同学们步入国学的门坎。培育国学本科生的方式并不是让他们进入研究，而是打基础。打好了基础，他们中有人日后有能力研究经学，有人有能力研究子学、史学或集部。有了这样的做学问的基础与方法训练垫底，即使不读硕士，出去就业照样能做好别的事业。其实很多事都是一通百通的，学哲学、学国学的同学毕业后就业，做什么工作都行，可能上手慢一点，但后劲足，潜力大。

需要说明的是，国学本科班培养的仍是人文学的通才，而不是国学专才。这一试验是为人文学的课程设置探索原典教学的路子。办国学班是一种尝试，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培养方案。从国学硕士班开始，即可以说是培养国学专才的初步。我校首届国学硕士班已于二〇〇五年九月开班，有十一位硕士生，由文学院负责，挂靠在古代汉语硕士点。教师仍来自文、史、哲三院。每一位国学硕士生由两三位导师组成的小组负责，如主导师是中文系的，副导师则是历史系或哲学系的，反之亦然。

国学硕士班有必修基础课“国学基础”、“国学研究方法”等，以上课程或以段注《说文》或以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或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论文为范文或读本。另有选修课“甲骨金文研究”、“尚书研究”、“三礼研究”、“出土简帛文献选读”、“儒家哲学”、“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汉唐史学”、“宋明理学”、“明清哲学”、“海外汉学”等，这些课仍以导读文献为主。

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拟办国学的博士班。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尚没有“国学”这个专业的名称、代码与编号，目前国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招生只能挂靠在别的专业上。

四年多以来，我们把国学本科班定位为“国学初步”、“国学入门”，是比较适当的。国学硕士班还刚刚起步。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人文学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都要靠积累。积以时日，我校一定会培养出肯坐冷板凳、有一定学养的传承国学的人才。当然，由于管理体制和时风的原因及就业压力，目前办国学班还非常艰难。

不论是国学、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课程设置是一回事，怎么讲课又是另一回事。课讲得好不好，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于教师有没有学问根底，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讲课方法。课程排定后，讲什么，怎么讲，考什么，怎么考，是教师的自由，千万不要用那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限制。

面对同一课程或文献资料，应允许由具有不同见解的老师来讲，也应允许学生来批评，提倡师生间的自由讨论，交流互动，启发学生有所见，有所得，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以意逆志”，“掘井及泉”，“深造而自得之”云云。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