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不避讳儒家立场的坦荡君子

作者：王兴国（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六日癸亥

           耶稣2016年6月10日   

刘述先先生

昨天接海峰兄转来月惠老师的短信，惊悉刘述先先生已于昨日（6月6日）上午辞世，心情十分沉痛，没想到刘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离别了人世，去年10月在台开会，见到他向他请安时，虽然感觉较上一年又衰弱了一些，也更迟钝了一些，不免有些令人揪心，但是他脑子依然灵活，尤其聆听他的主题报告，他思维清晰流畅，声音抑扬顿挫，亦然如故，中气仍足，又稍感欣慰，还与海峰兄说，刘先生还可以支撑几年，应无大碍，我们都有些庆幸，哪里料到，不足一年，刘先生便离开了人世！今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当代新儒家——以刘述先和蔡仁厚为例》的拙作，还想找机会请他批评赐正，未料去年的一见，竟成永诀！岂不痛惜哉！悲叹哉！

刘述先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前辈先生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由拜读方东美先生、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著作而发现了在“港台新儒家”中还有一位刘述先先生，我的朋友赠送我一部刘先生的《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版），我一读就非常喜欢，不忍释手，此书开阔了我的眼界，激发起我对哲学的许多热情与想象，尤其是其中写方东美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两篇大作（《方东美先生哲学思想概述》和《牟宗三先生论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受益匪浅，并不忘引用。此书虽然老旧发黄，但我迄今珍存，仍在使用。我选择以牟宗三哲学为中心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刘先生的著作对我不乏开启与接引之功。

在南开攻博时，刘文英老师与我谈起刘述先先生，说到他在会场上见到刘述先先生的情景与印象：温文尔雅，但发言毫不避讳自己的儒家立场，观点鲜明，大有“我就是儒家”的气派。言谈间，刘老师似乎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情，但这增加了我对于刘述先先生的兴趣与尊敬。在我的心目里，刘述先先生不正是孔子说的坦荡君子吗！日后在纪念唐君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会上，聆听到刘先生在主题报告中，自悔自责地回忆因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一事而不得已伤害了唐先生的感情而抱憾终身时，再次证明了我对刘述先先生的君子人格的判断。

在那一时期，我拜读了不少刘先生的著作以及他编撰的文集，颇感受益，后来一直都喜欢读他的文章。其实，自从我读他的《中西哲学论文集》以后，便一直对他心仪不已。博士生毕业之际，我不揣冒昧，致信刘述先先生，表达了跟他做博士后研究的心愿，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关子尹教授复信，告知刘述先教授已经荣休离开了中文大学，中大哲学系尚未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我的信件做存档处理，此一愿望便只好作罢了。数年之后，有幸拜识刘述先先生，与他谈起此事，方知他离开中大后受聘于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刘先生说，我可以联系去中研院文哲所访学，并让我与李明辉先生联系。其实，我尚在读博期间，明辉先生便盛情邀请过我去文哲所访学，当时担心论文不能按期完成，便婉谢了。如果我当时就准备延期，便一定会欣然前往的。数年前，明辉先生来鹏城讲学，话间又提起此事，海峰兄一旁力推，可惜我“身在江湖不由己”，不能成行。文哲所藏龙卧虎，大家林立，更有刘述先先生坐镇领衔，还有几位师友，加上南港优美僻静的环境，真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虽然曾经赴会而短暂停留，得以一闻德磬而熏馨香，但毕竟不能经常向学问道，错过了许多宝贵而不可复得的良机与光阴，实在惟有抱憾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近十余年以来，多次见到刘述先先生并不时向先生请益，多数情况下，先生说话不多，但都能抓住要害，对于自己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毫不隐讳，直言相告，2013年9月第二届当代儒学国际会议在台湾中央大学召开，先生在《对全球在地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的大会主题报告中，对中西方学者关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争论的反思中，指出二者之间的张力对中国人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尤其强调“每种思想的提倡都要在‘处境’中理解”的观点，并引用了布特南（Hilary Putnam）的名言“没有理性的传统是盲目的，没有传统的理性是空洞的。”，认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像布氏所倡导的“处境中的智慧和理性（situated and intelligence）”，而这恰好与先生所极力提倡的“理一分殊”的智慧相暗合，我听后颇受启发，于是想到看过的一部电影《止杀令》，其中展现了以金戈铁马横扫中亚西亚，进逼欧洲的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间的故事，丘处机舍生忘死与大汗相见于八鲁湾，不仅向大汗传授了养生之道，而且历经艰难的启发诱导与几多曲折，真人最终让大汗明白了“天道喜善恶杀，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的道理，使大汗停止了征伐的脚步而班师东归，我以为这可以视为一个表现关于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关系的典型题材。茶歇间，我向先生请教邱真人所谓“天道喜善恶杀”置于不同的“处境”或“语境”中理解，既是一个普世主义的原则，同时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原则，而且当它既是一个普世主义原则而又是是一个爱国主义原则时，它就是先生所讲的“理一分殊”中的“分殊”，而当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在这一原则之下统一起来时，它就是“理一”了，所以“天道喜善恶杀”这一原则本身既是“分殊”也是“理一”，并且是“分殊”与“理一”的统一，这样理解如何？ 先生只回答了一句话：“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也许是我问的有些突然，先生来不及思考；也许是先生累了，此时不能也不便于思考，尤其是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此时是不宜多谈论问题的，我便向先生道谢与祝福而退。但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为人的坦诚与治学的严谨。2009年在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一个小型儒学工夫论国际会议（“‘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第一次小型研討會”之“儒學工夫的基本問題”國際學術會議）上，我与何乏笔（Fabian Heubel）教授所报告的都是关于孟子的工夫论问题，先生听后发言，很有分寸而温和地批评我和乏笔，指出我们均未能避免“过度诠释”之弊，事实上，我确实对孟子“知言養氣”及其与告子的不動心之道作了一种现代的诠释，先生眼光犀利，一针见血，像牟宗三先生一样具有智者大师的风范，令我由衷地钦佩。我曾经把研究牟宗三哲学的拙作敬呈先生指教，不仅得到先生的肯定与鼓励，而且先生还以自己的大作《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以及所发表论文的抽印本回馈，对我乃是莫大的鼓舞与勉励。

刘述先先生赠作者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此需要提及，2011-2015年，在我主编和主管《深圳大学学报》（文科版）的工作期间，一直得到先生的鼎力相助，先生连续数次将最新大作首赐予学报在“当代儒学研究”专栏刊出，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的良好影响，而区区深大学报的“当代儒学研究”在短时期之内一跃成为蜚声学界的名栏，成为撑起深大学报最核心的重要栏目之一，实在是与先生等一批海内外大家名家的关爱与支持分不开的，而先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优质稿源的主要支持者（作者）之一。这是我主编学报的最大荣幸，今志（誌）于此，以示永远铭感不忘先生的恩德！

2008年5月，深大第四届东方论坛在深圳麒麟山庄举行，特邀刘述先先生做论坛主讲，会后，宗义兄、海峰兄、业明兄和我一起陪先生去华强北买鞋，到商场一看，宗义兄不免有些吃惊地说道：“同样牌子的（国产）鞋一点也不比香港便宜，甚至还要更贵一些”，先生也没有想到这一情况，买好鞋后，在走回酒店的路上，先生说：“深圳的摩天大楼也差不多和香港一样了，大陆的经济起来了……”后面的话似乎欲言又止，我想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应该是大陆的文化要复兴起来、大陆的儒学要复兴起来之类的话，因为这届论坛所关注与讨论的主题就是儒学复兴的问题。迄今，时隔将近10年了，中国文化确有一阳来复之兆，儒学开始空前活跃，较之于10年前业已进步不小，但前途仍多艰险，需要海内外的儒家学者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才会有可以期待的美好明天，十分遗憾地是，敬爱的先生离我们而去，再也无缘受教于先生了！今摘引先生的一段文字，作为对先生的追思与怀念，并与诸位同仁和朋友共勉。先生说：

“第三代的刘、杜并不期盼出人头地，只是预设在地的传统接通其他与之既异而同的传统互相有所感通（give and take）而已！这样的思潮预设多元（pluralistic）、自由（free）、民主（democratic）、平等（equal）的架构（structure）。在理想的情形下，希望能够维持人类的持存与地球的永续。有些必须进入重新阐发（reinterpretation），甚至彻底改造（reconstruction）的境遇。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并不理想，多元（pluralistic）可以堕落成为相对主义（relativism），科学工业可以和资本贸利结合，民族国家可以猖獗，造成永劫不复的后果。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些不理想的现实？能说的只是我们将永远追寻有真实理想的同道与伙伴，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引自刘述先《对全球在地化问题的反思与相应》）

（附言：初写于2016年6月7日，稿未竟，中间因上课等事搁置，9日始得以续写完稿。2016年6月10日定稿）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