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程羽黑《十驾斋养新录笺注（经史部分）》

作者：严寿澂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6年第三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九日丙寅

           耶稣2016年6月13日

嘉定钱竹汀（大昕），经史兼擅，既精且博，有清一代，似无出其右者。[1]《清儒学案》谓，“惠、戴学说盛行吴皖”之际，竹汀“崛起娄东，于训诂、音韵、历算、金石，无不条贯，尤邃于史，后儒得其一节，皆足名家”。[2]其《十驾斋养新录》一书，如周中孚所谓，“于所见古书，言之尤悉，所着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賸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固宋、元、明考证书所未有也”。[3]若非于竹汀所治诸学，深入了解，贯通原本，而欲笺此书，固难以下手，宜乎迄无注本也。程君羽黑，筚路蓝缕，为是书前十卷作笺注，原原本本，殚见洽闻。综其所长，约有三端：一曰义例之善，二曰采择之当，三曰考辨之精。玆分述于下。

一、义例之善

凡七条：“一曰明其源。钱说有所本则注明。”“二曰纠其谬。钱说有谬误则驳正。”“三曰补其缺。钱说有不周则补充。”“四曰解其惑。钱说无证而存疑者，今有新证则解释之。”“五曰申其正。钱说与他说异而实不可易者，则申详之。”“六曰探其理。钱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探究之。”“七曰衡其情。诸说俱无确证，则辨其情理，或立新说。”总之，以实证为归。“至于义理之歧，想象之说”，则见仁见智，难归一是，“非考据所能断其是非”，故“悉不讨论，以免枝蔓”。

按：一涉主观，则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惟赖成心为断，考据至此而穷。《十驾斋养新录》（以下简称《养新录》）卷七有〈王安石狂妄〉条，以安石所作〈衆人〉诗为证（衆人纷纷何足语，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谓其以圣自居，“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乃“狂惑丧心之大恶”。近人张舜徽，以文献名家，于此大不以为然，谓此诗“实所以自明心迹，不计一时之毁誉，但问异日之利病，是何等大胸襟！”。[4]此正庄生所谓儒墨之是非，“随其成心而师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终古难有定论。程君于此，斩断葛藤，不予讨论，惟引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一节，以见钱说之所本。文献考辨之正宗，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养新录》卷三〈天即理〉条曰：“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所谓天即理，乃宋儒理学要义。事涉义理（今人所谓哲学），非考证所能决定。程君引惠栋《周易述》卷二十“理”条云：“〈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近仁，恶近义，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好恶失其正谓之‘灭天理’，《大学》谓之‘拂人性’。天命之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可补钱说。”按：惠氏议论廉悍，直凑单微。清世汉宋二学之异，即此而了然，确足补钱说。至于两造义理之是非，固非文献考证之所能从事者也。

《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处“攻”字作何解，向有二说：一谓“攻伐”之“攻”，一谓“攻治”之“攻”。竹汀引孙弈《示儿编》之说，以“攻”为“攻伐”之“攻”，“已”则训“止”。谓“攻其异端使正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其说“胜于古注”（《养新录》卷三）。程君引程树德《论语集释》，谓“《论语》中凡用‘攻’字均作‘攻伐’解”，此处不得有异，“可补钱说”。复引今人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谓《论语》‘攻’字仅有四例，三例训‘伐’不足妨此例训‘治’”，《后汉书·范升传》可为训“治“之例证。按曰：“汉儒之说未必即孔子本义。本义如何，尚无确证。”可见程君立言之慎。按：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大致有二说，一谓异端害道，须从事正学；一谓广其心智，不可专于一事一端用力。[5]解者取何说，全恃其价值观而定。[6]至于孔子原意，则书阙有间，今日殊难断定。疑以传疑，慎下判断，笺注之义例，固当如是。

二、采择之当

竹汀论《诗》宗毛，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诗人之志见乎〈序〉。”（《养新录》卷一）程君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谓其“记孔子论诗之语，有与〈序〉异者，如论〈樛木〉曰：‘〈樛木〉之诗，则以其禄也。〈樛木〉福斯在君子，’〈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一曰‘君子’，一曰‘后妃’，显然不同，则〈序〉说未必合于诗人之志。”按：采及新近出土古书，证据确凿，正所谓只有寸铁，便可杀人也。

张横渠（载）以“鬼神为二气之良能”，乃宋以降理学家之通说。竹汀宗汉学，不取其说。以为鬼神者，“谓天神、地示、人鬼也”。谓“《易传》多言鬼神。精气为物，生而为人也；游魂为变，死而为鬼也”。又曰：“二气者，阴阳也。阴阳自能消长，岂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为之，岂转有鬼神为我呼吸乎？”（《养新录》卷二）所言甚辩。程君引《论衡·论死篇》之“或说”：“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云：“张说实未出此范围。钱氏谓其不根古义，失于轻断。”按：即此一条古时之“或说”，竹汀之论，可无攻而自破。又，所谓鬼神，可指人格神，亦可指非人格神。持后一说者，即所谓泛神论也。倡此说最著者，当推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斯氏所谓“化生万物者”（natura naturans），与“二气之良能”正可相通。程君以此为例，谓横渠所谓鬼神，本非人格神也。其说确不可易。

《尚书·洪范》“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睿”或作“容”。竹汀以“容”为是，谓“五句皆韵，自郑康成破‘容’为‘睿’，晚出古文因之”（《养新录》卷一）。复列举数证，以成其说。程君详引段玉裁《尚书古文撰异》，以证“古文‘睿’字毕竟胜于今文”。然竹汀说之最辩者，在“五句皆韵”一语，而“睿”为祭部合口字，与他四字不协。程君引俄人叶·谢·雅洪托夫之《汉语史论集》，谓雅氏“举‘短从豆声’、‘最从取声’、‘疃从重声’、‘寇从完声’诸例，证上古祭元部合口字与侯东部元音相通，则‘睿’字正可与东部字相押，非无韵也”。可谓铁证如山，难以撼动矣。

《养新录》卷七〈凌迟〉条谓“《唐律》无凌迟之刑，虽反逆大恶，罪止于斩决不待时而已”，其法始于北宋时。程君引近人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分考二》“凌迟”条：“《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之属。凌迟之刑，始见于此，古无有也。放翁谓起于五季，然不详为何时。”以证“凌迟入律始见于辽”。按：沈氏官刑部久，熟于沿革，以律鸣于时，为近代法制改革先驱，清末请先废凌迟、枭首、戮尸及缘坐、刺字等刑。[7]其言自属可信。

清世宗汉学者，多不喜宋儒，竹汀亦然。《养新录》卷八〈宋金耻议和〉条谓，宋、金世雠，自不当言和，“而绍兴诸臣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元则“与宋无雠，且可谓“有德于宋”（“入蔡之役，孟珙会兵，分金主函骨以归，稍雪靖康之耻”），而宰相郑清之力主收复三京，终至一败涂地，“失计误国”，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而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谀之曰‘小元祐’，而绝不言其开边蹙地之罪，可谓信史乎？”。宋“不肯主和以速其亡，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其辞甚厉。程君引清儒方东树《攷槃集文录》卷五〈书钱辛楣养新录后〉：“当日收复之议，前出于韩侂冑之欲立盖世功名，后出于赵范、赵葵之狃于收复，淮阳欲乘时抚定中原，收复三京，竝非出于道学。”以为其说有理。并引《宋史·真德秀传》以证之：“金灭，京湖帅奉露布图，上八陵，而江、淮有进取潼关、黄河之议，德秀以为忧，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谓“德秀以道学名臣而言及此，适见钱说之诬”。史实具在，以宋亡归罪道学者百口莫辨矣。

三、考辨之精

《易·系辞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竹汀大表赞赏，云：“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简也。无欲速，无见小利，帝王之易简也。皋陶作歌，戒元首之丛脞。丛脞者，细碎无大略。吴季札所谓‘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易简之道失，其弊必至于丛脞。”（《养新录》卷一）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谓竹汀之言虽是，“而犹未尽。盖道德之要，乃人君南面之术”，儒家言主术，实无异于道家也。程君引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若不行易简，法令滋章，则物失其性也。老子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又庄云：‘马翦剔羁绊，所伤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而后按曰：“全以‘道德之要’释‘易简之理’。《周易正义》名在经疏之首，钱氏不应不知，彼不言道家者，避熟耳，非‘不尽’也。”按：如此考论，证据足而辨析精，张氏无以解也。

《大学》首章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伊川（颐）以为，“亲”当作“新”。朱子主“新”，阳明主“亲”；是为宋明儒议论中一大公案。竹汀以为；“古圣人保民之道，不外富、教二大端，而‘亲’字足以该之。改‘亲’为‘新’，未免偏重教矣。”而“后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为不求民之安而务防民之不善”，故“亲民”义为长（《养新录》卷一）。按：如此议论，全从义理着眼，[8]无关于考据。程君谓“《大学》释‘亲民’”，引以为证者，乃〈汤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诗》“周虽旧邦，其名维新”，全用“新”义，可见当以“新民”为是。按：经此考辨，公案可决矣。

竹汀尚平恕，于其论程伊川“性中无孝弟”可见。以为“此语极有病”，曰：“宋儒以孝弟为庸行粗迹，而别于空虚处求性，故其言往往有过高之弊。”（《养新录》卷三）程君引《朱子语类》卷二十：“‘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来？’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即此可知“宋儒以孝弟为行仁之本，未尝以为‘庸行粗迹’也”。“且程朱所谓‘性’，乃仁义礼智之总名，非‘空虚处别有性’也。钱氏非之，是识一而不识全，仅认江、河、淮、济，而以‘水’为虚无；仅认梧、檟、樲、棘，而以‘木’为乌有也。”按：不以义理判是非，而以逻辑为准则，所言甚谛。

“古无轻唇音”，为竹汀于音韵学一大发明，《养新录》卷五论之甚详。程君考辨谓“由钱氏所举诸例，可推知上古重唇、轻唇相似，然不足以证两音本一，亦不足以辨上古唇音之轻重”。即此可见其辨析之细。复引张世禄、杨剑桥〈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一文，谓“《切韵》仅三等韵有轻唇音，重唇音则在此范围外之一、二、三、四等韵，两者音位互补，故本为一音。闽方言轻唇多读重唇，吴方言文读多轻唇，白读多重唇，可见重唇较古；汉魏陈隋之佛经译音，以轻唇对译梵文之双唇音，可证彼时之唇齿音读双唇音；古轻唇本读重唇”。按：引述此一研究，足补竹汀之缺。

《养新录》卷六〈五代史〉条有云：“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内，而享国短促，坟土未干遂易他姓。洪容斋以为失于好杀，历举薛《史》所载甚备，而欧《史》多芟之。容斋论史有识胜于欧阳多矣。梁起盗贼，其行事无可取，而卒以得国，容斋举其‘轻赋’一节，此憎而知其善也。谁谓小说无裨于正史哉？”程君引《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所举之例，以见梁朝之“恣为掊敛”；复引同书卷四百八十八“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敕，谓梁朝已来，“通言杂税，有形之类，无税不加，为弊颇深，兴怨无已”。更引《旧五代史·周太祖纪》：“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可见梁赋实不轻，“则‘轻赋’一节，本非定论”。至于竹汀所谓小说有裨于正史，则考辨曰：“容斋所举两节皆钞自《旧五代史》。‘朱梁轻赋’条明引《旧史》；‘周世宗好杀’条，洪氏谓事迹出于《旧史》，实则‘好杀’之评亦然。本纪赞云：‘（史臣曰：世宗）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云云，即‘好杀’也。有裨于正史者，非洪氏之小说，实薛氏之正史。”按：竹汀精于史学，然百密一疏，经此考辨，其误立见。程君者，洵钱氏之诤臣也。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玆不揣浅陋，举二例以就正于程君。《养新录》卷八〈喫菜事魔〉条，程君未有考辨。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即引是书卷八，谓“宋人所指之喫菜事魔，是否为摩尼教，抑包含白莲、白云在内，今不可知。然此等儒释道以外之教，教外人每并为一谈”。又谓《养新录》所节引之“陆游条对状，则确指摩尼矣”；并引《渭南文集》卷五之原状以证之。[9]所引史料甚详，程君他日重理是书，似可略为补入。

又，卷八〈主一无适〉条，竹汀不取宋儒以“主一无适”释“敬”字，引《文子》二例：“其〈道德篇〉云：‘一也者，无适之道也。’又下注云：‘一者之贵，无适于天下。’”谓“古书‘适’读如‘敌’，‘敌’犹‘对’也。一为特，二为对，‘无适’者，无对也”。程君引《吕氏春秋·为欲篇》：“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云：“《文子》文例与之正合，可谓‘适’读如‘敌’之明证。”按：所论甚确。近人吴县曹君直（元忠）有〈无适无莫解〉一文，曰：

《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皇疏本《集解》言“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无所贪慕”。按：“无所贪慕”四字，何晏袭郑注义而未知郑之专释“无莫”也。《释文》：“适，郑本作‘敌’；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释元应《众经音义》“适莫”下云：“‘适’亦‘敌’也，‘莫’犹‘慕’也

“适”之训“敌”，“莫”之训“慕”，即本郑注。盖“适”、“敌”字同，“莫”、“慕”声转，例得通训。郑注之义，“敌”当读如“仇敌”之“敌”，谓偏于恶者；“慕”当读如“贪慕”之“慕”，谓偏于爱者。故慧苑《华严经音义》“无所适莫”下云：“《蜀志》诸葛亮曰：‘事以无适无莫为平。人情苦亲亲而疏疏，故适莫之道废也。’盖但知疏疏，即有偏于恶而若仇敌者；但知亲亲,即有偏于爱而若贪慕者；则无适无莫之道废矣。（下略）[10]

按：此文例证富而辨析精，故详引于上，供程君采择焉。

要之，程君此着，体大思精，非胸罗万卷、文理密察者不能为，可谓今日笺注中最上乘也。

【注释】

[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竹汀之学，实胜戴东原（震），因东原“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而竹汀“学究天人，博综羣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321（卷三）。

[2] 《清儒学案》（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影印原刊本），卷八十三〈潜研学案上〉，卷首，页一上。

[3] 黄曙辉、印晓峰标校 《郑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页906（卷五十五）。

[4] 《清人笔记条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2（卷三）。

[5] 参看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页37。又，Simon Leys有考辨，颇可看。见Michael Nylan ed. The Analect:s: The Simon Leys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p. 69-70。

[6] 陈寅恪即取后一说，谓“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囘、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2。

[7] 见王式通〈吴兴沈公子惇墓志铭〉，载闵尔昌《碑传集补》，《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298。

[8] 钱穆有〈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一文，谓前期清儒，“常主解放，同情被压迫者”，可以戴东原、钱竹汀二人为例。举竹汀《潜研堂文集》中〈春秋论〉、〈大学论〉及〈答问二〉“思曰睿”条为证，以见其政治见解之“平恕”。谓“宋明儒所唱，乃人生之高调”，而清儒“则对人生好唱低调，乃说与天地参，以天下为一家，只在此心能宽容”。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页2-6。

[9] 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3-165。

[10] 王大隆编《笺经室遗集》（1941年铅印本），卷四，页三。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