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一邑，何以硕儒辈出？——余姚先贤的精神与风度

作者：方其军、陈科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6月20日第5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十六日癸酉

           耶稣2016年6月20日

洛阳大头兵绘图

浙东古城余姚，历来人杰地灵。“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当年北宋名臣范仲淹送好友谢景初上任余姚县令时，姚江两岸的繁华盛景曾让他流连忘返。当然，能让他驻足留恋的，除了美景，还有一位让他一生仰望的人，那便是东汉高士严子陵。这一点，在其诗作《严先生祠堂记》中表露无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历史上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县城屈指可数，余姚便是其一。如果仅仅只是严子陵，那么余姚还远够不上如此的盛名。历来姚江人物甲天下，东汉起便绵延不绝，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历代有据可查的余姚进士就有六百位之多，明清两代占了大半。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这里便诞生了两位。

当地后人最终选择了其中的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作为余姚的四先贤。高风亮节第一人严子陵、心学圣人王阳明、东渡日本并被尊为“胜国宾师”的朱舜水、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一座古城，有山有水，一时商贾云集，多半归功于自然的因缘；而区区一邑，自古以来，硕儒辈出，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严子陵与汉三老碑“相遇”

余姚城东有一座山，名为客星山，相传为东汉高士严子陵的隐居地。后人之所以称之为客星山，也与严子陵有关。

据《后汉书》记载，严子陵助刘秀起兵光复汉室，功成身退，归隐于江湖。刘秀登基做了皇帝后，对严子陵念念不忘，一心想请他入朝为官。于是，通知各地张榜寻找，最终找到了隐居山野的严子陵。严子陵当时的想法是，老同学念旧情见个面完全可以，至于当官则非他所愿，既然刘秀盛情相邀，那就入宫吧。是夜，同学畅情叙旧，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同榻而卧，严子陵的脚在刘秀的肚腹上搁了一夜。次日一早，星相官急匆匆禀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刘秀笑答：“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于是就有了“客星犯帝座”的典故。

严子陵最终婉拒了刘秀许的高官厚禄，归隐富春江畔，耕钓以终。严子陵能甘守清贫，不委身屈就，宁愿与刘秀做平起平坐的朋友。如此清白操守被历朝历代以傲骨自诩的文人视作珍贵标本，立先生为精神之楷模。古往今来，对严子陵的赞词也不胜枚举，除了范仲淹，还有陆游、梅尧臣、杨万里、徐渭等。即使到了近代，郁达夫仍以散文《钓台的春昼》寄托对严子陵的感怀。

作为余姚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历史人物，史书的记述仅数百字而已。而究其人格操守形成的缘由，史书中似乎无从提取。那么，究竟是什么更值得珍重的东西在给予他精神的支撑呢？在穿越千年的岁月迷雾后，那座客星山上“汉三老碑”的出土，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六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客星山无意中挖到一块字碑。此碑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名为“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简称“汉三老碑”（“三老”是汉代执掌教化的地方官职）。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出土汉文石碑，没有之一。1921年秋，日本人欲以重金购取此碑。消息传来，以吴昌硕为社长的杭州西泠印社集六十余人之力用重金赎回，如今此碑仍被安放在西泠印社内，被誉为“浙江第一石”。

汉三老碑的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浑厚遒古，碑文记录了一位“三老”祖孙三代的名讳、祖父辈逝世的日子和后人的评价。其中写道：“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焦，敬晓末孙，冀副祖德焉。”

此碑与严子陵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估计略晚十余年。碑文对“三老”祖孙辈的名讳忌日作了详实记录，但对其下孙辈的名讳进行了回避，并对九孙之后的不为提出了警示，充分体现出当时余姚人对个人名节的重视以及对伦理祖制的注重。而“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敬晓末孙，冀副祖德焉”，则是敬告后人要传承遗风、莫忘祖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严子陵与“三老碑”在客星山上“不期而遇”来判断，无论是严子陵坚辞不就高位，还是“三老碑”中体现出来的人伦理想，交相辉映，共同显出余姚人世代相承的道德秉性：视道德追求为人生至要，可以放弃功名利禄，但绝不放弃在人格和气节上的独立。

余姚虞氏家族的千年辉煌

在宁波，坊间流传一句话：“一部宁波史，半部余姚志；一部余姚志，半部虞氏史。”可见，虞氏家族的文化，对于解读传统余姚的人文个性十分重要。

让余姚虞氏家族载入史册的第一人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骑都尉虞翻。虞翻，字仲翔，初为东汉政权的会稽功曹，后来受孙策知遇，出任富春令。孙策生前厚待虞翻，视为挚友。孙策被刺身亡，各县官员拟去奔丧，但虞翻认为集中奔丧会让贼匪和变民有可乘之机，便决意留守富春服丧，其他官员纷纷效仿，从而维持了江东各县的安定。孙权继位后，任虞翻为骑都尉。虞翻为人不同流俗，为人所忌，而且他还多次犯颜谏争，以致触犯孙权，先后被贬谪到丹杨泾县和交州等地。

除了治军理政有远略，虞翻还在易学、医道和讲学方面颇有建树。据说孔融看了他的《易注》后才知东南文化的卓越成就，有书信为证：“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会稽东部都尉张纮用“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来赞誉虞翻。“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即使在五百年之后，大诗人李白仍对其念念不忘。

后人对虞翻的评价，多为性情纯朴且耿直不阿，才学渊博且勤于思考，这些良好的品德也被他的后人继承下来，化为世代相传的美好家风。

虞翻有十一个儿子，其中有五人较出类拔萃，分别是交州刺史虞汜、宜都太守虞忠、越骑校尉虞耸、廷尉尚书虞昺、济阴太守虞爵。其中虞耸还当过河间太守，是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提出“穹天说”，著《穹天录》。其族孙虞喜受其影响研究天文，著《安天论》，成为世界发现“岁差”第一人。虞喜的弟弟虞预，字叔宁，喜好经史，撰有《晋书》五十六卷、《会稽典录》二十四卷。

在余姚虞氏家族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虞世南。虞世南，字伯施，唐代书法家、诗人、政治家。司马光曾形容他“外和柔而内忠直”。日常生活中，他沉静寡欲、修身力行；公务事上，却性情刚烈、直言敢谏。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深受唐太宗器重，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有《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三首分别写竹、蝉和风的咏物诗，清丽中透着刚健。例如《蝉》中的名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自高其德，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正所谓文如其人，虞世南是何许人，诗中可见。难怪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痛哭说：“朕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廷上下，无复人矣！”而“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可谓对虞世南一生最好的评价。

自三国虞翻到唐代虞世南，虞氏杰出人物数不胜数，而一脉相承的，便是这个家族共同的品质和价值取向。历经六百余年，余姚虞氏家族和严子陵、汉三老等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一起，让余姚人“治学勤勉、志坚耿介”的人格传承日久弥坚。

明清两朝姚江父子们的传奇

一个小小的县域，就人居与地理规模而言，偶有一两个人闻名于世并不稀罕。称奇的是，一个家族甚至诸多家族世代相继功勋卓著，并在史书间留下不可磨灭的浓墨重彩。余姚传统中的这类现象，不仅与某个家族本身的家风渊源密不可分，更是与地域性的文化沉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张岱在《夜航船序》中写道：“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

清代乾隆时的《余姚志》载：“其（余姚）民知耻好善，勤而不匮，质而不俚……民知礼让，君子以读书为本业，小人以技艺为耕作。愈贫寒者愈兀傲自矜，士大夫类有节……”

正是一直秉承着崇文崇德、务求本业的这样一种人文传统，余姚才得以在明清五百余年间涌现出王氏、黄氏、孙氏、谢氏、朱氏、邵氏等一大批以著名历史人物为领衔的名门望族。更难能可贵的，其中又有一对又一对从这里走出去的姚江父子，轮番演绎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奇。而其身后的高风亮节，更是让人击节叹赏。

姚江王氏家族，以明代王华高中状元而显。王华忠良刚正，当时宦官刘瑾专权，朝中大臣奔走其门，独王华不与其来往。刘瑾曾两次派人游说，但王华操持坚定，始终不肯趋附，刘瑾因此耿耿于怀。而彻底将刘瑾得罪的，是王华的儿子王阳明。当时，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监察御史薄彦徽等人上书要求除掉刘瑾，结果遭捕入狱。王阳明闻讯后竟然上书直陈刘瑾之害并要求释放戴铣等人，引来刘瑾大怒，立即拿王阳明问罪，廷杖四十，并贬至贵州龙场为驿丞。王阳明历经百死千难到了龙场，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始终不忘立身行道，以龙场为起点，端民风，治心学，终成一代大师。

状元及第的谢迁同样也是余姚人，他曾和刘健、李东阳一起辅佐嘉靖皇帝，是嘉靖朝的一品大学士。他比王华更早成为状元，从小饱读诗书，自幼便树立起为苍生谋福的志向。谢迁八岁那年，长辈们夜坐偶闻蛙声，便问：“蛙鸣水泽，为官乎，为私乎？”谢迁应声作对：“马出河图，将乱也，将治也。”入朝为官后，曾为明孝宗老师的谢迁全心辅佐政务，深得孝宗信任。明武宗即位后，权宦淫威，朝中百官“人皆危之”，谢迁却“若不知有忧患者”，将生死置之度外，不仅对他们的蝇营狗苟无法容忍，多次上书直抒己见，还十余次提交辞呈以示抗争。最后一次，要求诛杀刘瑾的建议未被采纳，皇帝却让他和刘健致仕回家。

谢迁生六子，二子谢丕以探花之荣入朝。后因受父亲牵连，被贬斥为民。父子遂在家乡经营庄园，乐得其所。刘瑾倒台后，谢丕被恢复原职，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并参与《永乐大典》修订。其间谢丕曾任经筵讲官，逢讲必“敷陈剀切，仪观详雅”。后其母去世，谢丕回乡守丧，从此绝意仕途，不再应召，而是居乡“修谱牒、创宗祠、置义仓、办义学、拯贫病、造津梁”，深得乡人推崇。

明代把持朝政的宦官前有王振、刘瑾，后有魏忠贤，后者权倾一时，势焰滔天，以致当时民间流传“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说法。面对魏忠贤的淫威，余姚人是不会屈服的——黄尊素、黄宗羲父子正是在与魏忠贤的苦斗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熹宗时，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党玩弄权术，将诸多东林党人解职归乡。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黄尊素，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时时欲置其于死地。黄尊素听说捉拿他的官差在半途被群殴的消息后，决意进京万里投案。尽管他知道此行九死一生，但他持的是天下公理，而非苟且活命。当他途经绍兴时，好友刘宗周为之大哭送行。果不其然，待黄尊素赶至京城后即被魏忠贤打入死牢，终被折磨致死。

那一年，黄尊素四十二岁，其长子黄宗羲只有十六岁。崇祯元年，黄宗羲上书请求诛灭宦党余孽、迫害黄尊素的直接凶手许显纯、崔应元等人。五月，刑部会审。在出庭对证时，他从袖中取出锐器刺向许显纯，并当场拔了崔应元的胡须。一时朝野震动，这位“姚江黄孝子”从此声名鹊起，就连崇祯皇帝也赞其为“忠臣孤子”。

在明清时期还有诸多类似的余姚父子，以家族整体“出镜”的方式在历史上书写着余姚人的大师风范与铮铮铁骨。这些姚江人物，是余姚“烟水万人家”中的杰出典范，也成为历史前行的引领者。难怪梁启超在《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中为之感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黄尊素）以风节历世，梨洲（黄宗羲）、晦木（黄宗炎，黄宗羲弟）、主一（黄百家，黄宗炎子）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邵曾可）、念鲁公（邵廷采）以迄二云（邵晋涵），间世崛起，绵绵不绝……”

梁启超在此文末还加了关键一句：“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这“生斯邦者”指的就是余姚人。在他看来，根植于乡民骨子里的传统姚江人文底色，才是余姚人在历史长河中独领风骚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不竭之源。由此，区区一邑，何以硕儒辈出？答案似乎亦已明朗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