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本着他思想的行动

作者：董彦斌

来源：法治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十七日甲戌

           耶稣2016年6月21日

晚年梁漱溟。

重庆北碚的夏天，虽然热，但是美。从卢作孚纪念馆所在的嘉陵江正码头向四外眺望，真像单刀会里关羽说的：“果然一派好江景也。”2015年暑假，我短居北碚，编完了《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和《我所建议的是什么？》。或许，这再一次证明了北碚与梁漱溟先生的缘分。

梁先生居北碚8年，立功立言，功在书生参政与勉仁书院，言在《中国文化要义》。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里，梁先生宣告，他要写一本《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说完这句话，他就前往北京。北京生活40年，他成为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但他并未写出一本《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

2013年，我受梁先生哲嗣梁培宽先生之命，开始编选梁先生法律政治方面的文集，思路一直没有打开理清，直到此次造访北碚。事实证明，这次我不仅编出来了，而且，我第一时间确定的题目，就是梁先生当时拟定的题目。这是巧合，也表示梁先生的文章里，一直有一根线索——能被愚钝如我之人发现的线索。

既然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梁先生宣布他要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两本书分别就是梁先生著作的文化篇和政治篇，所以说，在归纳“文化要义”之后，梁先生开始总结“政治问题”。这也是“内圣外王”的现代展开，亦即“内圣篇”和“外王篇”。

问题带来了答案，历史暗示了前途

文化篇与政治篇，内圣篇与外王篇，也可以说就是思想和行动篇。

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梁先生自问自答式地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

是的，这样真的恰如其分，《中国文化要义》对应的是“思想”，这本《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对应的是“行动”。当然，进一步界定来说，是“本着梁漱溟思想的政治行动”，有他的观察和思考，也有他的志业、梦想和事功。

作为梁漱溟先生的两本法政文选，我这里编出的《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和《我所建议的是什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学理性和问题意识，是他从行动中归纳出的梁版政治学和梁版宪法学。后者更侧重政治实践，是他在行动发表中的言论，言为行声，言为心声。

《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分为四编，前三编主要是梁漱溟对政治学一般原理的见解与阐发，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以及基于其政治参与的思考；第四编主要是梁漱溟对宪法、法律的心得。

《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共分三编。第一编“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集中展示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方面的一系列言论；第二编“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梁漱溟作为意见领袖发表的系列看法；第三编“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可以说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下编，集中表现为梁先生在全国政协等会议上的发言，大部分展示了梁漱溟的睿智和风骨。

梁漱溟回忆政治史和政治事件的“忆旧谈往”的文章，大部分未在此处收入；一些纯技术的讨论，例如《司法规例序》——这是他担任司法部部长秘书时的职务作品，也未收入。这两类文章，总体来说，和梁漱溟关注的“政治问题”关系较小。

梁漱溟并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或法学家，他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不是基于政治学原理或者法学原理，而是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系统的独立思考，基于行动中的认识和形成的经验。以故，他有独特的问题意识，能看到远处和深处。本书的题记，我引用了梁先生一句未受关注但非常重要的话：“问题带来了答案，历史暗示了前途。”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谁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意识，谁就会看到什么，得出什么结论，而未来，正隐藏在当代关注的问题当中。梁漱溟正是如此。

梁漱溟的问题意识，使他的法政见解颇为出类拔萃。例如，1919年“五四”时期，他发表了《论学生运动》一文，对“五四”提出了“法律的归法律”的看法。直到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时，梁漱溟的这个观点还能启发于人。2009年5月，我发表了《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一文，如果说该文受到关注，则所有的贡献都应归于梁漱溟。

到了2011年，一部集聚了大批知名演员的电影上映，尽管人物事件众多，这部反映近代历程的影片还是有梁漱溟先生的镜头，他的台词是“要冷静”。这句台词还不错，梁漱溟的问题意识是敏锐的，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同时也是冷静的。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和张耀曾的渊源实在太深。二者是亲人、是学友、是互助家族中的两代精英、是“上下级”、是司法总长和总长秘书。

我想特别引用我述论张耀曾的书中对比张耀曾与梁济先生的一段话，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漱溟在梁济和张耀曾影响下，形成思想而又青出于蓝的过程。

张耀曾说：“受先生扶植熏陶者垂十余年，情感之厚，理契之深，迥异恒泛。”梁济之子、同样与张耀曾情谊深厚的梁漱溟则说：“自幼师事我先父。”由此，作为恩人和师长，梁济既是对张耀曾思想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也构成了观察张耀曾的人文思考尤其是人生思考的参照系。同样构成了参照系的当然还包括思想家梁漱溟。

1918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自云：“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同时梁济自我解释：“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

梁济之死在当时引起思想界的震荡，陈独秀等皆有评论。数年后，徐志摩犹有评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在当时就震动社会的注意。就是倡言打破偶像主义与打破礼教束缚的新青年，也表示对死者相当的敬重。”

梁济是张耀曾的师长，却又与张耀曾构成了“清末”与“民初”的旧新典型。所以，二人一方面血浓于水，交流思想，另一方面，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颇有歧见。所以梁济曾说：“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吾知举世皆不以我为然，即亲如张蓉西辈亦未必以我为然也。”

这就是说，张耀曾是梁济的亲人和弟子，却不是思想上的知己了。为何不是知己？盖在于，如梁济自己所言，身值清朝之末，乃是代表“清末”的“旧人”，而张耀曾却是代表“民初”的“新人”。

说梁济代表“清末”，是说，梁济并非僵化固守之人，“清末”，其意即非清朝中叶，自从同治中兴以来，改良求变已成为许多士大夫的共识，吴汝伦、张百熙以及吴汝伦的师长曾国藩、幕主李鸿章，张百熙的推荐者和制衡者张之洞，甚至包括张耀曾的父亲张士鏸，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普通官员，都有改良务实的基本认识。

他们绝不会觉得旧体制不能变，但是，又不会完全认同西方的政治架构和政治观念，而仍然主张“保国”“保种”“保教”。所谓“保国”，并非保作为国家的中国，而是作为政府的清廷；所谓“保教”，当然就是维持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也就是维持基本的礼义，基本的君臣格局，家庭-家族格局。

梁济说：“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对于君臣关系，梁济以为：“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义。”

对于家庭-家族格局，梁济以为：“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打破家庭主义，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梁济正是在谈论这些旧新分歧根本问题的时候，无奈地指出了张耀曾之无法为其知己之处。

与梁济相比，张耀曾的人生履历首先为迥异。张耀曾之求学与职业经历，无不趋新，京师东文学社、京师大学堂、东京一高、东京帝国大学、参议院、第一届国会，无不是新学与共和新政治的典型机构甚至最高机构。梁济说：“吾昔催促张蓉西渡东，惟恐学染不深，既学成也，今乃责其偏，是吾最初之时无统观之识也。”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梁济和张耀曾的关系，也正是“清末”和“民初”，“君主”或“君宪”与“共和”，儒家与民主自由理念的一个隐喻。后者受前者催化，却终于代谢了前者，超越了前者，或者说背叛了前者。用梁济的用语来说，便是“偏”，“民初”的理念偏离了“清末”。张耀曾说“现世又人格平等之世也，余主张人格平等。”

张耀曾与梁漱溟有不少暗合的思考，例如，梁漱溟深度介入乡村建设，关注地方自治，而张耀曾在留日期间担任《云南杂志》总编辑时，就写了大量讨论地方自治的文章。

张耀曾和梁漱溟的行动精神，尤其接近。“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真是激动人心。

照亮未来，其道不孤

据说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梁漱溟。

勇气使梁漱溟更具令人好奇意义上的知名度，然而他的本质还是不世出的思想家和行动家，还是书生。在法政方面，梁漱溟的思考，尤其是他的行动，确实有书生参政“单刀会”的味道，所以当1953年他受到“升官发财”“伪君子”的批评时，他说：“这真是太妙了！”

本书如梁漱溟全集一样，收录了梁漱溟在1964年对当时政府工作报告的高度肯定，但也收录了他在讨论1978年宪法时的先知般的反思，他坚决反思二三十年里的人治的状况，并要求在科学与文化方面，要求言论能够少受束缚。

20年来，尊敬梁漱溟的人越来越多起来，他的法政思想和行动如灯，照亮未来，其道不孤。他不再是单刀会。

而我忽然觉得，历史曾经错过一个机会，那就是为梁漱溟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作者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时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任外籍客座研究员；梁漱溟著作两种：《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董彦斌编，法律出版社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