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与互联网之融合

作者：郭海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全人教育办公室主任）

来源：“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廿四日辛巳

           耶稣2016年6月28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手机互联网应用的兴起，世界已进入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让人欣慰的是，在这一波发展浪潮中，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工信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三个中国人里就有两个人在使用智能手机等设备访问移动互联网，中国目前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已成为世界第一，淘宝、微信、支付宝等手机互联网应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街头使用手机浏览网络信息的“低头族”也随处可见。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儒家文化应该如何面对，成为所有有志于复兴儒家文化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尝试论述儒家文化和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结合提出对未来的期望。

壹、“万脑互联”新时代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里用下面四句话概括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核心典籍、代表人物和思想精髓：三教九流儒为宗，六艺四书十三经，周孔孟董程朱王，格致诚正修齐平。从王阳明之后、自明末清初起，儒学由虚转实，清末民初面对西学、马学冲击又被迫隐退成为潜流。百年间命运坎坷，近年来竟然渐有否极泰来、一阳来复之运势，儒家文化魂魄归来、渐现生机，实为中华民族之大幸。

对于西方文化，也用四句话来概括：希腊哲人启智统，耶稣基督奠神功，文艺复兴科学盛，工业革命登顶峰。西方现代文明实由日尔曼蛮族承受基督教洗礼，不堪其压迫又经过文艺复兴奋起，意欲重现古希腊之荣光，再经过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在工业革命达到顶峰之后，进一步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互联网。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分别，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里面有一个“性智”和“量智”的说法。他说：“性智者即是自性的明解，此中自性即曰本体，在宇宙论上通万有而言其本原则曰本体，即此本体以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曰自性……《易》所谓始万物之知即此性智是也。”关于“量智”，他说：“量智是思维和推度与简择等作用，能明辨事务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故名为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原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逐取乎物、分别乎物、运用乎物，由此积习日深日精而成功后起之一种明锐势用，所谓量智是已。”

窃以为互联网是西方“量智”传统发展的最新成果，它突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范式，呈现出去中心化、反权威之网络互联互通结构，因此是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技术”。

西方的这个向外求索的“量智”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柏拉图的“理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世纪对上帝的理性一面的推崇、到文艺复兴时对“上帝是个几何学家”的信念，再到科学时代里伽里略、牛顿和爱因斯坦对以数学为形式的科学真理的探索，可以说是其道一以贯之。

在科学研究中，所追求的是要通过观测把整个世界的现象量化，再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来研究数量之间的规律，进而达到科学的真理。从牛顿时代的现代科学革命，再发展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是西方“量智”传统不断发展的过程。现代计算机的鼻祖、二进制的发明者莱布尼茨曾经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他希望能有一种严格定义的形式逻辑语言，能把一切哲学争论通过确定无疑计算给予彻底解决，从而当两个哲学家发生争论时，他们只需要掏出纸笔，然后对彼此说：“让我们来算一算吧”。

莱布尼兹的梦想继续向前发展，经由布尔的二值布尔代数、巴贝奇的差分机和分析机、信息论之父仙农的开关电路、图灵的通用图灵机、再到冯诺依曼的“存储程序架构”，最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西方“量智”传统结出了现代电子计算机这一硕果。

电子计算机自诞生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其体积越来越小、存储容量越来越大、运算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低。现实世界中所有能够表达为数字和运算的东西和过程，都能用电子计算机来模拟，并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精度运行。进一步发展之后，随着存储和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大家就开始有一个冲动要把原本各自独立计算机连接起来，以共享数据和信息。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的发展非常迅猛，从1969年仅有四台主机互联的阿帕网开始，在短短几十年间，WWW、Google搜索引擎、Web2.0等技术层出不穷。最后到今天，随着电子商务和手机互联网应用的流行，互联网呈现出一个井喷式发展的势头，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之改变。今天通过电脑、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说不仅是电脑，而且是人们的大脑都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万脑互联”的新时代。

贰、互联网之道

西方这个“量智”的传统相对中国儒家文化而言，它的地位该如何安放？马一浮在《泰和会语》里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所谓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又称六经。他论断，“六艺统诸子，亦统四部（经史子集），故六艺该摄中国一切学术。”更进一步，他又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起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於《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於《春秋》。文学艺术统於《诗》、《乐》，政治法律易经济统於《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於《礼》。”最后他说：“综会《六艺》于一心，全部人类的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外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因此，这个道既然统摄中西一切学术且无处不在，则互联网既然作为一种现实的技术形态出现，所谓的六经之道必然在其中。

在儒家文化中，六经之道可以提炼为一个“仁”字。“仁”字内涵丰富，其要义在互联网中皆有体现，就此我提出以下五点：

第一，电脑体现“身心一体”的阴阳之道。在《郭店楚简》中，“仁”字都写为“上身下心”，体现身心一体。仁者，人也。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仁或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个身心合一的有机体。在宋明理学中，也讲“理气不二”的宇宙观。张载《正蒙》曰：“太和所谓道。散殊而可象者为气，清通而不可象者为神。”这里说的气、神，可理解为是物质和精神。在计算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似的结构。每一台电脑都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硬件即其身，软件及其心。电脑运行既有硬的一面，物质和能量的转化；也有软的一面，程序和算法的运算。二者一体又有分，体现“身心一体”的阴阳之道。

第二，互联网体现“君君臣臣”的阴阳之道。“仁”的另一个主要含义是“相人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仁曰：“亲也。从人二。”这是指人伦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仁”。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就是说在人伦关系中每个人都或为阳、或为阴，都要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样才能共同形成一个更大的和谐整体。在互联网当中也是如此，每个电脑或者提供服务，或者获得服务。如果你提供服务，就是个服务器（server），是君；如果你得到服务，就是一个客户机（client），是臣。当然这是要有一个协议来协调的，清楚地规定谁该做什么、怎么做，从而整体可以得到一个秩序。因此可以说，互联网也体现“君君臣臣”的阴阳之道。

第三，互联网体现“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仁通之道。“仁”的另一个意思是“通”。程颢说过：“医者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谭嗣同《仁说》曰：“仁以通为第一义。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 ，异域如一身也。”互联网为万网之网，通过电脑互联把人也连在一起，其最能体现仁通之义。

第四，互联网体现“生生之为仁”的生生之道。互联网增长的生态、为个体提供的结合的机会和仁的另外一个意思“生生”也有类比性。儒家讲“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之为仁”。生生基本的范式，当然是阴阳和合形成一个整体。互联网之联通可以方便部分和个体生成群体，可以生成层次很丰富的更大的整体。在微信、QQ等即时通讯应用中，可以两个人拉一个群、多个人拉一个群，非常方便。互联网本身也好像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不停生长，日新月异。

第五，互联网还体现“群龙无首”的太和之道。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体现一种平等的思想，每一个节点都不是中心，也可以都是中心。这与儒家的“太和是道”不谋而合。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曰：“太和，和之至矣。阴阳异撰，而其姻縕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混沦无间，和之至矣。”《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里赞许的也是同样体现太和之道的一种自由、平等的气象，这也正是互联网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思想。

叁、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的暗和

儒家文化和互联网技术为什么会有以上诸多暗和之处？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前现代的、体现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而互联网则体现一种后现代的范式，是对现代的机械还原论的突破和超越。后现代是前现代的否定之否定，从而经过螺旋上升在另一个高度体现出和前者的相似性。

西方的“量智”传统在工业革命达到顶峰之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盛极而衰，危机全面爆发。在过去的一百年内，西方的知识分子对此有很多讨论，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极权独裁、核危机、生态危机、道德滑坡、信仰崩溃等等。概而言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我的身心三大关系全面出现危机。那么，危机根源在哪里？实际上就是由于量智一味地向外逐物，迷途而不知返所致。八卦里面的“坎卦☵”最能描述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坎卦的卦象是“☵”，“一阳陷于二阴”。就是说，量智驱逐于物、运用于物，最终不免沉迷于物，最后人的精神陷溺于对物质的坠追求，不能自拔。古希腊的时候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到了培根，口号变成“知识就是力量”。同样是追求知识，但是发展到以科技驱动的现代工业文明，目的已经不同了，转为对物质力量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宰制。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表现为三种主要形态：英美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德意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前苏联的公有制共产主义。三者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都推崇通过某种形式的斗争追求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本主义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经纪人之间的竞争，法西斯主义是种族之间对生存空间的竞争，共产主义是为历史必然性驱动的阶级之间的斗争。

中国的危机也很大，最主要是文化的危机，是中华民族失魂落魄、魂不附体的危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力东渐。国人屡战屡败，逐步丧失文化自信，开始全面质疑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文化。由盲目自大变成盲目自卑、妄自菲薄，求新求变之心日趋激烈，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终于喊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最终导致儒家文化花果飘零、魂不附体之惨状。

从时代变迁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代的基调不断变化。从1919到1949，是救亡图存、武装建国；从1949到1979，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从1979到2009，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展望2009之后的三十年，应该是深化改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语》中记载，孔子到卫国，感叹卫国人口众多，于是发出感慨：“庶矣哉”，人口真多啊。子路在一边马上发问：“人口多了之后，该如何治理呢？”孔子对曰：“富之”，让老百姓富起来。子路又问：“富了之后如何？”孔子又对曰：“教之”，使他们有教养。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已经过了“庶矣哉”和“富之”的阶段，而要进入“教之”的阶段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必将迎来一个繁荣兴盛的新时期。关于社会的变迁，《孟子.尽心篇》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墨道“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道清苦至极，常人难以久处，故必逃之。“逃墨必归于杨”，杨朱主张为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其道欲避世利己而自全其身。杨朱之道太简而近实，常人亦难久处，故亦必逃之。“逃杨必归于儒”，一左一右之后，最终必将回归儒家的中道。毛泽东时代号召“一大二公”、“毫不利己、专门为人”，堪称墨道，到文革后期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不得不转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时代提倡“包产到户、自由经营”，鼓励人们发财致富，堪称杨道，但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和个人享受又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加上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于是今天又面临一个转折点，逃墨去杨之后，必将回归儒家仁爱和谐的中道。

肆、儒家文化的复兴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儒家文化如何复兴？仁道如何教化？《四书五经》如何成为信息时代的人们提供安心立命的价值？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互联网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正面讲，电脑和互联网存储的信息量大，运算速度快，直接增强了个体的脑力；而且连接通信方便，天涯若比邻，增进了个体间的沟通；还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的福祉，并为解决未来可能面临的全局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从负面讲，互联网提供一种“真而不实”的经验，使人心游离、放逐于外，身心不得安顿。在人际关系方面，虽然优点是通信便捷，“天涯若比邻”，但也有比邻若天涯、好友对面不抬头的新问题。当然还有技术的傲慢、电子垃圾等等问题。

在全民互联网的今天，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怎么行？熊十力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思修交尽，上达天德。”他说：“专尚思辨者，可以睿理智，而以缺乏修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德。是故思修交尽，二智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现代西方一味追求“量智”的物质文明缺乏修为，故没有上达之路，可以用中国的“性智”之学补之；而如果只讲“性智”，不务思辨，则“性智”将不能发挥其全体大用。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中西结合、思修交尽，二智圆融。

依此而论，有志于复兴儒家文化的仁人志士应拥抱互联网技术，考虑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推广、复兴儒家文化，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事业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而从事互联网工作的科技人员也有必要多关注学习儒家文化，以使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和相关产业发展得更好，更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最后，提出以下三点作为结语：与互联网相结合，是儒家文化复兴的一个必由之路；而拥抱儒家文化，则是互联网在中国本土化的必然选择；同时，思修交际、二智圆融，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相结合，将成为21世纪中西文明融合的一个可期待的未来。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