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遭到毁弃之后，才会感受到它的报复

作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廿七日甲申

           耶稣2016年7月1日

传统的毁弃与残存

问：您曾说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被污染之后，我们才会觉得它重要，只有在它遭到毁弃之后，我们才会感受到它的报复。您所谓的报复指什么？

答：最起码的，老太太倒在地上了，总得抢上去扶一把吧？可你真要这样做，社会就得有个潜在的传统。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见老人跌倒而不扶，对于孟子那个时代的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长期的教化，这已变成人们的习惯甚至本能了，也不会有人怀疑你说，没你的事儿干嘛要扶？现在却不一样了，第一个不扶老人的案例发生后，你确实会感到惊讶，因为你发现传统变稀薄了，后来你干脆又发现，大家普遍都不敢扶老人了，也都见惯不怪了，这就说明传统干脆消失或衰微了。

再举个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前任校长曾经提议，让清华国学院也办个少年班，我们就不敢接下这任务。那还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没法提供支持了？所谓少年班，无非是要招收超常的孩子，而这事又全由主考老师说了算，这样一来，你此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第一，那得有多少家长找到你，要你看看他们的孩子怎样？那你自己还做不做学问？第二，在国学方面超常的孩子，在其他方面又难免偏科，比如不大喜欢奥数等等，甚至有可能愤世嫉俗，所以只要想来挑毛病，就总能找到他们的麻烦。再说，哪怕你挑选得再对，也要很多年后才能验证，可网友们能管那么多吗？比如，钱钟书当年考清华，外语得了100分，数学得了15分，按规则是不该招的，而清华偏偏就招了他，后来虽说仍有偏颇，也总算成了一代宗师。可是，现在要招这样的学生，正由于传统已经太稀薄了，总是不吝以坏心度人，那就不会被传为美谈了，只会来被猜忌甚至“人肉”。所以你看，一旦丧失了基本的传统，那就像是失去了空气，做什么事都困难了，就连喘口气都困难了。

当然，如果再往积极面来看，传统一方面确实被毁了，可另一方面还仍然残存，而这又是我们的基础与转机。实际上，对于能不能扶老人，人们之所以感到纠结，就是因为现在的沉重现实，跟他们的道德情感在打架，而这种情感正好来自传统。再者说，要是传统全都荡然无存了，那么打个比方，双十一购物节，也就不可能被发展出来了，失去了基本的信用支撑。简单地说，是世俗儒家的小传统，还没有被彻底葬送，这才能支撑起电商的发展；只可惜，精英儒家的大传统，却已被毁弃得太厉害了，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方面，如果精英的儒家还在，那还是不能赞成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它把消费主义看成唯一目的，而这同传统的“义利之辩”正相反。另一方面，作为底层的社会心理，世俗的儒家毕竟还残存着，它克勤克俭、隐忍平和、重视教育、讲求信用、看重血缘，尊敬权威。所有这些文化心理要素，都被人们视作了理所当然，其实也包括那些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却不知那正是他们的文化前理解，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特性，才支撑了对于现代化的移植，才构成了当代生活的隐秘地基。

当然，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就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指标，更要从历史的隐秘处看到，就文明发展的后劲来说，文化大传统的基本毁弃，还是使我们的民族损失惨重。人们往往误以为，儒家是服从政治维权的，但其实只有世俗儒家，才会倾向于盲从权威，而精英儒家则并不盲从，在历史上从来就如此，任何一位儒生只要把学理读进去了，他就会更加服从道义的召唤，哪怕为此而舍生取义。而到了近现代的历史中，我们就不去说陈寅恪、梁漱溟了，他们的大无畏姿态，构成了上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就是最反对本土传统的鲁迅，他临死前提出的那几类人，什么“拼命硬干的人”，什么“为民请命的人”，什么“舍身求法的人”，如果拿到历史上去对照一下，难道不都是最纯正的儒者吗？

最近跟两位先生对接

问：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能够回应当代社会的尖锐问题？

答：一方面，不能笼统地否定固有的传统，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比如我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由于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范导，而具有“无宗教而有道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不能笼统地主张向西方学习，因为寻常所讲的西方文化，由于地理上的偶然原因，其实是由“两希文化”杂凑而成的。在这中间，如果希腊文化是重视现世、多元、科学、民主，那么，希伯来文化就在注重绝对超越的一神教，两者在历史上就未能融合好，到了当代更像油、水一般地分离开来。四百多年以前，利玛窦来中国传播西方的基督教，可他采取的策略却是，也同时把西方的科学给带进来，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我们有了如此发达的科学，都还在相信这些讲不通的东西，难道你们还不愿相信它吗？然而，中国的上层士夫的心灵，却是受过先秦理性主义清洗的，在头脑中都预装了孔子的教诲——“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弄到最后，他们还是自行从西方文化里，总结出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而那却都是来自希腊的东西。

问：但是佛教在中国生根了，这是为什么？

答：一方面，前边的话已经意味着，在“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严格讲只有“亚伯拉罕宗教”，也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你也许就应当转念想到，佛教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教义，特别是，释迦牟尼本人的理论，而不是后来的世俗化，只应被视作一种理论或学说。另一方面，由于经过了太长时间的消化，这种教义也就越来越中国化了，更像是依附在中国文化上的、被特别设计出来的补充。试想，中国人原本是那么入世，那么，即使偶然去一趟山林中的寺庙，也算是“平生难得半日闲”，而且即使去往了那里，也并不是为了出世的目的，反而是为了增加世俗的幸福。佛学本是主张“四大皆空”、“六根清净”、“六亲不认”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去那里却怀着现世的欲望，尤其是为了能香烟后代、多子多福。所以，佛教在中国已大大变味了，成了现世主义的一种寄托，也支撑着民间社会的信念。

另外，回到你先前的问题，正因为是在主张现世主义，而又能“无宗教而有道德”，所以你屈指算算，从轴心时代走来的这几大文明，有哪个是能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而又能同科学和民主无缝接轨的？恐怕也只有沿着先秦理性主义走来的中国文明了吧？所以在我看来，而且我也是多次强调过，在这种“中国与希腊”的文化亲和性中，潜藏着极为重大的未来前景，只可惜人们往往一叶障目，短时间内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文明的“无宗教而有道德”，跟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就是美德”，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亲和性。实际上，人类的道德之心，原是在从猿到人的演化中，随着环境变迁而自然生成的，而研究这种道德的伦理学，原本也只是人间的、现实的学问。如果要调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只需这两人经过反思和论辩，便可以找到共通的结论。比如，当孔子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那完全是顺着道德直觉脱口而出的，根本不必引用什么天条或戒律，却又属于颠扑不破的、千古不磨的断论。而且，从这样的“道德金律”出发，也根本不必再预设一个超越者，让他在天上死死地盯着，为此还要先把我们预设为“罪人”。慢说这种想象中的天神，原本就属于莫须有的东西，即使姑且设定它的存在，那么按照儒家的道德学说，要是只有被别人盯紧了，才愿被动地去做道德的事，这本身就已经很不道德了。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不能采取太过功利的态度，尤其是不能拿它当作“维稳”的统治工具，否则就实在是焚琴煮鹤、买椟还珠了。那样的做法，一定会把国学也给“玩坏”的，而现在就很有这样的苗头了。必须从更高的层次看到，儒学真正能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独到的人生解决方案，而且，即使把它拿到世界范围去，跟那些被当作天条的信仰相比，儒学的方案也仍有充分的理由，甚至也仍有它独特的优长。

重建全社会的道德

问：在儒家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答：当然话又说回来，再从现实的关切出发，如果能够按照儒家的理念去生活，让观察的角度更加立体化，整个社会也自会安定得多，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会融洽得多。而现在，由于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就只想用科技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生态恶化本是技术发展所致，你又想用另一种技术来纠正它，没想到新的技术准会带来新的问题，到头来就只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再把污染源头转嫁到别国去。这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大家怎么就没想到，还可以通过转变人生的态度，提倡幡然悔悟的生活方式，来更加彻底地、也是更合道德地解决问题呢？你看在现代化的运动之前，正因为工具合理性还没有恶行膨胀，还没脱离价值合理性的制约，虽说几千年来都在留恋现世，可老祖宗也并没把生态给弄坏，他们身上有很多传统的美德，比如亲民爱物，物吾与也，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连一张写有文字的字纸，都要以诚敬之心来尊重爱惜，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去炸鱼、电鱼、竭泽而渔呢？

当务之急是，如果要价值方面返本开新，去重建全社会的道德生活，那么现在的教育就必须改进。比如，正像你刚才向我提问的，都已弄得连老太太都不敢扶了，那就说明现有的道德教育“出大事”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反思现在这种空洞的政治课呢？你把它充实扩展成为公民道德课，行不行呢？真正的要害问题在于，你如果只引导学生们去想，他们都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从天性中就只会追求物质利益，那么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能不发扬这种“恶的本性”，能不利欲熏心、蝇营狗苟吗？为什么不去教教传统的“义利之辨”呢？为什么不让他们记住，正所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即使在这个现代社会，也需要“先明道义、后讲功利”呢？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记住，正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以即使有那样的物质条件，如果过分地放纵物欲和消费生态，也仍然属于一种道德缺失呢？事实上，只有总是由这代人去告诉下代人，做人就应当父慈子孝、泛爱众生，这个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的祥和，而人们才能过得上善好的生活。一旦有意无意地去宣扬，人生不过是物质上的“块肉”，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不要说由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了，就是原应由世代来共享的大自然，也会被他们弄得山河变色，暗无天日，难以为继。

家庭作为一种文化

问：中国的文化脉络，是否已经发生了断裂，您怎么评估这种情况？

答：这种文化现象，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断裂情况。比如，从最小的社会细胞说起，尽管家庭作为社会组织还在，然而家庭作为一种文化细胞，实际上已经基本断裂了。这一点对于儒学特别致命，因为儒家文化正是建基于家庭之上的，它要求孩子在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中，通过操演而逐渐习得社会情感，再把它扩张到更大的社会组织中去，也就是说，儒学不光要求去“修身”、“齐家”，还更要去“治国、平天下”。而现在，由于种种的不合理原因，这种家庭文化早已经断裂了。比如，长期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无形中带来了巨大挑战。古代人原是很讲究“孝悌”的，可现在谁都没有兄弟姐妹，那还怎么来操演这种德行呢？

进一步说，还不光是在同代人之间，儒学要强调“兄友弟恭”，并把这种情感推向社会，而且在代际之间，儒学又强调“父慈子孝”，并也把这种情感推向社会。不消说，在后边的这一种关系中，儒学还特别强调“子孝”的一面，这曾经引起过不理解的喊叫，特别在参照了西方的“原子化”以后。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实际上，全力去呵护自己的下一代，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天性，这才不必去特别予以强调，文化性正是要提升动物性的。你看现在这些“小皇帝”，长那么大了还在“啃老”，而他们的父母还心甘情愿。这当然也表现出了人性的侧面，然而，这却病不属于正常的文化。正常的文化总要有道德约束，而道德又总要跟自然趋向相逆，总要反过来强调牺牲精神，总要对人们进行后天的教化。也只有这个，整个社会才有交互的作用，在代际之间才具有公平性。无论如何，要是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啃老”现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太无天良、太不孝顺了。父母为孩儿操劳了大半生，所以等到儿女成年之后，那正是他们应当“反哺”的时候，而现在把这些全都弄颠倒了！

问：年轻人啃老，也是被逼出来的吧？比如刚工作没几年，就要买房子，一般人哪拿得出那么多钱来？

答：这问题应当反过来看。常能看到这样的房产广告——“丈母娘同意了”，因此也就常有人这样说，是中国的“丈母娘推高了房价”。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丈母娘，没这么暗中帮助房地产商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家总还有相对正常的文化。当今中国的怪现状却是，既然家庭不再是一种文化了，人们就只具有原始的天性了，而只要顺着这种原始天性走，哪怕只是受命于体内的催产素，老的就更倾向于要呵护小的，而不是由小的来供养老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丈母娘为了呵护自己的女儿，就会对房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而且她们也同时就料定了，公婆为了呵护自己的儿子，也会心甘情愿地让他去“啃老”，而不忍心看他去“打光棍”。更重要的是，开发商也早已料定了，会有那些省吃俭用的爹娘，甘愿为自己的孩子掏腰包，哪怕是掏出养老保命的钱，不然他们怎敢如此地抬高房价。要是在一种正常的国度，就算哪个资本家再贪婪、再心狠，也不敢把房价这样去抬高，甚至能达到年均收入的几十倍、上百倍，除非这个开发商自己想跳楼！

应当看到，所有这一切“目睹之怪现状”，都是以牺牲老一代为代价的。如果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就能看到相当强烈的反差，并由此看出国内的不正常。比如到唐人街去吃饭时，你会发现相邻的大圆桌旁，主要地都是乐呵呵的老年人，他们现在已经告老退休，也不再背负房贷的压力了，所以比起他们的孩子来，生活压力算是基本消失了，可以从容地享受最后的时光。可是，一旦回到中国的饭馆里，邻桌食客就几乎全是年轻人，他们才是餐饮业的主要顾客。那么，一边既要求父母去节衣缩食，牺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另一边却仍不忘去享受美食，个个都还这么心安理得，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吗？

教育更是斯文扫地

问：现在除了家庭文化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传统也断掉了？

答：孩子们一旦走出家庭，随即也就要步入学堂了，不妨再接着谈谈教育机构。实际上，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也同样是被相当地毁弃了，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式微了。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正因为这个社会要延续下去，就需要有所损益、需要自我更新，所以它所建立的教育机构，反要跟它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再跟它展开对话，并向它输入秉持理念的社会成员。这样的传统在中国，至少从孔子的“学在民间”开始，就已经历经艰难地建立起来了。也只有这样，当受教育者再从这里走上社会时，他们在内心中秉有的理念，才会跟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产生出或多或少的距离，这才算是给社会带去了新鲜血液，足以矫正得社会去向理念靠拢。无论如何，现实的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历史长河也是会“打个弯”的，就是理念本身是不会出错的。正因为这样，就应当时刻都不要忘记，必须用理念来修正历史和现实，哪怕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你自己的心念也不要因此而泯灭。

可惜的是，现在的情况却刚好相反。首先，最让“斯文扫地”的是，教育者本身就被无情地修理了。学校里，经常会有新的办法出台，憋足了劲想要管理教书的人。本来，仅仅由官方而不是由民间，来设立主要的学术研究基金，这本身就很容易带来弊病。而现在的主事者还不知收敛，在这基础上制定了“奖上加奖”的制度，就更增加了这方面的荒谬性。按道理，要是有些人不怕麻烦，去申请了这样的研究资助，并且获得了额外的支持，那么，就应在此后的职称评定中，以一种“减分”的原则予以考虑，因为他们毕竟需要额外的花费，增加了纳税人的财政负担，这就不如那些没有申请项目，而默默无闻地进行学术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相等成果的人。可是，现行政策却出于“控制”的目的，不仅没有实行这样的“减分”的原则，反而倒过来施行了“加分”原则，对于没有去申请这类基金的人，反而样样都给与另眼相看，这如何能鼓励独立自主的学风，如何能让学者去“十年磨一剑”，如何能鼓励他们真心热爱学术？也正因为这样，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都中断了。要是搁在过去，哪个稍有点自尊的读书人，会像现在这些教授那样，既没有思想、也不打算思想，却又急于写作、以量取胜，巴望着上面能分给一点可怜的余唾？

与此相应，学生那边的问题就更大了。他们原本就没经过八十年代，连对于思想解放的残存记忆都没有，如今再去听命于僵硬的指挥棒，就显得比老师还要“老成”，所以不再是“社会化不足”了，反而显得是“过度社会化”了。由此导致，只要老师的授课稍微难一点，或者老师要求得稍微严一点，他们就油滑得宁可不选，哪怕也照样钻到教室里蹭课，反正哪里还混不到几个学分？这样的学生，简直都等不到再走上社会，就已经变成“社会油子”了，哪还能指望他们到毕业以后，再去跟社会进行协商磨合，由此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在修理了他们以后，他们又反过来修理了社会，或者报复了社会，让它不再有可指望的前途了。

“学在民间”的重要性

问：如想续接已断的文脉，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

答：如果单就教育方面而言，我想当今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私立大学一直都没有搞起来。只要是缺少了这一个变量，大学就有可能总是这个样子，甚至还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在名义上，政府当然应当代表“公益”，可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它往往又是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所以只要弄得不好，特别是，只要是缺乏民意的监督和渗入，它就会更考虑片面的自利，就更要考虑自身的一时稳定，而顾不上民族文化的后劲，更不管什么看不清的未来。可是，一旦出现了像样的私立大学，情况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了，因为教育的要素开始变得多元了。也就是说，一旦私立大学挑起竞争了，即使是公立大学，也就不敢再办得像个衙门了。大洋对岸的情况就是如此，你看加州伯克利虽属于州立大学，但由于它的背景是常春藤大学，而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的，就使得在美国即使是公立大学，也照样能办得有声有色。当然你如果到两边去讲学，还是会发现很多微妙的区别。

另一方面，即使只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谈。我最近重新推出了一本书，并为它写作了长篇的导言，那就是《西南联大国文课》。我在那里边明确地提出，面对西南联大留下的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还在于，尽管如果就办学的条件而言，它大概除了“自由”二字之外，在任何条件上都远不及今天，然而，单只这一个关键性的强项，就仍使这所学校的成材率，大大地优越于当今的学校，包括后来又由它拆成的清华和北大。在我看来，这也就决定性地回答了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绝不要沿着全盘西化论，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过的自由，马上就把它归宗给外来的自由主义，误以为那准是当年的唯一资源。应当更全面地看，发现支撑着联大的精神资源，更是来自中西之间的会通、交融与增效。刚才已经说过，其实精英儒家从来都不曾盲从，倒是很强调个人的人格和风骨。也正因为这样，一旦陈寅恪、梁漱溟等人了解到西方的自由观念，他们才会以“正中下怀”的态度接受它，从而才会在上世纪下半叶，以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反抗，唱出了中国读书人的最强音。而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文》中，冯友兰也引用了《礼记》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说明“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这也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怎么看“文化主体性”

问：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所谓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什么？

答：如果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谈，那么这个“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就应是“文化传统”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正由于本土历史的应有连续性，被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给阻断了，而原有的那个文化共同体，也在外来的碾轧下失序了，这才使得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受到“传统丧失”的报复。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学热，还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倒是老人们听“百家讲坛”听出来的，属于“礼失求诸野”式的自我修复。在我看来，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紧要关头，再一次胜于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正因为他们是没有宗教概念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乃至于它的那种言说方式，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

另一方面，如果再放宽眼界来看，特别是从跨文化视野来看，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说法，更属于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说法，正好应对着当今的全球化潮流，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还在迷惑不解地问，既然这个文化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它的什么主体性？那么，这种说法就太缺乏历史感了，也太过静态和消极了。这就好像是在说，既然历史已然犯下了错误，就根本不必去幡然改正了。可事实上，民族意识一旦被压弯了，就像伯林的那个比方一样，是会像树枝一样奋起反弹的。这同样是个全球化的现象，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存心怀旧兴起的首要根源。更具体地说，正是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迅猛加速的全球化这一起飞时期，目睹了发明传统这种强烈欲望的盛行。”正因此，就需要引进更加积极的概念，那正是我的一本近作的标题——“再造传统”。当然，应当平衡地意识到，这里所谓的文化“再造”，是指向“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必须跟世界潮流沟通与叠合；另一方面，它仍要继承中国文化的辉煌，也仍然要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表现为传统的激活和历史的延续。

最后要说的是，其实“主体性”正是同“主动性”相连，所以，但凡想要否定“文化主体性”的人，也就肯定看不到“历史主动性”了。过去很多年，我们就是吃这种片面认识的亏，总以为只有彻底地砸碎旧世界，才能真正地创造出新世界，却没想到一旦历史被割断了，人们道德水准就都掉回丛林了，到头来就只能“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就算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这般执迷不悟？那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连续性，如果不是跟激进的革命话语的连续，那至少也是跟舶来的西学话语的连续。而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早就提醒过的，如果有人只读了一本《自由论》，就觉得这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道理，那么，这就跟当年只读了一本《资本论》，就走出书房去进行社会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浅尝辄止，根本不想再去把书读完，人们面对当代中国的问题，才会提出两种解决背反的方案，要么把这种乱局归罪于传统，要么把它归罪于传统的丧失，从而要么想去呵护、弘扬和再造传统，要么则要继续去毁坏早已残损的传统。

说来说去，全部问题还是出在思想和教育上。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还照这个样子来办教育，还在维护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就会把这种正在困惑着当代人的争论，再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去，让他们终究也要面对这样的争论，既悲观又不负责任地说——“我看中国人的苦还没吃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