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上有一条亘古不移的“孔子定律”

受访人：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泰山学者） 

采访人：常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孔子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廿六日癸未

           耶稣2016年6月30日

中国孔子网编者按：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在孔子研究院考察期间，习总书记对曾振宇先生的《儒家故事》等几部儒家文化读本特别感兴趣，并说“要仔细看看”。作为学术名家，曾振宇先生始终关注新时代的文化走向。“中国文化特区”、“孔子定律”等专有名词，是他的发明创造，耐人寻味。他对社会问题的解读总是那么深刻到位，显现着真儒家的济世风范和担当精神。

照片说明：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

在孔子研究院举办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史，儒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血脉

问：首先请曾老师介绍一下《儒家故事》的编撰过程，以及它作为儒家文化普及读本，特点何在？

曾振宇：《儒家故事》的编撰受到了钱穆先生观点的启发。钱穆尝言：“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史，人不同于动物，人除了“食色性”自然欲望的本能渴求之外，还存在着道德和情感需求，存在着对“心灵的世界”的向往。人类这种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文化，有文化的人类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儒家故事》旨在从一种新的视角讲述儒学史，即通过一个个既独立又连贯的通俗故事讲解儒家人物与儒学史，使读者在轻松惬意的阅读中领悟文化传统的血脉所在，感悟“中国文化理想”绵延流长，领悟出儒家文化“活的生命”，并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方面有所裨益。

 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设立，不亚于1979年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

问：您作为山东省政协委员，从2010年开始连续三年提交《关于设立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建议》的提案，2012年12月已得到中央批准建设。您建议设立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动机与目标是什么？

曾振宇：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设立，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不亚于1979年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曲阜文化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方向的确立。文化特区是要从理论高度回答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美国的“现代国家”？还是日本的“现代国家”？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如果存在有别于“英格兰道路”的现代世界，那么“中国道路”的“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依托又何在？如果能够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寻求哲学与道德文化资源，那么中国就存在内生性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成为可能。我有一次在美国讲学，一位美国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地处中国和日本两个大国之间，在迈向“现代国家”的同时，还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我非常赞赏这一提问，甚至觉得问题的提出比结论更富有启发性。

 当年猛烈批孔非儒的社会精英，在尘埃落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普遍进入了集体反思与检讨之中

问：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渐丧失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文化革命倒逼政治革命现象明显。对于传统的批判，是否可以理解为“用力过猛”，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花果飘零”的状态？

曾振宇：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之后，中国人仿佛从一场大梦中惊醒。“天朝帝国”为什么战胜不了“蛮荒小夷”？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之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西方的“长技”究竟是什么？是兵器、宗教还是制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文化！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废除传统的旧文化，全方位吸纳西方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应时而生。

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恰恰被人忽略：当年猛烈批孔非儒的社会精英，在尘埃落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普遍进入了集体反思与检讨之中。章太炎在1902年借日本人远藤隆吉之口大骂孔子是“支那之祸本”；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把儒家著述“捶碎，烧去！” 钱玄同多次呼吁废除汉字，对孔子与儒教要“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立场与观点骤变。胡适晚年一再申明“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章太炎在1935年《答张季鸾问政书》中强调“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因为如果不能从片面激愤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结升华到对传统文化有一全面、辩证的认识、甚至“同情之理解”，就无法在知识和人格上实现自我超越。可喜可贺的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已实现了这一内在自我超越。章太炎、胡适等人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心路历程，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有深刻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问：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治运动销声匿迹，阶级斗争偃旗息鼓，马克思主义渐渐失去收拾人心的作用。您怎么看未来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中国化？

曾振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学术界一直有争议。 1994年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中国，不适宜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牟宗三也认为，“大陆上讲‘社会主义’一定要照《礼运篇》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讲。照《礼运篇》讲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放弃马列主义。”不可否认的是，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衡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势力最大、影响最深广的文化学说。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虽系“固有之物”，愈来愈显示其不朽的世界意义和世界价值；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大力宣扬，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两次重要的外来异质文化输入，一次是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另一次是近代西学东渐。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华文化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先后汲取了老庄哲学、道教和儒家思想，以适应当时中国士大夫文化层和俗文化层的诉求。近代西学东渐也是如此，凡是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容者则流传深广（如禅宗），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则短命夭折（如法相宗）。想当年印度禅学蜕变为中国禅宗，花费了七百多年的时间。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是一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

 儒家“灵根再植”成为可能，而且“中国梦”与“周公梦”对接也成为可能

问：中华文明作为一种非宗教化的世俗文明，其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观的维系。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力图接续传统文脉，以民族主义史观重述中国历史进程，对此，您怎么看？

曾振宇：“道统”概念虽由朱熹首次提出，但儒家道统所蕴含的实际内涵在唐代韩愈思想中已经确立。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条亘古不移的“孔子定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的五十年左右，一定要打出尊孔旗号，“崇儒重道”，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树立为国家指导思想，论证新王朝是儒家仁义诚信基本价值观的遵循者与弘扬者；尊孔信儒，设学校，兴科举，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不遵儒、不礼孔，新王朝（如秦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太平天国等）必然短命夭亡。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历代王朝尊孔礼儒的文化政策中，利用是主流，忠实继承与践行多半是假。在儒家道统上，周公时代是道统与政统的完美统一，这是儒家千年一系的“周公梦”。周公之后，儒家已丧失政统，但还固守道统。历代儒家可以升帐讲学，延续道统。也可以固守儒家立场，指点江山，针砭时政。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开始，尤其是1949年之后，儒家不仅丧失了政统，也丧失了道统。儒家成为“游魂”，在祖国上空飘浮，只是在台湾一隅，还依稀保存儒家的一丝文化命脉。可喜可贺的是，习近平主席的和政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让儒家“灵根再植”成为可能。中华民族不仅在文化自觉层面接续文化道统成为可能，而且“中国梦”与“周公梦”对接也成为可能。

 成己成人，止于至善，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特点

问：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历来有经史互释的传统。历代学人都从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出发，对传统经典进行阐释和重读。您认为传统经典可提供给今人的智慧，体现在哪里？

曾振宇：儒家经典的思想核心是“内圣”之学、德性之学，也就是《大学》“止于至善”的“大人之学”。《宋元学案》有一则故事：程颐与邵雍坐而论道，忽然室外电闪雷鸣。邵雍于是问程颐：“子知雷起处乎？”程颐答：“我当然知道，但是你未必明晓。”邵雍听后非常惊讶，不知程颐为何断言自己不知电闪雷鸣之奥秘。程颐进而解释说：“如果你确实知道，就没有必要用象数去推算；正因为你一无所知，所以想用象数推测。”邵雍有些不悦，于是问对方：“既然你知道自然界的奥秘，不妨说说雷源起于何处？”程颐回答道：“起于起处。”这则故事表面上判别程颐与邵雍的学问途径，实际上在于阐明儒家的一大特点：“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物理研穷”固然重要，但落脚点应该在人，而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理。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儒家的真正兴趣并非在物理世界上，而是“贯通在吾之心，贯通在性理上。”成己成人，“止于至善”，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特点。一言以蔽之，儒家经典是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鸡汤”。

如果是国人认可的善的价值观，政府有责任利用公权力大力主导与推行之

问：前几年，《人民日报》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而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是由政府来规定道德，甚至不是由政府来主导道德”。这看似矛盾，您认为我们该如此理解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曾振宇：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心理深层信念系统。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士人联袂主导并推广文化理念与道德，不乏其例。刘邦刚登基，儒士叔孙通及时地制定汉代朝仪，为儒学与政治的有机结合找准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并且巧借政府之力为儒学步入庙堂之高迈出了第一步。文景之治之后，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推明孔氏，抑绌百家”，在政府主导下，最终树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儒家价值观为天下普遍遵循的人伦规范，儒家思想由一种地域性文化上升为国家主流文化。唐初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国子监祭酒颜师古及时跟进，历时十几年编成《 五经正义》，成“五经定本”。这一文化工程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和凝聚力。其实更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通过政府的主导与推行，使儒家思想深入千家万户。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应由政府来规定和主导道德，而在于所主导的核心价值观是善的价值观？抑或恶的价值观？如果是国人认可的善的价值观，政府有责任利用公权力大力主导与推行之。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