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行之理」与「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

作者：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历2016年7月5日

今(2016)年六月六日，收到刘述先教授病逝的噩耗，痛感新儒家又殒落了一位宗师级的巨擘，一面缅怀我跟刘氏父子两代之间的学术情谊；一面深感新儒家「三统并建」的鸿图有待开展，因此想藉这个机会，一方面表达我对新儒家痛失一代宗师的哀思，一方面与新儒家的同道好友共勉。

牟宗三的志业

从二次大战结束，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以来，港台地区研究中华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过于牟宗三（1909-1995）。牟氏是山东栖霞人，天资聪颖，自青年时期，即潜心精研中、西哲学，27岁出版《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此后即著述不断，他先独立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书译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统绪，写成三巨册的《心体与性体》，累积下极为丰富的哲学宝藏。临终时自谓：「一生著述，古今无两」，堪称现代新儒家的灵魂人物。

牟宗三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其目的在于重建中国文化，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形态。他认为：唯有道统、学统、正统三通并建，儒家式人文主义彻底透出，纔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形态。

牟宗三认为：他在学术研究上毕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义」的统绪，肯定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的「道统」。值得强调的是：以牟宗三为首的「港台新儒家」，毕竟是学院派的人物，他们可以长篇累牍、著作等身以「肯定」儒家文化的道统，但却很难在华人社会中「宏扬」此一道统。至于「容纳希腊传统，转出『知性主体』」，以开出「自主的学术传统」更是一事无成。我曾经问过前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院士：「港台新儒家在香港和台湾讲学那么久，他们对香港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没有任何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具体的普遍性

黄俊杰（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中指出：传统中国史家与儒家学者都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淑世、经世乃至于救世。为了彰显儒家价值的淑世作用，他们都非常强调：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突显儒家的「价值」，并在历史「事实」的脉络中说明儒家「价值」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重变以显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浸润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传统中国史家认为：价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与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从「具体性」的史实之中提炼或抽离而出，黄氏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么呢？《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第十二章对于程朱理学的析论指出：朱熹主张「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认为源自「天道」的「理」会呈现在「人心」或诸多事物的素朴状态中。他从各种不同角度，反覆析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都是「理」的展现。可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里，宋明理学家虽然致力于「道问学」，他们却很难将具有「普遍性」的儒家价值理念建构成形式性的理论，来说清楚「儒家价值是什么？」这也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所遭遇到的最大难题。

「两行之理」

在《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一书中，刘教授指出：「东西文化精神虽各有偏重(分殊)，而其为人类心智的创造即一(理一)，故只要给与它们适当的定位，东西方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贡奉给世界而开创出未来光辉的世界文化」(页283)。这个说法是十分正确的。然则，我们该如何给予「东西文化精神」适当的定位，以发展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

在〈「理一分殊」的现代解释〉中，刘教授说：「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现它的创造的力量，就必须具现在特殊的材质以内而有它的局限性。未来的创造自必须超越这样的局限性，但当下的创造性却必须通过当下的时空条件来表现。这样，有限(内在)与无限(超越)有着一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页172)。「理一分殊」的原则必须「理一」与「分殊」两面兼顾、不可偏废，此即所谓「两行之理」。

然而，所谓的「两行之理」究竟是指什么？作为哲学家的刘述先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然有他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以建立自主社会科学作为终身志业的心理学者，我也有不同的思考方向。

我从1980年代初期，在杨国枢教授的号召下，积极参与「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之后不久，便已经察觉到：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自身，而是在于研究者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理解。

西方自启蒙运动发生之后，各门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之间，便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随着各种不同科学的发展，总有一些哲学家不断地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科学？而成为所谓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可以回过头来，引导科学研究的方向。Lakatos（1978）因此在他所着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的开头，写下了一句不朽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社会科学的理路

然而，十九世纪以来，华人留学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大多只专注于学习各种不同的「科学」，而很少注意科学哲学的演变；更少有人严肃思考科学哲学的发展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长期盲目移植西方学术研究典范的结果，便使得国内各门科学研究的发展显得既空洞，又盲目。

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我开始提倡：本土心理学运动必须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哲学是学术之母。学院中讲求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为了解决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所遭遇的各项难题，也为了让年轻学者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我以十余年功夫，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介绍二十世纪里十七位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尤其强调由「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半部则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由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门社会学科，都同时兼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格，想要发展「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以推动心理学第三波的发展，非得要先了解这两种「科学」的哲学基础不可。

儒家关系主义

在《新儒家与回教》一文中，刘教授又说：新儒家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是，「理一」固然贯通中外古今，「分殊」却必须在今日觅取现代的表达。我们必须把超越的信息与中世纪的世界观彻底解构，与现代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故此宗教传统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问题，必须理解「现代性」的特质，与时推移作出相应的变化，才能打动现代人的心弦，解决现代人的问题(页130-131)。

将刘教授的这段论述放置在建构「儒家人文主义」自主学统的脉络中来看，儒家文化传统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必须以西方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这才是所谓的「两行之理」。基于这样的见解，从2000年元月起，我开始担任教育部「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主持人，在执行该项计划的八年期间，我一面思考如何以不同的哲学典范，解决心理学本土化所遭遇的各项难题，一面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划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一书，2009年出版。

在该书中，我特别强调：本土心理学的知识论目标，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论所构成的科学微世界，既能代表人类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态（Shweder, et al., 1998）。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一面说明我如何建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并以之作为架构，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再对以往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含摄文化的理论」，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策略，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征研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建构出来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儒家关系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

「文化系统」的主体性

在此之前，我虽然有机会跟刘教授谈到建立「儒家人文主义」自主学统的问题；但因为自己尚未作出成果，再加上隔行如隔山，两人之间的对话并不顺畅。反倒是跟刘教授的公子刘豁夫(James Liu)，因为我们两人先后当过「亚洲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跟「心理学本土化」的相关议题。

《儒家关系主义》之英文版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之后(Hwang,2012)，我又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说明「文化系统」研究取向的哲学基础(Hwang, 2015a, b;2016a, b)。最近，并将出版一本《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主张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除了要彰显文化系统的主体性之外，更要彰显研究者自身、被研究者、以及本土学术社群等四重主体性。

为了要彰显台湾本土社会科学学术社群的主体性，我在今(2016)年二月从台大退休之后，又受聘于高雄医学大学，将台湾中南部几所大学攻读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及年轻教师，组织成研究团队，教他们如何用我所主张的研究策略，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并将研究成果投稿到一个冲击指数较高的专业电子期刊《心理学前衍》(Frontiers in Psychology)之上，希望将来刊出七篇以上的论文之后，可以由该刊出版一本电子书，以增加台湾本土社会科学的国际能见度。

「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    

依照该刊规定：要想在该刊出版专刊，必须以专刊的主题，向国际学术社群公开征稿。近年来，刘豁夫致力于在「亚洲社会心理学会」推广本土应用心理学，他也投了一篇论文，题为〈新儒家的知识论和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科学的心理学实践〉，文中提到：他经常跟刘述先教授讨论，如何接着牟宗三的思考路线，和笛卡尔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对话，以在儒家社会中，开启出「主观经验而又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科学应用心理学，而不仅只是在宗教的领域内追求内在超越的终极本体。

今年五月初，刘豁夫回家探亲，跟我们见面时，建议2019年在台湾再召开一次「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年会，以回顾1999年在中央研究院召开年会以后，二十年来，本土社会心理学在亚洲各国的发展。我提到他的这篇论文，并向他表示：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和刘述先教授讨论相关议题。他说他父亲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再和任何人讨论学术问题。言犹在耳，不料事隔一月，刘述先教授已经过世了。

如今，刘豁夫教授的论文已经通过审查，即将在《心理学前衍》上刊出。我希望2019年「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在台湾召开时，这本电子书已经出版，在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上，台湾的社会科学社群能够跨越出重要的一步，以告慰牟、刘二位前辈先贤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