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中道只儒门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初十日丙申

           耶稣2016年7月13日

一

儒家即中道，中肯中正，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四书五经，都是围绕着中道展开的，都属于中道经典，尤其是《中庸》，对中道的精微广大高明中正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述。

中道落实于行为，就是中行。“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

儒家不仅反对一切不道德的“东西”，对各种道德元素及规范本身也保持相当的警惕，各种美德也要讲究“度”，过了度就有可能变成过失乃至错误。例如温良恭俭让五德就有其度，不能无限拔高。“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恭就为左丘明和孔子所共耻。

欧阳修认为：“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易经》小过卦辞）三者，是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易童子问》）过恭过哀过俭，于个人为过失，于政治就会患生乱起。

就德行而言，狂狷虽不合乎中行，也值得肯定。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即行得其中，中道之行。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就是《洪范》中的皇极。孔颖达疏：“皇，大也；极，中也。”正义曰：“极之为中，常训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诗》云莫匪尔极，《周礼》以为民极，《论语》允执其中，皆谓用大中也。”

皇王同义，皇极即王道，就理而言为极，就事而言为道，理事不二。《洪范》说“皇建其有极”，意谓政治的建立有其法则，建极意味着“允执厥中”地建立中道的统帅地位。建其有极，也就是为民立极。《尚书·君奭》：“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中道必然不二，儒家道德和政治不二，内圣和外王不二。只有儒家内圣学，才能培养自强不息的君子，成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只有儒家外王学，才能实践天下归往、天下归仁的王道政治，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其它任何学派宗派，皆不足以成就圣德、实践王道和实现大同。就非佛道两家所能。佛道虽然极高明，未能道中庸，在政治上亦开不出礼制和王道来。

儒家中道，本体和作用不二，本质和现象不二，形上和形下不二。也就是本末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全体大用，体大用全，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度、一切时代、一切人类。

关于本末，《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有本末之别，有始终之分。如大学之道，三纲领为本；三纲领以明明德为本，八条目以修身为本。这里的身，包括肉体身和意识心，归结于仁。仁是最大的本，最高的道，于人类为道心，于宇宙为道体，道器不二。

对此不二法门，孔孟和历代圣贤君子无不具有高度的自信。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

二

儒家中道，大中至正，普适性真理性至高无上，故具有不可超越性。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政治应该改革，可以超越，但道不能超越。这里的道指先王之道，即王道。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逃离墨学，就会归入杨朱；逃离杨朱，就会回归儒家。回归了，接纳他就是了。杨墨可以超越，但儒家不能超越。

儒家不可超越，是中道不可超越，君子之道不可超越，因为它们可以不断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无止境，不封顶。《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费而隐，即“至广大而尽精微”义。论广大，其大无外；论精微，其小无内。因其广大，愚夫愚妇也可以有所知有所行；因其精微，圣人也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朱熹说：“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中庸集注》）

对此广大又精微的君子之道，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对于“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的神圣境界，亦步亦趋都来不及，终身追求都未必行，怎能奢谈超越，谁又能够超越又能如何超越？超越论貌似高明，其实狂妄。一说超越，必有偏离。

儒佛道伊都讲中道，都认为自家的道才是中道。但据实而论，唯有儒家经典才是对中道最正确的表达，唯有儒家圣贤才能“允执厥中”。作个比喻，大象是唯一的，但诸家所执不同，或执其鼻，或执其尾，或执其头，或执其腿。唯有儒家，执大象之全体，证中道之真实。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此言直中佛道两家之病。索隐行怪，为道远人，远于人伦日用，偏离人道之常，故孔子对道家人物既有赞赏又有批评。佛教也自称中道，毕竟不是大中，以中庸眼光照看，洞若观火。

儒佛道三家既有相通处又有大歧异，对于道家，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深刻批评。对于佛道两家的错误和弊病，历代儒家批判者众，或极其严厉，有破无收，完全否定，辟之如敌；或相当温和，有破有收，有所肯定，融之入儒，态度角度因人而异。对于两家的态度，东海属于温和派。我认为，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好的道德学。我对两家可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故既有批驳又有赞肯，一秉至公发乎至诚，批驳赞肯皆不逾矩。

有儒佛道兼修者，自以为超越三家，人亦以博取三家精华而称赞之。殊不知，三家兼修而不能归宗于儒，又不以佛徒道士称，泛滥无归，没有基本立足点，便只能是杂家。

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杂家中有倾向儒家者，如《吕氏春秋》，我称之为儒家副经，但杂家著作倾向道家者更多，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三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若非道家，便是杂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认为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圆融周该，尽善尽美。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大意是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所言不符合事实。儒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统形上形下于一体，集内圣外王之大成，内则格致诚正，外则齐治平，内外统于修身。道家绝圣弃智，有严重的反礼制和反知识倾向，于六经唯推崇易经，于易经只学得半部，怎么谈得上“采儒墨之善”？相反，儒家才有资格说“集道墨和诸家之善”呢。

真正具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特征的学说，是儒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些话，放在儒家身上，才是天衣无缝的。

司马谈特别推崇道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是道家出身，“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向一位姓黄的道家人物学习道家学说。虽然学易，显然是从道家的立场、虚静的角度去理解的易经的。

黄子何许人也，记载更少，只知他为景帝时博士，好黄老之术,景帝时,曾与《诗》学博士辕固生争论过汤武革命问题。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高度正义，黄子则认为汤武革命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可见这位黄子思想水准。司马谈以之为师，向他学习，立场和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谈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靠谱的。他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意谓儒家学说广博但不能抓住要领，花费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虽有肯定，还是贬低了。儒学说广博当然广博，说简单特别简单，《易经》三原则：简易，不易，变易，讲得就是儒家的特点。论其要领，不外乎中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王历代相传的就是“允执厥中”的中道，中道之学也就是仁学，内为圣学，外为王学。

司马谈由于偏见作祟，导致学术观、历史观和政治观有失中正，未能对儒道两家作出正确的评判，误导后人不浅，其子司马迁也在所难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氏所述三点中, 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点：“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老之学不可能超越六经，而儒家六经则可以涵盖黄老。

对于道家和老子，抬举过高和贬斥过度都不正确，儒家应该给予如实的批评和合理的定位。非者非之，不对之处，否定异议，毫不留情；是者是之，正确之处，同意肯定，礼所应当。

四

儒佛道三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又是主流中的主流，应该占据主体地位。杨雄《法言》说：

或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

意谓孟子不仅懂得圣学的要旨和道德的奥秘，而且能践履实行，诸子就做不到。这就是孟子和儒家高于诸子的地方。孔孟不属于“诸子”的范畴。

明儒吕坤说：

“尧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及。后来人胜他不得，却寻出甚高难行之事，玄冥隐僻之言，怪异新奇、偏曲幻妄以求胜，不知圣人妙处，只是个庸常。看六经四书语言何等平易，不害其为圣人之笔，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嗟夫！”

“庸常”正是圣人妙处和不可超越处。南怀瑾先生喻儒家为粮食店，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应居主导地位，就像粮食应该在饮食中为主要内容一样。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少宗教也倡导孝，唯有儒家之孝，最为合情合理合乎中道。

因此，只有儒家圣贤，才是中道圣贤；只有四书五经，才是中华正经；只有儒家政治，才是王道政治；只有儒家王朝，才是中华政权；只有儒家道统，才是中华道统。佛教有其道统（法统），道家也有其道统，其传道脉络可以从老庄上溯尧舜乃至黄帝，与儒家颇有重叠，但佛道都不足以代表中华，在道德和政治上，只能是辅助性系统。

没有比儒家更中正的中道，就像没有比四书五经更伟大的圣经一样。欲求中道，唯入儒门。2016-7-7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