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自强·厚德·平等·和谐

——中国艰难的2008 年断想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十六日壬寅

           耶稣2016年7月19日

2008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经受了极不平凡的历史考验，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得以再次升华，而且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文化价值观所涉及到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的时间，恰是刚刚经历了中国与西方某些势力的价值交锋之后，这场地震提出的文化与价值问题，这些价值议题的影响，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华民族信奉仁爱的宗教价值和理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其民族精神，以平等作为其政治追求，以和谐作为其文化精神。仁爱、自强、厚德、平等、和谐，就是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

（一）中国的核心价值

中国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2008 年，中国汶川发生里氏8 级特大地震灾害的2008 年，中国遭遇藏独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蓄意破坏“圣火”传递的2008 年，注定会成为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不仅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经受了极不平凡的历史考验，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得以再次升华，而且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文化价值观所涉及到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在过去几千年间都未曾有过的文化窘境：靠四处烧杀抢掠而发家的殖民强盗后代，竟然把自己打扮成“文明人”，排着队到中国宣扬所谓“人权”，以便在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标榜和作秀中，维护他们作为“文明人”的道德优势。回顾历史，即使是早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也意识到他们遭遇到的是有着高度发达、成熟和完善的另一文明形态。在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们无法像此前在其它国家那样把宗教扩张宣扬为传播文明种子，也不得不收起那套把自己打扮成“文明人”开化“野蛮人”的做派。可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政客们更喜欢扮演开化“野蛮人”的“文明人”角色，喋喋不休地给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来上人权课。正像这些政客自觉地意识到的那样，他们现在除了努力去维护这种“优势”外，再没有别的优势了。他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占领，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奴役，在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浪潮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打击之后，已被瓦解；他们借助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掠夺和金融袭击，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对他们更加警惕，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更加团结和协调，要求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更重视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殖民，希冀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包装，借助媒体、影视作品和政客们的宣讲，一方面努力从文化上破坏非西方国家民族文化的自身完整性，颠覆和解构非西方文明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努力灌输西方文化，传播西方宗教，确立西方文化价值的优先性，营造世界人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崇拜。

正是在2008 年，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遭遇到历史性的危机，而中国为发展经济所采取的鸵鸟式策略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当欧美国家在非洲遇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为应对中国影响才不得不解除他们与非洲的宗主国关系，才不得不首次宣称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国家关系，可又在欧非峰会上因他们对非洲国家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与非洲国家吵成一团，同时他们却把中国人进入非洲描绘成殖民和掠夺。当象征着和平、团结和友谊的奥林匹克“圣火”在法国传递时，却出现令人瞪目的一幕，正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同胞们，以一种“下贱的做派”去践踏奥林匹克精神，去玷污奥林匹克理想。当人权传教士们为叛逃的西藏奴隶主集团试图恢复他们昔日的天堂张目，漠视因藏独分子制造暴乱而受害的无辜平民的生命和人权时，即便是稍有良知和正义的西方学者也不由得指出：西方国家的最大问题是道德的虚伪，他们所宣扬的种种口号全部是双重乃至多重标准，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当欧洲人污蔑中国人与非洲的接触，企图离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却根本无法得逞时，却忘记了欧洲人自己是如何进入非洲和如何对待非洲的，忘记了是谁在非洲殖民掠夺，是谁掠夺非洲人口进行丧尽天良的奴隶贸易。当欧洲人因一个依靠改革、开放，依靠和平发展起来的大国的崛起而深受竞争的压力时，他们的忧心可以理解，但欧洲人暴发出的狭隘民族主义里却夹带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他们担心的是自西方殖民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白人对世界的支配将被彻底打破，而最终打破这种由强盗建立起来的所谓“文明秩序”的，正是那个曾沦为半殖民地、曾为民族生存“强国保种”而挣扎努力的中国。所以西方头脑清醒的人士不得不指出，当欧洲人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他们面临的不止是贸易和资源的竞争，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危机。靠殖民掠夺发展起来而又掩盖满手的血腥，试图漂白自己的强盗身分，装扮成“文明人”的国家与民族，当他们在面临着一个依靠和平发展而崛起的国家与民族时；那些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国家与民族，当他们遇到一个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努力构筑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的国家与民族时，他们的道德伪善注定会被揭破。

在过去几十年间，无论是主张以人权、民主等借口遏制中国发展的西方人士，还是为了经济利益主张同中国做生意，强调中国不断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取得进步，不断向西方标准靠拢的西方人士，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政治主张背后的文化逻辑却是共同的，即把西方文化和政治价值视作普适的价值和普适的标准，视作衡量非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标尺。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采取的解释策略正如同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着强势的西方国家，配合着欧洲的“亲华派”，不断提供证据表明自己在不断接近人类文明的标准。于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就出现了国家间文化与价值交流中的这样一种状况：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入的，都是文化价值；他们对中国的指责和干涉，都是价值判断；中国提供给西方的，基本上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我们应积极吸收其他国家在人权立法和人权保障方面的成就，但我们绝不能容忍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那些靠掠夺杀戮而且现在仍在通过制造战争来掠夺资源的国家与民族，在中华民族面前，没有做人权秀的资格。回应这些政客的最好方式，就是向他们追讨存放在他们国家各个博物馆里的贼赃，这是他们掠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罪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殖民强盗的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发家的，提醒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要么以鸵鸟的方式回避价值议题，要么迁就咄咄逼人的西方媒体和政客们而努力表现出不断进步的样态。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经济优先的发展策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任何历史转型期都必然产生的价值混乱。真正的价值真空是不存在的，转型时的价值空间里一定是充塞了许多盲目和混乱的东西。随着经济建设成就的凸显，文化与价值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整个国家与民族都需要弄清楚，我们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到底要想到哪里去，我们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民族，我们究竟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的时间，恰是刚刚经历了中国与西方某些势力的价值交锋之后。这场地震提出的文化与价值问题，这些价值议题的影响，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仁爱∕以人为本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被认为在远古是由治理水患而组织起来的民族来说，我们习惯于把灾难视作对自身的考验。“多难兴邦”、“忧患意识”对我们来说是极为平常的古训。在面对一场涉及人口如此众多、灾害损失如此惨重的特大地震时，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反应，还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表现，都让世人称道。为什么每次灾难都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团结，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镇定地面对特大灾难，是什么让我们尊重人的生命，我们在面对磨难考验时又得到了什么提升了什么？

快速开进、千里弛援灾区的救援人员、无数的志愿者，迅速攀升的捐助数字，海内外十几亿中华民族同胞的关注，首先反映出的就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仁爱。“仁者，爱人”。孔夫子倡导的“仁”，也就是“仁爱”，是指基于血缘亲情的爱，“尊尊亲亲”，尊其所尊，亲其所亲。在儒家看来，“仁”是基于血缘的，所以这种亲情是自然而然的，可以作为道德的根基。我们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的爱心，就可以由这种自然而然的亲情，这种仁爱之心扩展而来。仁爱是基于血缘的，故而也是有限度的，是被血缘关系所局限的。但我们可以把“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作为实践仁爱的方法。我们对自己的亲人有仁爱之心，我们将心比心，把这种爱心培养扩大，推之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②]。“四海”指四方的民族。我们不仅可以把仁爱之心用之于本民族，也可以用之于其他民族。不仅可以用之于人类，也可以用之于万物，“民胞物与”[③]，把人民视作我的同胞，把万物视作我的伙伴。仁爱起于血缘，又超越血缘，我们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和万物，都可以纳入到血缘关系中来考虑。于是，孔子从“仁”出发提出“泛爱众”[④]，唐代的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⑤]，把仁爱解释为博爱，张载又把仁爱解释为“兼爱”。

我们中国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习惯于把人际关系都纳入到血缘关系里来处理。仁爱思想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便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西方人只会让自己的孩子称呼自己的同事“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我们却会让孩子称呼自己的同事“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灾区的小同胞们看到亲临一线指导救灾工作的温家宝总理，自然而亲切地称呼他“温家宝爷爷”，而不是“温家宝先生”。“灾区的兄弟姐妹们”、“灾区的同胞们”，司空见惯的中国式表达，恰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儒家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负责组织社会、提供生活常道的主流文化、主流宗教，直到现在仍然给予我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伦理。我们对灾区同胞有关切和爱心，并不是仅仅基于人道主义，而是缘自于我们对兄弟姐妹骨肉同胞的爱，我们对他们所承受的灾难和不幸感同身受，我们对他们的关切和爱心是发自内心深处，是自然而深厚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正是儒家伦理，把我们从文化上连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心理上无比亲近的血脉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任何一个系统的文化，都可以被视作宗教。仁爱，她也被表述为“泛爱”、“博爱”、“兼爱”，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宗教价值，她是最基本的价值也是最高的价值。仁爱的价值是地域性的，也是普适性的。在我们看来，仁爱的思想可以用来处理一切关系，可以作为普适的伦理价值，指导我们与世界各个种族的人民打交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同样可以兄弟视之。作为实践仁爱方法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组织的全球伦理会议上，公认为是全人类都应恪守的道德金律（G olden Rule），是指导一切道德行为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准则。

从仁爱的思想出发，自然合理地引申出尊重生命的思想。以孔子为例，家中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及马”[⑥]。对于用奴隶殉葬的，孔子愤怒地批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⑦]。孔子批评不重视教化只重视刑杀的“刑治”实质上是对百姓的残虐，“不教而杀谓之虐”[⑧]。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易传》，更是强调对生命的尊重，“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⑨]。到了宋代，理学家直接就把“仁”解释为“生”。“仁”如桃仁杏仁之“仁”，代表着生命。他们举例说，人们常讲肢体“麻木不仁”，意思便是指肢体没有生机、生气。儒家认为上天的最大德性就是保证万物的生长，统治者最高的德性就是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三支，相辅相成。在尊重生命这一点上，儒、释、道三教是一致的。儒家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但“人得其秀而最灵”[⑩]，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故而“最为天下贵”，故而在天地间也担负着最重要的责任。道家“贵生”，在尊重人的生命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儒家，把生命自身的价值就看作高于一切，反对以任何人为的事

勿损害人自然的生命，包括人的身体，“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天下最大的利益也并不比小腿之一毛更重要。佛教强调不杀生、不害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尊重生命，无论是在伦理的意义上，还是在宗教的意义，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今后也仍将影响着我们看待和处理相关事务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

在当代，儒家的仁爱思想并不是单独地发挥着作用。我们当代文化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尊重人的生命方面，在“以人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找到很好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为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G D P、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那么可以想见，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却失落了道德、环境、人文，道德沦丧、人文失落、环境恶劣，不仅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而且人民也不会生活幸福。在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这个提法早见于《管子》。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在于人事，“推天道以明人事”，人事和，百事兴。“人”、“民”相通，中国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浓厚的民本思想，是武王以一小邦推翻庞大的商王朝之后的政治总结，这一极具震憾力的政治事件，确立了民本思想的历史传统，也确立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民本的解释根据，同样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在当前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具体的针对性。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针对“神本”的“人本”是不同的，和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个体主义也是不同的。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具有这样几层内涵：首先，“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民本优秀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民本思想在当代的最经典表达就是胡锦涛同志的三句话，“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这层意义上，明确了公共权力服务的主体对象的问题。在这层意义上，在现实中所要克服的就是“以官为本”，或者说是“官本位”现象。“官本位”现象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上，仍然很突出、很严重。以奥运题材的报道为例，国外读者80% 以上的新闻需求是想了解中国的民众，而我们的媒体给出的报道，天天围着官员转，80% 都是报道官员。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内外人士对中国政府的好评之一，就是领导人在破除官本位方面做了某些表率，新闻报道也有所改善。可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官方媒体又习惯性地回到老的套路上。甚至学术媒体也是一样，会议报道不谈学者们讨论了什么话题，有什么学术争论，形成了什么具体成果，而是重点放在了前去捧场的官员身上，把多数是由会议主办单位为出席官员们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当作报道重点。破除“官本位”，真正从根本观念、社会舆论和规章制度上让“公仆”成为“仆人”而不是“主人”、不是“官老爷”，这是“以人为本”理念针对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实。其次，“人本”对治着“物本”。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反思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人为代价，不能以损害人们的健康、安全、生命、道德、信仰为代价，不能单纯以G D P 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指标。

这次救灾工作给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把尊重人的生命、抢救人的生命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的优秀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优秀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对物化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我们处在当今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仍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当前“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

（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在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也再次得到体现。《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同于一般我们所说的国民性，也不是指文化品格，而是指支撑着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具有的对其祖国的相互情感，并不足于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在人类七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未曾中断其文明历史的民族。古人取法天地的精神，认为天的品格是自强不息，周流不已，从未倦怠，从不停歇；地的品格是厚德载物，托负万物，包容万物。君子当取法天地之精神，德配天地，人与天、地并列为宇宙之三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并列一起说，才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某些只片面强调自强却缺乏厚德而极端狭隘的民族相比，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历史上，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情况，对这二者的强调是有所侧重的。当中华民族处于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人就格外强调自强的精神，例如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洋务运动，其口号就是“自强”，当中华民族处于强盛的时代，中国人就较为重视厚德的精神，强调包容四方、协和万邦。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整体素质，恰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自然体现。我们可以看到，灾区的同胞没有被巨大的灾难而吓倒，没有被困难所压垮，许许多多平凡人在自救救人中所表现出的坚毅顽强、团结互助，海内外中华儿女对灾区同胞的关爱和援助，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又一次的磨难面前，我们发扬了民族精神，经受了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同样，这种可贵精神的展现，也将成为我们新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她曾经激励着我们的先人开拓进取、包容天下，使得中华民族几乎在过去几千年中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也曾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不断求索，使中华民族从遭受西方殖民强盗和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低谷中走出，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和平发展，再次崛起。我们可以坚信，凭借这样一种积极向上、健全合理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未来仍然有可能在世界领跑，仍然可以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四）平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除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之外，也可以找到一些文化上的解释。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所倡导的社会平等观念。对身份平等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从“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都要求破除身份的不平等。封建社会，是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建立起身份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对资本的占有，通过“看不见的锁链”，建立起身份不平等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制度，其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究竟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自由，究竟是致力于建设一个身份平等的社会，还是致力于一个服务于资本和利润的自由竞争的社会。虽然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现在很难把这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但在最终的社会目标、社会理想和根本立场上，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中国现在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讨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时，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诸如“民主”、“法治”、“公正”一类的社会价值，都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为社会主义所专有，惟独“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我们可以反问，如果我们当今的中国社会不再把对平等的追求放在首要的位置，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服自己，我们的社会制度还可以被叫作社会主义。

在平等的观念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接受自印度传来的佛教。印度是个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佛教可以说是思想的异端，始终无法成为印度社会思想的主流。但是，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却为中国人所接受和喜爱。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深。

（五）和谐

最近几年，中国连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和建设“和谐文化”等一系列政治理念。2008 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会理念的阐释，也把“和谐”作为“人文奥运”的灵魂和核心。相对于“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提出“和平、和谐、和爱”的理念。由于“和爱”在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北京市领导改为“和睦”。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奥林匹克论坛上，国内外奥林匹克专家一致认为，“和谐”是中国通过人文奥运对世界奉献的最具资源性、最有现实意义的价值理念。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追求和谐。相对于欧洲人占主导的单一本原的原子论，中国人或以阴阳二气或以五行作为说明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正是基于构成世界的要素是“多”而不是“一”，中国人在世界观上尊重差异性，主张由差异性的相互配合达到最优，强调“和而不同”的观念。五音不同，却有“和声”，五味不同，却有“和羹”。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相互配合，倡导人的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基于对前社会主义各种社会弊端的深刻反思，以消除人的异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一个和谐公正平等的社会为理想。在对和谐的追求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同样可以找到最佳结合点。和谐的思想理念，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来自于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不仅成为指导我们当前社会发展的思想，也可以成为指导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思想。

2008 年发生的几件特异事件，不仅使个人得以反省和总结我们自己的人生态度、价值理想，而且也推动我们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去反省和总结我们的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和我们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这些价值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来总结和描述。在文明价值和宗教价值层面，中华民族倡导的是仁爱的价值和理想；在民族精神方面，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在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是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在社会政治方面，是倡导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这几个层面的核心价值，或许就是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①] 《论语·卫灵公》

[②] 《论语·颜渊》

[③]  北宋儒家学者张载《正蒙·西铭》

[④] 《论语·学而》

[⑤] 《原道》

[⑥] 《论语·乡党》

[⑦] 《孟子·梁惠王上》

[⑧] 《论语·尧曰》

[⑨] 《易传·系辞上》

[⑩] 周敦颐《太极图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