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陈明先生，您主编的《原道》已经出了第二辑，学术界对这本刊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您能否谈谈这本刊物的宗旨及其它出现的背景？

答：《原道》的出现可以说是对90年代学术界两大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应。首先是对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回应。它一方面希望把这种讨论落实在更加坚实的学理层面；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于人文精神的传统资源的承接，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接通。因而有人概括说人文精神的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上海文学》阶段、《读书》阶段、《原道》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演讲实际上正是一步步向学理层面的推进过程。

其次，《原道》也是对当前文化学术界反思五四思潮的一个回应。这里所说的反思五四是指对五四激进反传统的启蒙话语的反思。我与《原道》的同仁们认为，应当对启蒙情怀与启蒙话语加以区分。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情怀与启蒙话语是不加区分地加以接受的，而90年代以来，随着语境的变化，学术界似乎又走向了对这两者的不加区分的反思批判。而我则认为，启蒙情怀与启蒙话语是应当加以分疏的。《原道》的立场是：反思启蒙话语，继承启蒙情怀。

问：您能否对这两者的区别作些具体的阐述？

答：启蒙情怀是比较抽象的对理想的执着、对乌托邦的追求，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批判现实的一种尺度，它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孔子的“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启蒙话语则包含许多具体特定的内涵，如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接受。这种接受在今天看来存在机械移植、全盘照搬的弊病，对中国的国情及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接榫不够。这是应当加以反思的。

问：90年代学术文化界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官方的或民间的刊物，如《学人》、《原学》、《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较早一些的《中国文化》等等，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都是所谓“国学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它们相比，《原道》有身什么自己的特色？

答：这些刊物不同程度地存在回到乾嘉朴学的实证研究的倾向。我认为，《学人》等从学术史的角度反思80年代中国学术的空疏之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排斥思想，国粹派所说的“国学乃国魂之所系”有其正确的一面。而且80年代的学术在思想范型的转型方面所做的开创之功应予以肯定。更重要的是，国学不应当成为纯粹的考据之学，它还应当有义理之学。《原道》的创办可以说在一定意义就是想努力把国学提升到义理之学这个层次，并为这种努力提供一个阵地。另外顺便指出，一般的同仁刊物在价值上比较中立，没有倾向性；而《原道》则有它的倾向性，这就是强调文化建设的本土根源、历史传统以及现实条件。

问：《原道》出版以后，外界反响很大，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可以说反响之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本来，我办此刊有很大的偶然性，对它的接受情况更是没有作太多的预测，也没有时间去预测。这样第一期出来之后，外面的反响之大就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大有“吾道不孤”之感。大家都认为此事很值得做，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当然也有来自反面的意见。正像对国学热的反面意见存在两种声音一样，对《原道》也表现为两种声音。有人认为国学妨碍了对西方文化的横向移植、吸收；有人则认为它要取代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摈弃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外（有兴趣者可参看《哲学研究》1994年第四期）。

问：对于这种批判意见，您是否准备回应？

答：我们欢迎对《原道》的各种意见，包括批判意见。但我认为批判应当是有规则的，可惜现在见到的对《原道》的批判不注重规则，政治色彩大于学术色彩，甚至有不少属于文革的语言和方法。因而我准备不加回应，用不着，无法对话。但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对话。因为互动与对话本来就是《原道》的宗旨，只是现在不具备对话的条件。

问：最后请您谈谈第二辑的特点。

陈：第二辑加强了“研究编”的分量，主要是要体现前面所说的深入到学理层次的宗旨。其次，这辑的作者队伍也扩大了，从原来的基本局限于社科院扩大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以及外地的上海、河南、青岛等地。这也体现了《原道》广罗天下贤才的意愿。

时间：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