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论语》，选对注本很重要

作者：杨逢彬

来源：《论语(阅读无障碍本)》导言（杨伯峻 杨逢彬 译注，岳麓书社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廿二日戊申

           耶稣2016年7月25日

杨伯峻先生的名著《论语译注》是目前质量最高、流行最广的《论语》译注本，它深入浅出，既可供专家作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因而广受欢迎。

《论语》是用先秦时期的汉语写成的。如果不懂一点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不懂一点文字音韵训诂的常识，便试图给《论语》作出新的解释，无疑是不会成功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坊间的许多《论语》注本之所以不成功而错误百出，即由于注释者缺乏普通语言学基本知识与文字音韵训诂的常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随意给《论语》中某句话断句或给某些字词作出“新解”的注本，大多如此。还有某些注本沿袭一些由来已久的错误，如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乐”为ào，为杨伯峻先生所不取，却还有人好意地“纠错”。

可见，读《论语》，选取一个好的注本，是何等重要。

杨伯峻先生注《论语》的时候，没有计算机，没有相关软件，以他老人家学问的广博与精深，白璧微瑕、千虑一失仍在所难免;我们用杨先生倡导的语言学方法和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辅以计算机检索手段，对古今注释《论语》的大学者看法有所歧异的地方，进行全面的调查，以得出正确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对《论语译注》的少数地方有所修正。例如，《卫灵公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忍”，历来有忍心、忍耐两种解释，而杨先生选取后者。我们通过计算机全面检索发现，从《论语》《左传》时代直到《史记》时代，凡是不带宾语的“不忍”，都是“不忍心”的意思;因而，“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小小的仁慈，有时会败坏大事情”。

看到这里，如果读者朋友还有耐心，请看下文较为详尽的解说。

如前所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论语》注译本，毫无疑问，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公认是最好的。不但公众这样认为，学术界也同样如此。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就曾撰写专文，赞誉《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为同类著作的典范。

杨先生译注《论语》为什么能做到最好呢?这得力于他的知识结构。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语法学上的贡献尤其突出。译注《论语》须得力于熟悉古代文献，这是无需多讲的。那么为什么注译好《论语》还必须借重于掌握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呢?《论语》是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接近于当时口语的汉语写的，研究《论语》实际上就是研究当时的汉语(一般称之为“上古汉语”);上古汉语当然也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当然应该懂一点普通语言学即语言内部的最普通的规律才可言及“研究”;语言最基本的规律是，它具有社会性，它具有历史性。我们总结这两点基本规律，就是切忌“盲人摸象”，切忌“刻舟求剑”。还是通过例子来说明它吧。

有人认为，如果孔子说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话，岂不是推行愚民政策吗?于是觉得应该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在某一社群中生活的个人，如果想与别人交流，就不能说些让谁也听不懂的话。因此，无论是词语还是句式，在某一时代的某一社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说法是带有普遍性的，如《孟子·尽心上》就有“民可使富也”这样的话，《左传》庄公十六年也有“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这样的话;相反，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类似的话在那一时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首先，找不到“民可”这样的主语直接接上“可”作谓语的例证;其次，正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指出的，当时没有“使由之”“使知之”这样承接上文的，通常应为“则使由之”“则使知之”。因此，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靠不住的。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决定了某词的每一含义和每一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

某学者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并解释说这一句中的“女子”为“你这位先生”。将这一说法拿到先秦典籍中去验证，找不到任何另外一例可以证明它，这就决定了这个说法一定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对古书如何读有“新颖可喜”的想法，一定要拿到那一时代的语言中去验证，看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验证就好比观察一头大象，一定要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从各个角度看它，才能对它的轮廓有个大致的了解。如果不加以必要的验证而“自说自话”，那就好比“盲人摸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类似的对《论语》来一通盲人摸象的还有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读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以及“唯女(汝)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刻舟求剑”忽略了船在河中是移动的，语言，包括其中各个要素如语法、语音以及词汇，从古至今也是不断变化的;忽略了这种变化，以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汉语，就好比刻舟求剑。不同的是，在船舷上刻记号，等船移动了再去捞剑的人，大家都说是傻瓜，而以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汉语的人却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著名人士。

例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信”，在《论语》时代，有诚信、守信、相信等意义，可是却没有“信仰”义;但却有人解释“民无信不立”为“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云云。《庄子·秋水》中的“望洋向若而叹”的“望洋”是连绵词，仰视貌;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却“望文生义”，说就是“望着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义是北宋才开始的。

其实古人也不大明白语言是变化的，他们经常犯“刻舟求剑”的错误;直到明代的陈第才说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样清醒的话，但陈第以前的人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今天读《诗经》，有些该押韵的地方却不大押韵，我们明白是语音变化了的缘故;可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却不明白此理，他们以为古今语音是一贯不变的，当时不押韵的字，《诗经》时代也不押韵。但作诗必须押韵，于是他们帮他们的古人解决这一难题，这便是“叶(读作xié)音”。所谓“叶音”就是六朝到宋代的人们认为，上古时的人临时改变一个或几个韵脚字的读音，来使诗歌押韵。

语言学的一个起码的原则是，语言是具有“强制性”的，任何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信您可以把“好”读作huài试试，早上见到熟人即打招呼道：“嗨，ni huài!”看会是个什么结果。因此，叶音说是荒谬的。《经典释文》中记载了《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一句中“乐”的叶音为五教切或义效切，就是读作ào或者yào，来和前面的“芼”(音mào)押韵。古代有些字书、韵书就把“乐”的这两个读音记录下来了，说“乐”也读作ào或者yào，意为“爱好”。杨伯峻先生当然明白叶音荒谬这个道理，虽然他在《论语译注》附录的《论语词典》中注释“乐，旧或读五教切”，可是在诸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正文中他并未出注，表示并不赞同读为ào，那么理所当然应当读作lè，意动用法，智者以水为乐，仁者以山为乐的意思。如果读ào，意为爱好，那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该如何理解呢?

语言学的另一个原则是“约定俗成”，那么不管某个字或词的意义或读音，其来源如何荒诞不经，只要它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就是正确的。“知者乐水”的“乐”之读为ào，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比较好的《论语》注本，如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都不注“乐”应读五教切。可见，杨伯峻先生的不注“乐”读为ào，正体现了他的深厚的文献学和语言学素养。

我们以为，将这些地方改正过来，将使得这一注本对《论语》原文的理解较旧版《论语译注》更为贴切。

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杨伯峻先生授权，笔者在《论语译注》的基础上编写成岳麓书社后来出版的《十三经今注今译》的《论语》《孟子》部分，以杨先生和笔者共同署名。后来岳麓书社将这两部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的《论语》和《孟子》出了单行本。当时勇气可嘉，学力有限，因而这两个单行本实在未能尽善尽美，未必对得起当时已经长眠地下的杨先生。笔者早就有意修订，这次承岳麓书社提出加以修改重版，当然令笔者欢欣鼓舞。因为整个注本还是以《论语译注》为基础，当然应该一仍其旧，将杨伯峻先生列于笔者之前。这是应该郑重说明的。

注：本文为《论语(阅读无障碍本)》导言，杨伯峻 杨逢彬 译注，岳麓书社出版。

《论语(阅读无障碍本)》

内容简介：《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论语(阅读无障碍本)》用语言学方法和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辅以计算机检索手段，改正之前注本的少数地方，帮助读者更为贴切地理解《论语》原文。

作者简介：杨伯峻，著名语言学家，湖南长沙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杨逢彬，语言文字学研究者，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他是国学大师杨树达的嫡孙，文史名家杨伯峻的堂侄。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