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重回”哲学史 ——评《宋明理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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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7-25 20: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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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哲学史 ——评《宋明理学十五讲》

作者:李震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7月19日10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十六日壬寅

           耶稣2016年7月19日

 

 

   

 

《宋明理学十五讲》,杨立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沈周东庄图局部之一南京博物院藏插图选自《南画十六观》

 

宋明理学研究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大宗,近三十年来发展尤其迅速。就主题来看,关于主要理学家的讨论固已汗牛充栋,一些此前较少知名的人物也纷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就方法来看,除传统的哲学路径外,受到史学方法以及海外汉学的影响,思想史、社会史、地方史与文化史等研究进路也逐渐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坚守、深化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就不仅是向固有的学术范式的致敬,更是进一步理解与建构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

 

杨立华先生新著《宋明理学十五讲》正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该书凝结了杨立华先生十余年来讲课治学的许多新见。作者对于邵雍、罗钦顺等此前研究不足的重要理学家的关注,对于经学体例与哲学思想分析相结合的重视,以及对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内在关联的敏锐把握,都有独得之见。从学科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本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个案研究上的推进,更在于例示了哲学史研究如何能够深入思想,如何由细密的分析组织起宏观的视野,又如何在此基础上理解并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宋明理学十五讲》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内在于唐宋儒学复兴脉络中的理学,如何从佛道二教笼罩性的影响中,为一种可能的儒家生活方式建立形而上的基础。以此为主线,本书集中论述了从韩愈至罗钦顺十一位(组)哲学家的思想。从全书的章节安排,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论述重心与问题指向。

 

第一,特重北宋五子与朱子。十五讲中,宋代哲学多达十二讲,而北宋五子与朱子独占十讲,可谓全书之骨干。如何理解北宋五子与朱子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宋明理学的兴起在根本上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主体性自觉,而北宋五子与朱子正是这种自觉的确立者。这一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外,确立儒学自身的边界意识;对内,凝塑出一种不离日用的哲学洞见。同时开启了理学自身丰富性的展开进程,而诸子的概念建构,如周敦颐之太极、邵雍之体用、程颢之天理,又为理学范畴系统搭建了基本框架。作为理学的典型形态,北宋五子与朱子的思想代表了整个理学的哲学高度。

 

第二,详“理学”(狭义),略心学。心学在唤起道德情感上有简便直截之效,但相较“理学”而言,其表达更加浑融,论域相对狭窄,所特别关注者,在于道德意识、道德境界与心性工夫。如果我们认同哲学是用语言“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金岳霖先生语),那么,具体而准确地表达出心学所可能具有的哲学丰富性,较之“理学”,自有其特为困难之处。作者详于“理学”,略于心学,多言分析,少言境界,在两种研究范式间作出了明确的取舍:只有足够清晰的话语形态,才能有效表达出自身的理论特质。

 

 

《宋明理学十五讲》延续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哲学史方法论意识:文本细读与概念分析。本书在哲学分析上所达到的深度与力度,正来自作者对于这一方法的娴熟运用。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对朱子哲学的分析加以说明。

 

朱子天理观的内涵,历来皆以“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并举。然而,二者并举既无法呈现出朱子思考的前后差异,也无法说明作为万物之所以然,天理如何能够具有道德属性。作者在深入分析后指出,以所当然包举所以然是朱子晚年定论,而且生生本身就是应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故言所当然已兼所以然之义。以此为基础,作者为朱子天理给出了新的定义:天理即所当然的具体化。对于澄清朱子天理观的内涵来说,这一分疏作了十分重要的推进。更进一步,作者将朱子的天理观与其理气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朱子哲学中有理生气之说,其实质是有理必有气;而有理所以能必有气者,就在于天理是所当然之不容已,是天地之间不可销铄的生生的倾向。简言之,天理就是生生。这一理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生生的天理观”。“生生的天理观”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纠正以柏拉图的静止的理念简单比附天理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线索,提点出理学的核心观念与问题意识:从胡瑗以来,理学对于天地根本必然性与应然性的认识逐渐形成、凝塑,最终在朱子的理气论中找到了“最为易简的理论形态”。从天理的具体含义入手,最终指向对于整个理学基本精神的揭示,作者通过严谨细密、以小见大的概念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了这一方法的理论魅力。

 

概念分析是冯友兰、张岱年、陈来诸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经典范式。对于这一范式的坚持与深化,反映了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上的思考。近年来,从思想史等路径所处理的时段之长、论域之广,大有助于拓宽学者对于古代思想地图的认识。但如以思想史等方法进行哲学分析,则概念、说理往往难以阐明,容易陷于“思想不及物”的尴尬处境。哲学史与思想史等进路的差别,在本质上是哲学与史学之别。对于其间固有的学科边界,作者有着清晰的自觉:在哲学解读中,作者运用的是严格的概念分析方法;而在展示哲学家生平与思想的关联时,作者则留意于历史处境与思想取向、时代精神与哲学品味的关系。后一种方法,作者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史”。本书以北宋开国格局论宋初士大夫精神,以元祐政事论程颐、司马光的思想旨向,都是这一精神史思路的体现。精神史与哲学史交相为用,使我们在概念范畴之外,同样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宏观走向。对于理解历史与逻辑的互动和同构来说,这一方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 李震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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