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教超越族群职业和信仰

作者：姚中秋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廿三日乙酉

           耶稣2016年7月26日

编者按：7月21日，“文教北传与天下秩序的扩展——纪念归绥土默特官学兴学2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海峡两岸、全国各地十余所高校、党校和科研院所的20余名专家学者，以“土默特官学”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北疆治理历史经验的问题。以下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陈明兄！没想到，陈明今天执法如此严格。我先申明一下，我也是给我们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请大家批评指正我这个论文。因为有论文，所以我也就不念论文了，我围绕着这篇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也请各位批评指正。

我想讲四点：第一，我是想接着我今天上午在致辞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今日中国之知识人来说，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个族、不管我们从事哪个学科，我认为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中国何以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只不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因为我们在新生转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遭受了失败。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然后我们又开始向其他的方向思考。比如说，我们就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我看这也是陈明兄最近特别关注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一个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关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讨论。但是，它能否回应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仍然是需要我们去讨论的。

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从人类组织、共同体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讨论，而忽略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构建如此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义理，以及历史性的一些制度。我想，这无疑是我们人类知识上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重新来思考中国何以成为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上的价值。

第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我看张志强先生的文章，后面也是讨论多元一体的问题。确实，我们要理解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然会触及到多元，因为他多样，所以他才是规模最大的。当然，现在国家之所以比较紧密、有力量，那就是因为他规模小，规模小才可以高度同质化。你的规模足够大的话，一定是因为你的内部是比较多样的。其实，我们研读经典，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就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在京郊密云的雾灵山研读《尚书》的《尧典》、《舜典》。我在这之前也写了一本《尧舜之道》，就解读《尚书》的《尧典》、《舜典》和《皋陶谟》三篇。我想，在阅读这些对于中国的知识人来说最基础的文献，上午志强兄也讲到了，刚才又讲到经的重要性，经其实就是史。我们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会注意到空间上的意识，当然时间意识是非常清晰的、非常强烈的，其实空间的意识也是非常清晰而强烈。我们读《尧典》，一开始就讲：“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派四兄弟到四方极远之处去观测日出。紧接着，下面在《舜典》中又有一段，非常详尽地记载舜到四方去巡守。我们看一看《尧典》、《舜典》的文本，你会发现关于四方的这两段记载是最为细致、详尽的。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文本安排，我们就能够看到圣人之心。就是说，中国就是一个天下，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心，相反是一个发散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常清晰的种族、宗教、疆域的这样一个界限的同质化的共同体。刚才提到多元的起源、满天星斗这样一个理论。我想，对于我们理解超大规模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我们看传统的史学，一般来说都是站在一个华夏中心的角度来书写的。我们从中国进入到现代的世界，或者国际体系之后，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或者说要求我们要转换一个视角再来看中国，不再是从原来的华夏中心来看中国，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看中国。我想，“满天星斗说”以及张光直先生所讲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可能是一个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形成的过程，以及内在蕴含的人类普遍的合群之道，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历史的出发点、历史的基础，或者说素材。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基础，再去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不仅仅是多元，我们还会看到复杂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体。也许可以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多元一体”，当然他本身已经隐含了互动的这样一个维度。我想，当我们在思考超大规模的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多元”，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一体”。刚才郭老师的论文里面讲到几个相通或者是相同的观念。

我自己在最近这些年的研究中，是比较注意“敬天”这个观念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跟中国以西的文明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中国人是敬天，西方人从多神教进入到一神教。起码我们从《尧典》，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古典文献会看到，中国人大概在尧舜时代就完成了一次精神的突破，那就是从多神教、多神崇拜到敬天，而继续崇拜多神。其实，形成了一个双重的结构、一个复杂的结构，就是比西方的结构要复杂，那就是一个天、多个神、诸神统于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或者说一个信仰层面上的一个复杂的结构，恐怕是后世的中国在政治上也呈现出一个复杂结构的精神基础，包括像蒙元、满清，其实他们都是把自己统治普天之下，统治诸多族群的依据、一个超越性的依据建立在天之基础上。

我想，我们在理解现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多个族群为一体的历史过程中，也许我们今天是可以深入去梳理具体的纽带究竟是什么。比如我刚才讲的“敬天”，也许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纽带。可能北方草原民族、北方的这些民族和中原的这些民族，他们也许在这一点上是共享一个，也许在具体内容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或者是可以贯通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阅读一些经典也会看到，由“敬天”的这样一个观念就发展出一套文教系统。像我们阅读《尧典》、《舜典》，里面也不厌其烦地记载尧舜作礼，当然孔子的三书六经又把文教作了一个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不同于神教的文教。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第一，我们是敬天，而不是敬惟一真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第二，对于中国来说，发挥决定性的整合这个国家作用的是文教，而不是神教。它其实同样又形成了一个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天、多个神仙对应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文教、多种神教。我想，如果我们对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能够再推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推进到这样的一个精神生活的复杂结构上去。

我想说的是，“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不仅仅只是说，当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的天子要统治长城内外这些不同族群的时候会是这样，即便在汉人的世界、汉人的生活中也仍然是如此。因为，我们也会信各种各样的神，汉人他会读孔子之书，但同时他也会在信佛教。这个情形在《宋明理学》当中估计很多，大量的士人，一方面在考进士，另外一方面又到和尚庙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礼拜、参拜的活动。我想，“一个文教、多种神教”这样的一个结构，也许是我们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一个基数吧。

第三，我想讲讲由文教化成中国的一个机理，它其实是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我们现在回望一下历史，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刚才讲到了理藩院，相比以前天子把它视之为外夷、戎狄，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很多族群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的文章里面讨论了西南地区的族群，他们是如何进入到中国文明和政治共同体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这个起因看，可能差不多要到明朝最终才真正进入到中国，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提升，但是中间可能也会有倒退，那他处理的这个机制其实也就会有变化。

我想，其实我们要理解“中国”，我们要把他理解为一个成长的事物，他是在不断地成长，中国其实是他的历史。其实，我们在经典当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思考方式，像我们在读《尧典》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在《诗经》里面也出现过“柔远能迩”。孔子也讲过：“近者悦，远者来”。重要的就是，远和近这两种思考方式，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可以确定近和远。中国的基本结构就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但是，时间总是在不断地移动，所以，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远是可以变成近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远人不断地变成近人的这个历史过程。我想，我们也许可以畅想一下，就像上午有好几位讲到了，满清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内亚的中国化。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畅想未来，内亚以外的那一圈，也许再过五百年，也是又中国化。我想，我们进入中国自身成长的历史，以及儒家文教的义理，是完全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想象的。

由此，就进入到第四个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和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文教传统？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打破对于民族国家的迷信。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那些先贤，他们努力地要把天下变成国家。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样一个努力，恐怕要反思，进一步，也许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点。第二点，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这里非常简短地讲一下，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儒家、看待儒家的文教？因为今天有好几位都讲到了400毫米降雨线，还讲到了农业和非农业，费孝通先生也讲到了汉人，我们这个国家似乎主要是靠农业扩展，把自己一体。但是，他把一体理解为农业。也有很多人说：“儒家是跟农业文明相关联的。”我想，如果我们固执于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就不可能设想我们现在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中国。我认为，儒家文教是超种族的、超族群的，它也不是跟某种生产方式连接在一起的。相反，它是一个普遍的，用云书记的话来说：“修齐治平的常道”，它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你是属于哪个种族，甚至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它都是可以普遍的为人所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共同体的秘密所在，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教的体系，它可以贯通、它可以打破所有的分界线。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