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阳明：汲汲皇皇与狂者胸次

作者：朱偲

来源：“经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廿五日辛亥

           耶稣2016年7月28日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陷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且诅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王阳明《传习录》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每读《史记·孔子世家》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尤其是读到孔子晚年与子贡的对话：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闲。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闲，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丧失了对诸侯的震慑力。鲁桓公弑兄长隐公自立，周天子不能予以征讨，以惩处乱臣贼子。此外，周天子之军队在贸戎被晋国打败，周桓王甚至在与郑庄公交战中被祝聃射中肩膀，“王者无敌”成为一句空话。九鼎动摇，问鼎之轻重者有之，抢天子之粮者有之。各个诸侯国内情况也类似，以鲁国的三桓、晋国六卿为代表的世卿开始坐大，对内操纵君主制废立，对外交结强援，君主反而像小侯一般，形同摆设。再往后，又出现了所谓的“陪臣执国命”。

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大乱，弑君、篡位、灭国、蛮夷猾夏等事件层出不穷。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孔子所处的时代。为实现拨乱反正的理想，孔子离开鲁国，在外奔走呼号十四年，先后被“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终究无法施展抱负，在这之中，有人诋毁他，有人陷害他，隐士们觉得他多事，弟子中有人认为他迂腐。

在困顿时候，孔子曾先后问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诗》中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难道我的道是不正确的么？竟落到如此田地？”子路认为可能是老师在仁、智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子贡认为老师的道大精微但或许可以贬损变通下以区顺时势，颜回的回答是：“老师的道大精深，所以天下（诸侯）不能容。尽管如此，老师推广而践行它，不容有什么担忧的呢？不被容纳才体现君子之本色。”不同于子贡和子路，在颜回看来：“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颜回不愧孔门最好学之人，深知夫子之意。

孔子之所以在不利情况下，仍然汲汲遑遑匆忙于救世，如同寻觅失去儿子般，都没有心情坐下休息会儿，这不是因为孔子追求权力以及被人认可、信奉、容纳，而是因为他有秉承“万物一体”的理念，对天下之丧乱、民众之困苦有着切身的痛楚。“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阳明先生也深知夫子的一片苦心。

孔子如此，阳明也如此。我们都知道王阳明时秦汉后以学问而兼事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为学上，他倡导“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开创了明代思想的新境界；在事功上，他先后平定湘赣闽粤叛乱、平定宁王叛乱、消弭西南地区边患，在“一代无奇功”的明朝，更显卓尔不群。

其实，阳明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由于得罪了一些宦官和朝臣，当初跟着他一起平定叛乱的官员和弟子大多被明升暗降，没有被公平对待，阳明对此有所不满，一度要辞去自己官爵为他们求得应有的待遇，却被朝廷给压下来。尤其是在宁王之乱中与阳明共患难的弟子冀元亨，更是被诬陷下狱，在狱中饱受摧残，直到嘉靖皇帝即位后才被释放。后来，屡次有大臣推荐阳明担任兵部尚书、三边总督，甚至入阁担任首辅，但都因受到朝臣阻挠无果而终。在西南边疆叛乱后，阳明终于重新得到任用大展宏图。在边患平定后，内阁大学士桂萼有些好大喜功，劝他顺势重新拿下交阯，但阳明却不为所动，没有采取行动。因而在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阳明再度到权臣的排挤和压迫，在去世后因擅离职守被惩处，其伯爵被停止世袭。

在这里阳明才与弟子讨论为什么非议自己的人越来越多。众弟子有人说是因为阳明位高权重受到众人猜忌；有人说是因为阳明批评宋儒而导致时人不满；也有人说阳明弟子众多、信徒日众而引起的反作用力。阳明自己的看法是，自己在南京任职之前，还试图圆融周到，还有一些与世俯仰的意思在，而自从体悟到“良知”而行，就信手行去，在旁人看来就不免有些狂者胸次和行不掩言。《论语》上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与孔子一样，阳明的“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来自于“万物一体之仁”，正如阳明自己在给聂豹的信中指出的：“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可见，孔子的汲汲遑遑与阳明的狂者胸次是一以贯之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孔子和阳明都并非“知而不行”的情怀党人，他们作为实践者，积极投入到变化和行动中去，见诸行事，有体有用是他们的重要特点。正所谓有体无用则劳而无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误国误民。有用无体则流于功利权诈，更有仁义充塞、亡天下之虞。有万物一体之仁，又付诸行动，方可真正有“遁世无闷”的达观。在这一点上，他们区别于隐士和空想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