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复兴与中国崛起

——兼与萧武兄商榷

作者：东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经略》2011年第1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一日丁巳

           耶稣2016年8月3日

看惯了历史上西方列强之崛起，烦腻了迄于今西方文明之泛滥，虽然也觉得，先有中国之崛起，后有中华文明之复兴，似说得过去，但细细计较起来，还真不是那回事。西方列强之相继崛起是西方文明复兴之果，而不是因。强极而衰，列强争斗演成一战、二战和冷战，而伴随着战争，西方文明泛滥全球，这恰恰是西方文明衰落的过程。晚清衰败，一切洋务皆为众所趋，而当民国肇造，百废待兴，不独流亡西洋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看到西方文明之颓势，孙中山先生标举社会革命，也是有感于西方政治之弊端，而西方人自己，有识之士如斯宾格勒、海德格尔辈，也在不断地思考“西方的没落”，只有像福山这样的归化西方的人，才会说什么“历史的终结”。西方人不断在喊什么“黄祸”、“中国威胁”，正体现的是值自身文明衰落时的忧患。我们现在不也明白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中国衰落之始了吗？西方文明之复兴，早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宗教改革，后来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一一之崛起，不过是文明复兴之结果。我们不要眼看着今日中国GDP排位进二，一干人喊出各种中国崛起的口号，就认定中国崛起已是板上钉钉，君不见，1840年前，大清帝国的GDP还是世界老大呢！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中华文明的复兴，所谓中国崛起，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对手也值衰落时自家产生的一种幻觉。

审看萧武兄《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以下简称《崛起》）一文，倒不是说先有崛起后有复兴，而似乎是说崛起与复兴为同一义，如开门见山所言：“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步伐明显加速。但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对于此义，我没有反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的文件里就屡屡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任，执政党所导引的“复兴之路”，由民族觉醒，政治独立，经济振兴，一路走来，现如今，已走到文化强国的门槛，我辈生长在红旗下，怎不感慨万千，跃跃思为？说什么历史昭示的先或后都没什么用，有用的只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路。但“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旧学之素所讲明”，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文明，要踏踏实实走路，看路是必须的。萧武兄谙悉国情党史，对儒家经义也颇多同情，我素来钦佩，但对于《崛起》一文所论，我有颇多疑义，现一一商榷如下。

先举其大者，说说复兴的标志。

萧武兄在最后一节“复古革命”中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毕竟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变化剧烈，传统文化原来寄生的土壤——农村现在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论，今天因为人们迁徙频繁，家庭规模缩小，从原来的‘大家’变为现在的‘小家’，因此农村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社会里男女关系不平等为人所共知，而在今天，女性权益受保护较多，自然不可能再有夫为妻纲这样的观念。虽然如此，传统的重视家庭的观念在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只是今天的法律等社会机制对家庭常有撕裂作用，不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

关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五四以来，不管是反对还是同情，都认为文化土壤已变，三纲自然可弃。显然，萧武兄是认同这点。但不管是现代史家陈寅恪，还是当代新儒蒋庆，都几乎直接把“三纲五常”视为中华文化之核心，弃此，就不要谈什么中华文明复兴了。

陈寅恪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蒋庆说：“‘三纲’才是中国儒学真正的核心价值，而且‘三纲’的价值现在仍未过时，最需要我们去光大发扬，以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见蒋庆先生在“2007•北京•中国文化论坛•孔子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三纲”过时了吗？》）

陈先生把“三纲六纪”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神，认为此一精神在晚清以来中国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相继飘零之后已经黯然失色。所以，当代新儒唐文明教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与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历程，也正是儒教中国没落的历程。”“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更多地表现为调动乃至挪用儒家传统思想资源顺应革命之潮流，而很少能够做到坚守儒家立场以反思、回应革命所带来之问题。”唐文明认为“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真实的精神动力，尽管儒教中国本身正是革命的对象”，而最早为革命提供精神动力的正是康有为，“在康有为的思想里，三纲乃至五伦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地位，所以，将儒教去政治化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在他看来一定还是直面新的历史处境拯救儒教的唯一出路。”儒家自己革了自己的命，为粗放、质野的政治、经济革命开辟了道路，现在政治独立、经济振兴了，儒家如果还找不回自己的立场，坚守住自己的核心价值，不单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还是任由中国一路狂野、问题成堆下去，而不能一秉忧世觉民之情怀以拯之，中华文明复兴也只能流于空谈。一民族之文化，根本在于其能为此民族之所用，而用有大用和小用。质野之路，目光限于眼前，保留传统家庭观念以对应“今天的法律等社会机制”撕裂家庭之害，这还是小用。蒋先生亟辩“三纲”未过时，希望将“三纲”发扬广大以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正是把握质文嬗变之几，求大用于中国；这种大用，陈明先生概括为“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其实，质野之时，“三纲”又何尝离也？民主为用，集中为体，是为君为臣纲；子随父姓，血统接班，是为父为子纲；一夫一妻，女入男家，是为夫为妻纲。所谓“纲”，严求之则为主导，疏举之则为大体。中华文化早熟，现代社会维系之纲常，虽现代人不察，但哪怕是通过社会学这样的现代学科细察起来，又何尝远离“三纲六纪”太甚？

再说说复兴的道路。

萧武兄对当前儒家文化传统复兴的种种现象似乎是多有不满，认为参与者“不少人带有僵化的复古情绪，一切以古人为标准，来评判当下的人和事”，“实际上是复辟”。萧武兄对历史上的儒家还是多有肯定的，比如称道唐宋古文运动就深得“复古”之真义，即“真正的复古本身应当是以‘革命’为目标”。以迹求之，读经、祭孔、汉服等等，确实是以古为准，但既然萧武兄可以把复古说为革命，古之标准何尝不可以是今之标准？改正朔，易服色，是古之标准，却也是新中国建国时之所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古之标准，国庆日九常委祭扫人民英雄纪念碑，颇类古之祭社稷，也是今朝之大事。肉食者鄙，博物馆外立个孔子像也出尔反尔，而蒋庆等当代大儒推动民间读经、祭孔、儒教等等，得到部分有识官民响应，深有益于今日之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亦有助于中华学术之复兴，奈何就成了“一切以古人为标准”、“复辟”？此时，萧武兄当以对执政党之求心态度来求大陆新儒家之心呀。

按照唐文明的意见，中国革命是儒家参与共谋的。说来也是，远的不提康有为为革命扫清道路，就说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等，他们的晚期著述不都是在为中国革命背书？冯友兰不还当众把孔夫子也奚落了吗？而海外新儒家，虽不便言说毛时代，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开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是和执政党共出于五四一脉，钱穆的公开称道邓小平改革和社会主义，也是有目而共睹；晚一辈的杜维明，对打倒孔家店、救出真孔子是有系统阐述的。一个例外是余英时，好像一贯反共，但他自称是史学家，不承认自己是儒家。这一点，新左派也是认可的，汪晖论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追溯到康梁，甚至上追到宋儒；而潘维在《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中，更是直接说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传统的儒门执政集团的现代转换。

当代大陆新儒家，其上海一脉多存革命之统，只有蒋庆等先生脱于世俗利禄，从文明复兴之长远计，立论和行事，看起来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多有区隔，但怎么就成了不能“摆正姿态，放低身段”，“时时处处做导师状”呢？不要去给当代儒家扣还想着做帝王师的帽子。潘维就很清楚：“如同皇家领导的传统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退化腐朽。与议会政治里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以公权谋自家私利。”“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念，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执政集团就必然陷于懒惰无能，贪污腐败，从以民为本的集团退化为鱼肉百姓的集团，分裂成相互竞争权力的私利集团，在内外交攻之下崩溃。此时，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分疆裂土，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当代儒家作为一个在野的监督者，存在颇有意义。更何况，文化建设只以一个诞生百多年的外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近代以来百多年的政经实践为基础，又怎么能建成文化强国？既然执政党说自己“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那怎么就会嫌饱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身段高”，“做导师状”呢？怀疑新儒家代表没有忠实传承和没有弘扬优秀成分，那自己就去忠实传承和弘扬，然后与新儒家代表公开辩论，分出个高下，抢占个制高点，自己顺理成章地亦君亦师，我想，新儒家没有话说，广大人民也乐得一见。说实在话，中国共产党从不像今天这样文化上没底气，不敢辩论。是没人才吗？好像不是，而且大不了广开门路，引进人才就行了。韬光养晦惯了？官僚政治上位？既得利益把持？不好说，说不清，只有执政集团自己知道。

萧武兄也是主张对话与辩论的，文中说文明复兴的过程“不应当是一个少数人主动创造出来、教给其他人的过程，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断总结、不断检讨、不断发现、不断创新，辨别常识，凝聚共识，进而重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变目前社会上众声喧哗、莫知所从的现状”，这点我完全赞成，但问题是新儒家的总结、检讨、发现、创新、辨别，不是“没有写处”，就是被生生打断，“重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缺了新儒家的参与，能成事吗？环境不利，新儒家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还都不是“少数人主动创造出来、教给其他人”的，而是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汉服是这样，读经是这样，祭孔是这样，儒教也是这样。不要把先知先觉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说什么祭孔、儒教是少数人鼓捣出来的；细究起来，执政党当年产生不也是少数人造出来的？但它顺应了时势，我们就可以说它的产生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祭孔、儒教同样是顺应了时势，怎么就只是“少数人主动创造”呢？祭孔就不说了，我不熟悉；关于儒教，最早还是体制内的任继愈先生提出，然后各方参与总结、检讨、发现、辨别，现在学界各方基本都能接受，社会上也有各种儒教重建的实践，不事喧哗，有所依从，这正应了萧武兄描述的文明复兴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复兴，离不开执政集团，也离不开在野的儒家士民。我理解萧武兄文尾把当代“儒家”们和“不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共识和人伦底线”放在一起，是因为在作为毛左派的萧武兄眼中，当代的“社会基本道德共识和人伦底线”就是“革命道德和伦理”，而儒学联合论坛等新儒家网站上挑战它们的浮泛之辈太多。说到挑战，还是肉食者先做些检讨吧。毛时代文化复兴的成果之一红歌，现时代也就重庆唱唱而已，官媒不去报，南方系一片骂声也没人管。自己就不自信甚至否定自己的过去，别人跟下风就不行吗？而且也不要老盯着这些浮泛的东西，要盯住当代儒家真正的主流和真正的文化创造。复兴的道路不能没有儒家。虽然宋儒判教，后世颇多诟病，但儒之门户已立是历史的既成事实，不要指望儒家没名没分的为他人打工，而且，要这个名分，正是为复兴的中华文明重树核心价值，这个工作，当局既然现在还不便做，新儒家当然当仁不让。我敢说，全社会为孔子和儒家正名之日，方是中华文明复兴之时。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正名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就是涅槃后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学术的过程，就是“三纲六纪”不仅自家理解，也是有心有力将之作为普世价值向四海推广的过程。当然，这样的路还很漫长，正需要多方的实践与创造，而中国崛起，也还是后话。

最后说说中国崛起。

看萧武兄文章前两节谈“文明复兴”和“变与不变”，一个总的感觉就是。萧武兄很看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和惯例”，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这套制度、规则和惯例会取代“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乃至文化”。这套东西，包括其背后的文化和民族习性，“既有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

对于历史上形成的，萧武兄概括为农耕时代形成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奋、节俭、聪明、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习惯和气质，有了这，“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中国人，政治组织力不强的时代，一盘散沙，但个体顽强生存，民族血脉永续。逢“三千年未有的历史低谷”，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对中国人的有效动员和组织，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共产党如何进一步组织的，自然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东西，萧武兄举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的选任体制及国资国企承担战略任务的例子，说实在的，例子太少，看不太懂。要说高级干部的地方历练和国企的战略意义，西汉的中二千石和盐铁官营，都可与今日有得一比，但董仲舒和众文学贤良还是不服，西汉后来还是改制。虽然“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家提供的文化和政治话语还是为汉家的制度来了个完整包装。

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今天的执政党不同于“汉家”的是，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予以阐发和包装，今天的儒家真是不能希求像往日那样包打天下；执政党如果愿意，儒家倒是可以给予更有文化、更有学术性的阐发和包装的，实际上上海的一些儒家也正在这样做。但问题是执政党的门户迄今还是闭塞的，真不希望是心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念。不正领着全国人民崛起嘛，至少也该有“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的霸主气概呀！

对于西汉的体制，儒家做的不单是包装，还有改良，甚至革命。激进的革命最后毁了汉室天下，还带来数百年胡氛嚣嚣，直到宋代，才真正有所扭转。所以，自宋代起，汲取了教训的儒家就特别讲究“三纲”，诛我十族，不还是为朝廷效力？宋明儒者一方面疏通经典、讲明义理，为执政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经世人才，一方面深耕社会，身体力行地建设儒教社会。今天的儒家，不“散步”，不暴力维权，就做些文明复兴需要的工作，在某些人眼里好像还成了中国崛起的绊脚石，真不知这些人要的中国崛起是什么样的中国崛起。

没有数十年不弊的制度、规则和惯例，大家一起来帮着改，总比自己改强。而中国崛起，还要以中华文明复兴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谈不上真正的崛起，至多就是再出一个西方列强而已。这方面，执政党还是有忧思的，提出文化强国，多少让人对之有所遐想，有所期待。希望萧武兄对于新儒家也多点期待，多点交流，少点指责，少点生疏。

附：

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

作者：萧武

来源：《南风窗》2011年第22期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步伐明显加速。但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开创一条新的大国崛起之路，带给全世界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文明的复兴

近10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两个，一是美国由于两场战争及金融危机而日形衰落，二是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迅速崛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各种危机纷纷暴露出来，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的时间突然提前。因此，“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再度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也热闹非凡。

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张维为是2011年最值得关注的学者。张维为认为，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的东亚四小龙或其它国家。以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本身是学习和效仿西方文明的结果，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经济增长等各个层面而言，本身并不对西方文明传统构成挑战。中国虽然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但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自身的特色，其中既有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并不与西方完全相同，从而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举例言之。时人多认为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因而政治制度落后，应予改革。但张维为则认为，中国的省级行政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规模，而中国领导人在进入中央高层之前，多数担任过两任或两任以上的地方领导人，因此，中国高层领导人虽然不如西方政治人物那样能言善辩、善于应付媒体和维护形象，但往往管理经验丰富，了解实际情况，决策行政都比较务实，不会为了一时的选票而做出什么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2005年，著名学者甘阳也指出过这一点。甘阳认为，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正如黑格尔说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

所以，西方人最盼望的是“中国能够规规矩矩地进入文明世界”，也就是按照现有的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价值观和规则“崛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谈论这一点毫无意义，有意义的问题只是中国会以何种方式崛起，会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带来什么。因此，欧洲顶级智库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中国人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等等。因为西方很清楚，中国崛起将会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乃至文化。

变与不变

虽然国内常常能够见到对“中国人素质差”的批评，但多数所谓素质差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文化习俗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国民素质比别国差。真正能够体现一国国民素质的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和气质，如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享有的勤奋、节俭、聪明、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盛名。

而这种习惯和气质当然来自中国5000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明传统。因为中国农业的成熟和发展，中国人口迅速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因此养成了精耕细作、勤劳简朴的生活习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王朝更替之际，人口减少，耕地抛荒，经济萧条，但只要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有了基本秩序，生活相对安定，经济就会迅速恢复，人口增长，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直到下一次政治秩序崩溃。其原因即在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已经习惯了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来维持生活、繁衍后代、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下去。

因此，在农业时代，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增加。

晚清以降，中国受欧洲列强侵略，进入“3000年未有”的历史低谷。中国之所以会落到这般地步，一方面固然如以往论者所说，是因为中国仍处于农业时代而欧洲列强已进入工业时代；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崩溃，无法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秩序，无法将中国人组织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看明清史，要上看财政货币，下看基层组织。其意义即在于此。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子弟，在清朝军队和在北洋军队中表现迥然相异，在国民革命军中又与在北洋军队中不同，在共产党军队中又与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同，就是因为各个时期的组织形式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也不同。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今天能够崛起，不完全是因为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经济变革，也不完全是因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而是早在几千几万年前中华农耕文明形成时即已奠定了文明基础，因而“天命所归是大国”。

但文明并不是形成之后即固定的、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但同时又能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保持其核心特质不会出现太大变动，能够在不同时期经过某些调整之后仍然延续下来。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复古革命

传统文化复兴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有不少表现。

孔子现在已经成了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中国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办孔子学院即是最好的证明。最近的则是文化部宣布，取消只发了一次的“孔子和平奖”，设立孔子和平公益基金会。今年初，还在天安门区域的国家博物馆门前竖起了孔子像，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迁走，但由于天安门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特殊象征意义，孔子像出现在这里仍然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

在民间和学术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不仅思想学术界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公开的媒体上频频出现讲《论语》、讲孔子、讲儒家文化的电视节目，即使在民间，汉服运动也已经进行了10多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年轻人兴趣浓厚，并且发展到效仿先贤自办书院等，以复兴传统文化。每年各地都会出现一些穿汉服、祭孔子的活动，政府官员也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但有不少人带有僵化的复古情绪，一切以古人为标准，来评判当下的人和事。这种复古是为了复古的复古，实际上是复辟。真正的复古本身应当是以“革命”为目标，即为了革命而复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往往是革命运动。比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盲目地学习古人，而是为了扫除社会上流行的八股文风。真正的传统文化复兴当然要有所取舍，因时因事制宜，保留其核心精神，在形式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以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的政府官员参与民间的祭孔活动为例，支持者多称之为进步，以为这就是传统复兴，实则不然。传统文化在今天当然应当复兴，但复兴不能是复辟，而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有所损益，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毕竟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变化剧烈，传统文化原来寄生的土壤—农村现在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论，今天因为人们迁徙频繁，家庭规模缩小，从原来的“大家”变为现在的“小家”，因此农村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不能只是把原来的老一套重新拿出来，硬塞给人们，要人们在伦常日用中实践，而必须经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和转化。但这个转化过程不应当是一个少数人主动创造出来、教给其他人的过程，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断总结、不断检讨、不断发现、不断创新，辨别常识，凝聚共识，进而重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变目前社会上众声喧哗、莫知所从的现状。

这方面，媒体和学者应当主动承担引导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要求看似高蹈，实际上不难。至少，做到不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共识和人伦底线不难做到。当代的“儒家”们，也要摆正姿态，放低身段，把自己看做这个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时时处处做导师状。

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建立起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复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