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儒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激活

——在“儒学重光”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方朝晖

来源：澎湃新闻首发，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二日戊午

           耶稣2016年8月4日

编者按：2016年5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儒家网、敦和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儒学重光”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京的儒家学者陈明、姚中秋、方朝晖、王瑞昌、彭永捷、慕朵生、姜志勇、田飞龙等人出席，并做了精彩发言。发言录音整理出来后并经发言人订正，现予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刚才秋风、陈明对于儒学的发展谈了很多自己的心得。我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儒学的解释者，与在座的诸位殊途同归。我一直认为对于儒学的发展，今天要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激活。所谓激活，是指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工业化、现代生活方式主导的时代，从儒学当中找到一些确实对人类生活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经典当中的精神激活，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儒家传统的生命力。假如我们不能够激活它，不能为现代人的生活展示它的生命力的话，则永远是闭门造车，不能让别人信服。

对于儒学的激活问题，我想讲两点心得：

第一，心灵安顿。自孔子以来一直讲修己、修身为本，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安顿自己的灵魂，只有自己的灵魂安顿好了才能做其它事情。这并不一定就完全是心性儒学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人心浮躁、心灵空虚、信仰无存，很多人很富裕，生活舒适，但内心非常空虚。如今很多大学老师、高材生出家做了和尚（包括我自己教过的学生），前几年我们学校也发生了一些诸如跳楼自杀等特殊事件。从这些例子里可以发现，现代大学生以及公民的精神世界无法安顿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去做和尚，但是同样有安顿自己灵魂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没有价值的时代，如何去找到价值，这就是我要重谈儒家修身的重要原因。我觉得儒家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深刻的思考，那就是从“心”、“性”到“理”的范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问题，其中包含回答什么样的东西才可称为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才可称为健康的生活，这些是从儒学角度一定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儒学要复兴，需要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当下社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只有你把问题存在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解释清楚了，才能说明儒学社会治理之道的高明之处，也才能真正让人信服，否则人多半会觉得儒家缺乏说服力。

这些年大家议论最多的便是道德风气败坏的问题，人与人相互算计，没有任何安全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从儒家的角度出发，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是在文革时期鼓励大家说谎，致使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盛行伪善。明明都知道那个东西不存在，但是你必须要说它存在，谁越说得天花乱坠、惟妙惟肖谁就越能升官发财，久而久之导致社会良知的麻木，没有道德可言。所以说文革带来的一种负面效应，一直到今天都在产生作用。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大的方针上经历从激进的共产主义转化为务实的实用主义，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的指导方针，导致整个社会向钱看，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出来，这是使得社会道德走向奔溃的第二个最重要原因。

这两个原因，说穿了其实都跟儒家所讲的正始之道（《春秋公羊传》讲的大一统之道）有极为深刻的联系。儒家千百年来强调移风易俗，同风俗而一道德。所谓“正始之道”，强调的就是为政者自身在国家治理的方针方向上不能“以利为利”，而要“以义为利”。以义为利，就是追求公平、正义，以道义为先。长期把GDP和经济利益看成衡量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源，当成衡量这个社会有没有活力的主要标准。其实，儒家认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才是真正重要的，而我们颠倒了相互的关系。当社会公平正义和GDP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正义也要保证经济增长，这是现在这个社会道德风气败坏非常重要的另一根源。所以我觉得儒家思想的活力在于它能够解释我们的社会现实，如果不能解释那就成了空谈，很难让人信服。

又比如说儒家的“性善论”，这些年我不知听到多少人在骂这个性善论，说儒家思想就是因为过于理想化，把人性看成本质善良的，所以主张讲道德，一切寄希望于道德。其实任何一个认真读过《孟子》的人绝对不会这么想问题，任何一个认真研究过中国古代人性思想的人也不会这么看问题，至少古人不是我们这么想的。就我的理解而言，孟子性善论讲的是我们从人性出发而成为一个好人，人性是高于一切的。对仁义道德，人们不是为了追求它们而追求，我们是为了自己的人性而追求。人要找到适合自己天性成长的方式，结果才成了有仁义的人，在他人看来有道德。但我们从来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这是儒家王道思想的根本之一，人性的逻辑高于社会逻辑，社会的逻辑高于政治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从根本上是在讲社会管理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要首先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主体所拥有的自觉性。

今天我们在社会管理中更多地是按照性恶论的管理方式，把所有的人当做逐利的动物，通过最大限度的利益诱惑来促进社会发展。所以法家在中国从来没有消亡，在今天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他们身上那么有朝气、有独立精神，他们不轻易出卖自己的良知，不会贱卖自己的成果，哪像现在这样争着去贱卖，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人格的尊严和价值，我们的管理者也不知道积极地培养每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价值，不自觉中把他们当成了动物，结果他们也就自觉地朝动物方向发展。

西方有一个现代经济学流派叫做制度经济学，他们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强调制度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所谓非正式的约束包括：道德、风俗、伦理、宗教等一系列因素。一切人们可见的社会制度、法律条文，都是在非正式制度的汪洋大海里形成的，并且只有靠广阔的非正式制度之海来支撑它，才能良好运作，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们研究西方几个自由主义大师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哈耶克的思想，可以发现这些西方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大师们都极其重视社会风俗道德，认为依靠风俗道德自发形成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看礼制，可以说礼制是制度经济学所讲的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是介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东西。儒家讲礼大于法、移风易俗，就是要先把社会制度背后更深层的基础建立起来。我们长期以来只看见那些表面的东西，看不到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激活儒家传统，要善于充分利用现代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资源，来说明儒家传统确实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一些列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方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