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90年代的思想记忆中，如果说谈到自由主义、新左派的时候人们还大致能够根据一些相互关联的人名、观点和刊物完成一幅文化拼图的话，那么，在论及所谓保守主义（派）的时候，同样的工作估计会让多数人一头雾水，并越想越糊涂。虽然早在1995年2月就有人在香港的杂志《二十一世纪》上写下这样的文字：一个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翻卷起来。

以后学研究著称的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根据哈贝马斯由对现代性之态度作出的老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青年保守主义的三分法，也照虎画猫般将国内的所谓保守主义总结为三种。旧保守主义：包括新儒家、纯学术研究的倡导者等；新保守主义：包括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学术上的反西学主义（在赵毅衡看来，最应该对号就座于此的是所谓后学）等；文化保守主义或社会保守主义：（在将新儒学划归旧保守主义后，王氏没有也不可能标列出门派名号，只是泛泛地指出其）以反现代性和反美学的文化民族主义为特征。

此前，在文章中表达出对“倾向保守性价值的90年代中国学人”之关注的陈晓明，则以文学评论家的敏锐早早勾勒了他眼中保守主义的发生轨迹或逻辑：“反激进主义，恪守学术化立场，推崇保守派价值，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省现代性”。——这里的每一环节，都可以在王氏的保守主义家族寻根问祖并光大门庭。没有提及的例外是自由主义者刘军宁，他在《保守主义》一书中的努力就是要证明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这里说的应该是在英国美国的情形。

不禁要问，什么不是保守主义？我们刚刚经历的果真是一次保守主义狂欢么？这些虽不能说毫无关联却无疑知识谱系迥然不同政治姿态判然有别的诸种思想呼啦啦被驱赶到保守主义的大屋檐下时所呈现出的对比反差矛盾扞格，实在叫人愕然矫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当然不在这些思想本身，而是保守一词在近代以来被涂抹得越来越浓的贬义色彩，以及使用者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的随意轻率。在我看来，除开少数例外，他们将一种思想指认为保守主义，不过是为了方便地从政治和道德上将其予以否定。

以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身份面对这样一个题目，在进入文化保守主义（——我认为，这应该是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事实上的真实义蕴）的讨论前，先对这里业已述及的所谓保守思潮稍作讨论，应该是使自己的主题得到深化的前提。

自由主义所呼唤的自由民主诸价值，无疑是人们的生活、民族的复兴所必需的，是时代的主旋律。当刘军宁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保守主义既指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也指历史上由伯克所体现的政治主张。这时的保守主义是褒义词；在美国，它指对运转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满意满足心态。由于对理性的作用范围比较谨慎或者说保守，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传统抱有某种程度的敬意。而甘阳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在保守前加上知性一词的时候，则是贬义了。因为他认为大陆“古典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张属于“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即以自由之名否定民主。保守，在命名者这里意味着知性逻辑压倒了人文情怀，对效率的追求压倒了对公平的关注。

新左派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国际资本的谴责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合法性；以对流行于西方学院中的“西马”“新马”的绍述吸收获得在传媒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但是，当发现其舶来最新潮的理论话语只为证明大跃进乃至文革的某种合理性的时候，人们不禁一哄而笑。不妨幽一默：如果说知性的保守主义是有脑子没良心，这新左派应该就是有良心没脑子。保守主义的帽子于是而从各个方向飞到他们头上—最近二十年以来，它约定俗成的含义是指愚昧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立场或态度。用在这里，于学理虽不无可商，于情理却是自然而然。

因大致相同的理由而获此恶谥的还有所谓后学。后学家们声称，90年代大陆的文化及理论批评界的三大话语模式是人文精神、“后国学”及后学（后殖民、后现代）——我可实在是看不出来。它们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对西方中心的种种叙事（文化霸权）保持警惕，对《霸王别姬》之类具有东方主义或后殖民色彩的文化事件具有相当敏感，对大众传媒上自由主义者们多少有些天真的世界主义论说及其对西方世界的自作多情多少有点牵制提醒作用，其意义并不因被指“舍近求远，避实就虚”而稍减。但是，对其“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机械搬用西方当代理论，在中国的实际环境里形成一种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理论”的批评却并非无的放矢。此外，从所谓多元论出发，后学家们还主张知识分子应该祛除精英意识，“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而启蒙知识分子认为精英即意味着批评的勇气和责任。大概正是基于这二点，它被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

新权威主义所自称的保守主义与被自由主义所指控的保守主义二者间意义是不同的。主张者认为，“20世纪以来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现代化与变革导向的保守主义。------把传统视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主张在尊重这种集体经验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这里所反映出的哲学上的意义，与刘《保守主义》一书相近，但所引伸出的政治观点，却不尽相同。批评者徐友渔等使用该词，正是要指出其政治立场的暧昧和社会作用的消极：“（它）是一种伪经验主义政治学，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的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的确具有双重性，但那究竟是谄媚妥协还是务实沉潜则难以遽下断语。个人感觉至少这里应该划归值得肯定的那种“保守主义”范畴，虽然私下还多少有些怀疑这萧功秦们是不是有些过于乐观了。我实在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浪漫才能去幻想我们会有比韩国、新加坡更加理想顺当的发展之途？

推动近百年中国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救亡图存的生命意志，所以，对民族主义是否认同成为任何政治力量获取合法性的关键。其实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例。但是，由于作为世界知识生产中心的西方具有相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压倒性优势，民族主义在其晚近的论说中便被表述为一种灰色的负面的存在，常常不加细究地将其与专制、法西斯联系在一起。所以，当部分知识分子（如王小东、吴国光等）开始尝试着从本民族的主体性和丰富性出发探讨其现实和未来的生存策略，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时，他们遭遇到了所谓保守主义的指控。在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眼中，90年代重要的思想景观就是“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流行”。甚至还有如此煞有介事的美国式或日本式的忧虑：“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朝野上下透露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气氛愈益强烈，中国的发展方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将带来什么样后果的问题也使人倍加关注。”据此推断，由反共而反华应该就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指认为保守主义的原因了。——但愿在目睹了扔向使馆的炸*彈、撞向王伟的侦察机之后，这种与中国威胁论相呼应的鼓噪会有所收敛；这不只事关他们个人的名节，更影响着自由主义在中国落实的进程。补充一句，保守主义一词在这里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接受。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民族生命更新的意义应充分予以肯定，同样应予肯定的是，它的主旋律是自由主义。虽然这种光荣并不只是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应该是整个思想界。既属思想运动，加之长期的封闭隔绝，学理的粗疏自是在所难免，后来者当以同情的理解去承接超越。但是却偏有一些人，对80-90年代的转折毫无感觉，蜷缩在阁楼里谈学术规范却带着知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对过去十年向旧体制发起的冲锋加以否定嘲笑。十足以麻木为成熟，以怯懦为稳健，以浅薄为深刻！据说，还有一种被叫作“中产阶级品格和欲望”（孟繁华）的保守主义，是不是就是这玩艺呢？我觉得贯穿90年代的种种语词游戏，即是以此为心理上的起源和支撑。论者指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背后是“对80年代精神运动的否定”，“是对现存秩序的妥协”。所以，这自欺欺人的学术纯粹化努力就被命名为保守主义。唉，保守就保守，干嘛还要主义？非得主义，犬儒主义岂不更加准确传神？

千帆过尽皆不是。简言之，保守主义一词在上述语境中实际主要分别是作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启蒙精神（自由、平等、博爱诸价值）的反义词在使用，而与英文的conservatism本身没有太直接紧密的关联。阅读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保守主义应该另有属于它自己的用法。同时，我也认为，如果对于解读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降的心路历程，对于解释中国社会在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双重挑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二者一脉相连）conservatism确确实实具有key-word的意义，那么，还颇有必要在它的前面分别加上“政治的”与“文化的”限定，以保证这一概念内涵的准确与使用的有效。美国学者傅乐诗所编《转变的限度》一书可以证明这点。史华慈在开篇文章中即指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云乎者，只有在所保所守得到确定之后其主义才可明确。虽然有着溯之久远的思想渊源，作为conservatism本义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乃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其诞生标志就是伯克于1790年推出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其所保所守是英国社会的政治传统：人身保护权、财产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伯克认为，英国人民享有的这一切也应该成为世界上一切民族所尊崇的传统，而不容以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破坏否定。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应予谴责，就因为它在乌托邦的蛊惑下以暴力手段摧毁了这一切。

民族主义的理论起源于西方，其在中国的发生乃是西方殖民入侵（伴随着工商文明的传播）的产物。文化保守主义作为这一“挑战-应战”行为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人已指出文化保守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请注意它与文化沙文主义的区别），其所保所守乃是种（生命）和教（传统）——由于儒学训条和政治结构的缘故，种和教二者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与伯克那种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分别对应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主题均为救亡图存的“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差别只在对保教与保种之间关系的认知有了变化：由相信二者统一而到怀疑其互相冲突。但是，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却没有改变。如鲁迅因觉得“国粹不能保存我们”而反传统，死后的灵柩上却被覆以“民族魂”即是明证。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比较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据此，可以从学理上将它与自由主义或其它什么激进主义区分开），那就是倾向于坚持保教与保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并力求对二者关系作出证明阐发的各种思想主张。

如果这一界定能够成立，则我们将发现，文化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不仅在历史现实中内涵各异，在理论基础上同样区别明显：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文化的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反对理性宰制是其相通处，但前者是强调理性的有限性（因而尊传统、反建构），后者则是强调理性的手段性（因而在某种情势下既能与国家主义也能与共产主义合作）。指明这一切，并不只是要在文化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间作一思维逻辑的概念区分（它们在现实中功能互补），更是为了对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先辈们寻求富强的行为选择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使我们在反思和开拓中重建这一精神谱系。这一事业所表征的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维度，理论的清晰和历史的自觉乃是十分迫切的需要（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这里无法述及）。从这样的背景下观照，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工作还只是处于从自为向自觉转折的过程中。

从文化保守主义的义蕴使用保守主义一词的少数文章均是以儒学为对象，批评其“企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传统文化”（杨春时）。评价虽不敢苟同，事实却的确如此。余英时作为海外儒学研究重镇，在内地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在90年代就体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上。在这个通过反思、反省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从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这个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的最高峰可以看出他对激进主义的否定态度。同时，从其对“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他隐约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保种的焦虑。鉴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他呼吁在文化上建构“保守”与“激进”的平衡。他认为社会需要这两种似相反实相成的态度。

激进主义者对此自是不以为然，只是他们的批评实在了无新意，不值一议。代表儒家的呼应文章出自陈来教授之手。在气势颇足的《东方》杂志创刊号上，他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为题对激进主义给予深刻严厉的批评。在揭示出激进主义滥觞的五四运动之基本思路后，他认为，激进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有三：强烈的政治指向；以富强为判准的功利主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它文化价值的信念。在另一篇文章中，乐观代替了忿懑：“中国文化根于传统的复兴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二十世纪是批判和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将是创造和振兴的世纪，而世纪之交正是整个民族生命贞下起元的转折点”。前面的分析是精采的，“把戊戌以来政治的问题归结为文化的问题；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已经点出了陈独秀们之所以将保教视为保种之障碍的社会上和认识上的根源，虽然对功利主义文化观的否定值得商榷。但后面的展望却实在叫人迷惘：那一幅图景是从北京大学的黑版上浮显出来的么？未名湖畔的几种国学刊物可都是一水的乾嘉气——所谓“新国学”“后国学”呀！

力争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是《原道》。《原道》“开卷语”中关于中国文化价值拱心石之重建的诉求被一些论者解读为文化保守主义后，第四辑的“编后”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这一定位。创刊号由主编陈明所写的“头条”题目就叫“中体西用：启蒙与救亡之外”，论证中体西用是与救亡（俄国模式）、启蒙（欧美模式）并列的第三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设计，且被一代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阐发坚持。这一思考在《浮生论学》中与李泽厚讨论西体中用时有所推进：中体，就是以中华民族的意志、需要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西用，就是一切外来的外在的东西都是用以满足主体意志欲求的手段、工具。将“体”抽象化处理，是为了化解近代以来保教与保种之间的理论紧张。一般来说，意志（种）总是凝结在文本（教）中，由此而得更好的实现。但历时性的文本与活动性的意志毕竟为二物，当前者不能有效地帮后者实现自身时，冲突就出现了。作者显然希望凭借这一概念架构，将《原道》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沟通起来。总而言之，继承启蒙情怀，使它区别于或“新”或“后”的国学；扬弃启蒙话语，又使它区别于“激进的自由主义”。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某种程度的使命感，其行为靠古典式的信念支撑。与港台新儒家的寂寞相似，争创大陆新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也颇有淡泊之感。但是，即使它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其社会文化土壤却很深”。他们相信，其所理解执着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着五千年传统同时又富于现代精神的中华民族内在生命力的必然显发，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对于民族认同的持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本质上乃是民族生命的自我调适和更新。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不但不会瓦解它的基础，反而会凸显强化它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无法理解陈来的乐观。

就我个人言，惟愿十年后面对同一个题目时，写法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