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的礼仪教育看中国的《弟子规》

作者：钱翰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8月06日12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四日庚申

           耶稣2016年8月6日

一位在瑞士生活的中国朋友说，她最近才知道，她的小孩在小学因为调皮常常挨罚。有一天，孩子非常兴奋地说，他连续三天都没有被罚坐在惩罚凳上了，很开心……快乐教育、自由发展被认为是向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学习，然而当我们考察西方的实际状况的时候，却发现并不是我们已经建构的美好印象。

传统上，中华文明重视礼乐教化。五四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所要打倒的首先就是所谓“封建礼教”。礼的教化从古代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处跌落下来，变成抬不起头的概念，一提起礼教，似乎就意味着封建、落后、不平等，是束缚人的，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在一些“进步派”人士的眼中，英国或欧洲老派贵族的礼仪则是格外优雅而文明的，体现了人类的尊严和高贵。前段时间，一则新闻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上海现“英式贵族礼仪”培训班一天定制课程3800》。其实，倘若我们以同样的标准来打量英国贵族的礼仪，它恰恰体现了如下特征：封建、不平等、束缚人。但它当下却成为中国精英趋之若鹜，变身国际化和所谓“进步”的捷径。

实际上，今日所谓“礼仪”，源自一个更古老的典籍——《仪礼》，即儒家十三经中的三礼之一。而礼教，其原义就是“礼仪的教育”，在今天的汉语语义场中，礼仪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汇，而礼教则腐朽低级，这种扭曲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和文化上的不适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礼乐教化人心本来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却长期无法名正言顺。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学校“有知识，没教养”，所谓教养，传统上就是礼教的一部分。当然礼教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今天，当我们重新振兴中华文化，重新对中国青少年以中国的方式“以文化之”的时候，礼教中有关教养的部分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依然可以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一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里的小学教育主要就是礼教加上语法知识，也就是如何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与人相处，做力所能及之事。清代的秀才李毓秀采纳《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并且加以引申扩展，编写了一本《弟子规》。这本久已不闻的小册子最近重新兴起，受到热烈欢迎，背诵《弟子规》成为儿童教育的热点；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斥之者以为它完全是愚忠愚孝的腐朽传统的沉渣泛起，将毒害儿童幼小的心灵。反对者认为其过分强调了子女对家长的义务，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直到引起争议最大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只有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而没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有人说，为什么只有《弟子规》而没有《父母规》？这不公平！

这个意见恐怕存在一个重要的误解，中国古人从来都是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看的，同样一个男人，他的身份同时是：儿子、父亲、丈夫、领导、下属和其他男人的朋友。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强调他作为儿子的义务，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因为他必定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如果他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儿子。另外，就“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而言，对成人的要求其实比小孩子高得多，如果说理想孩子的要求是《弟子规》，那么他的理想父亲的要求则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等。

中国人对西方的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西方的传统没有礼教，孩子自由发展，没有束缚，而中国孩子则在传统的礼教束缚之下，过分强调纪律，丧失了自由的个性。然而实际情况正相反，在阶层更加固化的西方，恰恰只是“礼不下庶人”，贫民在礼的教养方面比较随意，而精英的孩子却接受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在知识水平的培养上，还是在礼仪规范的训练上，英美优质私立中小学的纪律要求远远高于贫民区的公立中小学，英国不少私立中小学至今还保留有传统的体罚。欧美中产阶级的家庭对子女日常生活的教育也比较严格，对于孩子待人接物的礼貌，父母一般都有不容跨越的底线。笔者曾经在一位法国家庭住过一段时间，倘若小孩的调皮超出了规矩，父亲的教训绝对会让他乖乖做人。

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仪教化，当然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具体的礼总是要与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相适应，总是在调整之中，但是礼中蕴涵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则是普遍永恒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中国既要继承传统的珍贵遗产，又不能抱残守缺，应与时俱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