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回到康有为”？

作者：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十一日丁卯

           耶稣2016年8月13日

在当代，康有为这个话题之所以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不仅因为他作为思想人物处在中国“古今之变”的转折点上，而且因为他的所言、所行和所思——所表征的中国面对世界的困惑并没有因为一百多年的时间绵延而得到自然的澄清。换言之，康有为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因为其所提供的答案，而是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康有为所提出的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古今中西”问题。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本来应该概括为“古今中外”问题，“古今中外”变成“古今中西”，当然是因为近代西方作为中国的挑战者为自己赢得的历史地位。

无论众多学者如何强调西方是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绵延两千年的悠久文明，中国感受到的那个挑战的“他者”就是从年轻的现代西方世界中扩散出的力量。这个西方不仅仅表现为某几个具体国家军事威慑的咄咄逼人和财富攫取的佞侻不曲，而且表现为一种“群己伦理-政治关系”的另类组织形式。它就是现代西方式的立身、立国与面对世界的道路与方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个急于学习西方道路，汲汲于脱亚入欧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险胜中国，才对士大夫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与日本这个身处中华文明圈边缘的国家迅速就表露出福泽谕吉“文明论”式的激烈批评儒教和佛教东方、热情拥抱西方的态度不同，中国作为中华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对西方冲击做出的是更加复杂的反应。在西方冲击下，无论传统中国在区别西式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被称作帝国，天下-国家，还是文明-国家，总之，中国“以国家兼天下”的传统秩序难以安立了。因为天下大势已变，列强环伺，所以，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作的历史时势与战略判断所言：“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一切率由旧章当然是不合时宜了，问题是，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需要发生怎样的“变易”，又要保持怎样的“不易”呢？抽象回答这一问题当然简单，那就是保持那些“好的”，改变那些“不好的”。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标准，应该由谁来判断这“好的”与“不好的”呢？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在面对西方挑战时处理“好坏”这一问题的方式倒是简单朴素，只要能保存日本的“国体”，也即只要能保证日本人不被西洋人统治，那么政统、文教、风俗等等皆可按西方模式改变，理由是，西方文明即使不完美，在人类进化的道路上也是领先的。但是，这个说法中国可以接受么？显然不能，原因在于中国与日本在文明史中地位的不同。地位不同，它们各自担当的责任也就不同。对于中国而言，为对抗西方军事方面与工商业方面的冲击，富国强兵以“保国”“保种”当然是最急迫之事，但急迫之事与重要之事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简单等同。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眼中，中国不仅仅是在与英国、法国或日本这些具体国家竞争，而且也是在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竞争。康有为在《保国会章程》中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的完整应战目标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第一代维新人物中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意义，他们中已经有人将某种深刻的文明自觉提到了根本指导思想的高度。

那么，为什么这些杰出代表人物会有这种特殊的自觉意识呢？以及，为什么要有这种意识呢？甚至我们还应当继续问，为什么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呢？我们应当从思想与历史两方面来寻找原因。实际上，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中就已经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暗示。他所提出的西化根本战略一方面说明了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开放包容、相互提携、共同进步的过程，而是西方列强借由工商业与战争机器而展开的扩张过程，现代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所言说的“文明”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悖反；另一方面，日本民族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趋势面前也只能为自身选择一个十分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这个作为底线的政治上的自主，在经济、文化等重要主权丧失的前提下,显然也是极其脆弱和缺乏保障的。这样一个显然只能成为暂时性“最低纲领”的想法必须在一个“最高纲领”之下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国家战略。然而，由于某种缺失，福泽谕吉甚至没有能力提出任何一种“最高纲领”。相比之下，康有为的思路就显得十分有启发性。康有为也提出了种种“变易”的具体方策，如学习西方列强的“物质之学”、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变更中国的服色名物、建设西式的工商金融体制，甚至改革中国“治教合一”的政教体制等。然而这些“变易”措施丝毫没有动摇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理想生活样态的基本构想，从而也丝毫没有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面对同样的危局，康有为展示的是中国士大夫独有的格局与气派，康有为非但没有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反而是要求中华文明重新焕发生机去包容、吸纳、消化西方并革除其种种弊端，最终使得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当人类文明的未来越来越令人担忧，当中国道路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内所有有识之士深刻思考的重要时节，康有为一百年前对于这个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刻而全面的探究，康有为在思考中所展现的“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之间张力，必然使得康子本人再度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

有鉴于此，《原道》总第30辑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组织6位中青年学者展开专题研讨，论题分别涉及康有为对儒教中国治道转型的思考（张广生文），康有为对德国崛起的观察与对世界秩序的构想（章永乐文），康有为的文教经世思想与行动（丁凡文），康有为《中庸注》中的圣人与政教思想（谌祥勇文），康有为的孔教观及其当代镜鉴（陈彦军文）和康有为思想中的庄子学脉（陈雷文）。本辑专题以空前的力度展示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与共时性，我们相信，“作为问题的康有为”，会进一步启示今人思考近现代以来不绝如缕的“康有为问题”。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