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竞”中“去国”：康有为论德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

作者：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员（2014-2015））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十三日己巳

           耶稣2016年8月15日

内容提要：康有为重新阐释的公羊学“三世说”，为其流亡之后思考国际秩序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在其看来，从“据乱世”向更高阶段的演进，是一个在“国竞”中“去国”的过程。既然范例总是在一般原理的背景下才能成为范例，那么可以通过审视康有为对德国这一具体范例的建构，重新切入其思考国际法权秩序的一般原理。康有为对德国的赞许不仅仅是一种论战策略，而是认为德国工业化进程富含可借鉴的经验，其政制在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康有为预测德国将统合周边各国，重构欧洲区域秩序。在民初的宪法争衡中，康有为也一度借鉴德国政制模式，设计宪法草案。康有为对德国的误解值得反思，但其在“国竞”中“去国”的基本理论，具有“接着讲”的价值。

关键词：三世说、民族国家、工业化、政制、康有为

日耳曼乎！凭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据欧洲之中原，当百战冲要之地，气候多寒，人色红白，无高山大河之界，日在旋涡激刺之中，列国相竞，人民苦战，若我春秋、战国焉，苦固甚矣。而又有教皇争权，君主难统一之。以久激争而日多变，以多变而四迸出，以四迸出而遭怪异，以遭怪异而多考验，以多考验而得新奇。广逾万里，积凡千年，然后导而引之，放而大之；遂以光被四表，横溢海宇，而有今日披靡地球、凌吞八极之状焉。

——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1]

“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其班、葡初合于法，继合于英，……而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2]在1913年刊行于《不忍》杂志的康有为《大同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对欧洲民族国家疆域变迁的设想：合并了瑞典、丹麦、荷兰、瑞士的德国，将与合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英国之间发生战争，而德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巅峰对决将意味着全球秩序的巨变——康有为预测，大英帝国将分崩离析，印度将会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成为区域霸权，而德国夺取大英帝国的某些遗产，当为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列国不断战争，弱国不断湮灭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康有为的视域中，这个过程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列国时代本身的必然特征，也是超越列国时代、迈向大同的必经过程。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列国时代迈向秦朝统一的历史经验，为康有为提供了思考世界秩序的基本参照。而《孔子改制考》中即已成型的新“三世说”论述，则为其流亡之后对列国的考察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1871年统一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被接纳进“三世说”框架，并在其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德国不仅是列国时代后来居上的新霸权国家，还是通向大同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其本身的国家建构过程为各国超越列国时代提供了某些独特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在康有为看来，从“一统”回归“列国”时代的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以更好地适应列国时代，并为超越列国时代作必要的准备；当然，在当下的“国竞”之世，他更愿意将重点放在前者之上。

对德国体现的二重性的认识，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的流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在流亡之前，德国已经是一个给他造成极大刺激的国家。1897年11月14日，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发朝野震动。康有为向清廷进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但未能到达光绪帝手中。康有为不得已，替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主张联结英国和日本，抵御德俄。不久，发生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孔庙事件，震动朝野。康有为趁机串联朝野士子，掀起新一轮的上书热潮，最终促使光绪痛下决心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终于有机会实地考察这个曾给他带来很大刺激的新兴霸权国家。他在1907年的《补德国游记》中说自己“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3]但在1907年之后，康有为还去过德国。据其女儿康同璧的统计，康有为经过柏林总共有11次之多。[4]他在德国游历过多少城市呢？笔者根据《德国游记》和《补德国游记》略作整理，就已经达到二十多个：柏林、慕尼黑、汉堡、基尔、德累斯顿、莱比锡、亚琛、卡塞尔、威斯巴登、宾根、科隆、科布伦茨、美因茨、波恩、马格德堡、卡尔斯鲁厄、路德维希堡、斯图加特、埃森、乌尔姆、康斯坦茨、曼海姆、波茨坦、布伦瑞克……当时的德国国土面积54万平方公里，接近1997年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省面积，今天的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国土面积则已大大缩水，相当于我国云南省大小。康有为在德国的游历，基本是在今天的德国边境线内，而在东普鲁士周边（今波兰境内）考察较少，但其足迹所至，密度却甚为惊人。康有为旅迹遍及五大洲，但对一个国家有如此大的精神投入，可谓绝无仅有。

康有为从考察中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今人惊异——作于1907年的《补德国游记》如此评价德国：“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5]尽管在康有为之前赴德的清朝士大夫斌椿、李凤苞、洪钧、许景澄、张德彝对德国也颇有赞誉，但似乎没有哪一个像康有为那样，如此毫无保留。

康有为对德国的极端美誉，当然跟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的进一步上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康有为还有一个不同于前人的旨趣：他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需要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欧洲游记的写作上，就要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而革命派论述共和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美国与法国两个国家，前者的GDP在1900年已居世界第一，康有为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共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特殊的条件，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6]而治理绩效不甚理想的法国，就成了康有为重点“打击对象”。当然，用以打击法国的武器，既可以是英国，也可以是德国，但康有为最终选择了突出德国，原因在于：1.英国是老牌欧洲霸权，其成就有较长历史积累，而德国统一不过三十多年，即取得惊人成就，甚至已经在挑战英国霸权，可以更有力地表明君宪之有效性；2.英国发迹于易守难攻的海岛，德国崛起于欧洲大陆“百战冲要之地”，[7]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更接近于德国而非英国，相比之下，德国经验无疑更值得参考；3.具体到与法国的关系上，尽管19世纪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屡屡击败法国（比如对埃及的争夺），但普鲁士军队毕竟长驱直入巴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巴黎宣布成立，这可以更直接地反衬出法国之颓势。但是，康有为对德国的赞许，不仅仅是一种论战策略。康有为不仅密集考察德国，而且留下大量与德国相关的笔记与政论文字：不仅有《德国游记》和《补德国游记》两篇直接记录旅德考察成就，更有《日耳曼沿革考》考察德国与奥匈帝国所共享的从日耳曼部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前史；《物质救国论》中大量篇幅直接介绍德国的经验；在希腊、土耳其、丹麦、法国等国游记中，都有一些观察或对比直接涉及德国。更重要的是，游历德国所形成的判断，最终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康有为的政治行动。在一战期间，康有为以德国十分强大为由，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大致可以说，在一战德国落败之前，康有为确实真诚地相信德国代表着新的世界潮流，应当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既然范例总是在一般原理的背景下才能成为范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审视康有为对德国这一具体范例的建构，重新切入其思考国际法权秩序的一般原理。[8]

一、从“众小竞争”到大国争雄

1904年是康有为欧游之始。在漫游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城之后，5月16日，康有为从瑞士坐车进入德国，在康斯坦茨下车，泛舟博登湖，此后又坐车进入巴伐利亚，抵达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访问的第一个德国大城市，在他眼里，这个城市道路宽广整洁，宫室新丽，胜过伦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国人的治理，在他看来可归纳为四个字：“严肃整齐”，可谓“冠绝欧土”。[9]

无论是普法战争，还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不过是一两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国随处还能见到当年列国争雄的遗迹。在其1907年《补德国游记》中的《来因观堡记》中，康有为记录了自己沿着莱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两岸的堡垒的经历。这些不久之前还在使用的堡垒在德国统一之后就已经废弃，这引发了康有为深深的感慨。中国人“生于一统之国，万千里无一战垒，民多老死，不见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长子抱孙”，而欧洲人两千多年来列国并立，战乱不断，相比之下，中国人可以说是幸福得多。然而“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10]从“众小竞争”中，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由于地处寒冷之地，生计艰难，条顿民族的崛起晚于希腊、罗马之后。法兰克王国建立，但国土反复分割和分封，导致君权衰落，与“专尚帝制”的东罗马帝国形成鲜明对比。[11]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众小竞争”之势。康有为在1904年《德国游记》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杰”：路德为“教门之杰第一”，康德为“哲理之杰第一”，俾斯麦为“功业之杰第一”。列举这三者，直接目的是证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2]但令人惊异的是，康有为不仅认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认为路德的重要性，超过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腊七贤、哥白尼、培根、哥伦布、瓦特、富兰克林、达尔文等伟大人物。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为如此盛赞？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旧教的势力，促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此过程中，不仅教皇的权力衰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日益虚弱，欧洲出现无数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均势之中，形成了今日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新教的出现，也大大冲击了旧教对教育的垄断，于是新学发扬光大，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康有为毫不讳言，欧洲的宗教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民经此久战，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弊民穷。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13]

由此来看，路德分裂欧洲，可谓形塑了欧洲新文明的演变路径，为俾斯麦的事业设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麦所缔造的德国，当然也具有欧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征。但对于养育路德的德意志区域来说，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坏。如果没有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欧洲建立在“众小竞争”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不会有太大变化，只不过在欧洲的列国争霸格局中，德意志诸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麦作为“功业之杰”，对于德国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义。

路德宗教改革毁“一统”，归“封建”，又何以催生当代欧洲文明？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封建贵族制约君权，为立宪之政奠基；2.封建势力众多，相互牵制，难以相互灭国，于是“竞争则思变而求进，于是政法日加改良，邻国亦妒而不能下，于是相师；互竞互师，日变日长，如水涨则堤高，堤高而水愈涨，攻防迭用，无有已时。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欧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国难以攻灭，导致了大规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间则使新理、新学进一步广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竞争，导致了宫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无帝者一统，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4]一言以蔽之，列国竞争是当下新欧洲文明的发展动力。

以上第四点看起来比较琐碎，让人怀疑是否可与其他四点在同一平面上。但这其实是康有为通过亲身游历所获的一大心得。他在德国各城游览，所见最多的就是各类宫室建筑。德国几乎每个稍大点的城市，都有“体制瑰奇，斗新竞异”的宫室。相比之下，中国“惟卑宫陋室最为近蛮，且卫生不宜，无一是处”。但这一反差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语神怪，而神权不昌。孔子既恶封建之专横，尚卑宫而讥建筑，又立一统之义。汉后封建永废……将相皆起自凡庶，侯封仅列为虚爵位，卿士皆无有世禄，贫困不能大举。至唐慧能说佛，直指本心而罢弃祸福。朱子则几为无鬼论矣。寺庙皆市里小人妇女为之，少有士大夫出力为之经营。神、侯两怪扫除久矣，故宫庙皆无。惟一天子宫阙规模广大，实冠大地。然以无与竞争，故绝不精丽。而天子之宫阙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拟，而卑宫尚简之经说又复为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15]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在宫室建筑方面的落后，原因恰恰在于很早就破除了神权和封建，实现了君主的一统，没有人敢于和君主在宫室上竞争，而君主一旦受到崇尚简朴的哲学或风气影响，在自己的宫殿营建上也不会用力，于是整个国家的宫室建筑就乏善可陈了。而在欧洲，长期以来，封建王侯与教会势力众多，各方都大建宫室，宣示财富和力量，因此就形成了许多精美雄伟的宫室建筑——从中国人习惯的观察视角来看，这当然是封建王侯与教会掠夺的民脂民膏。但谁能想到，欧洲人竟然走出工商文明的路子，财富不断积累，尽管王侯与教会极尽奢华，民众竟能安然承受？

在非毁灭性的列国竞争环境中，各国为了调动资源进行外部竞争，逐渐发展出精细的治理方式；而在一统的时代，由于竞争的消失，治理方式反而变得粗放。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摘录了一则德国巡警章程，列举出其中警察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限制集会，不许学生入店饮酒，小贩必须带执照等等。如此细致的规定，让康有为想起中国封建时代“治及纤悉”的周礼。[16]康有为更是注意到，德国各行各业都有严密的管理规则，要求业主取得许可执照，雇员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17]而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一统之世，中国老百姓有着极大的自由，营业、建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等等方面，都不需要官府许可，臣民平时跟官府打交道的机会非常有限。康有为比较了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中国的税收，断定中国老百姓的税负远低于列国。[18]由此推出的结论是，生活在一统之世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比欧洲人更自由，也因此，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张在中国并没有太大意义，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对于民众的管制极其细密、压迫太盛的沉疴，因此也无需采用法国大革命这剂猛药。[19]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比较自由，跟官府的关系很松散，也导致了“民气散漫，民质拖沓”，在万国竞争的时代，碰到“整齐严肃之兵气”，难有成功抵抗的希望。[20]

还在“众小竞争”阶段，普鲁士就推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又将此制度推广到各邦。在康有为看来，普遍义务兵役制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武力，另一方面，还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大部分国民受过军事训练，因此“精明严悍，纪律整然”，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21]康有为提议在中国引入德国的义务兵役制，举国为兵，既提升军力，更提升民气。

康有为在此所说的“自由”，具有极强的消极自由的意涵，是老百姓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康有为通常以民权来指称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他当然认为欧洲列强在民权建设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但是，欧洲列国竞争扩大国内民权的过程，恰恰表明民权并非免费午餐，其扩张恰恰会导致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的削减。康有为针对晚清的君宪运动指出，“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22]在《物质救国论》附录《论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百事之本》中，他论述了开地方议院的两大功能：第一是筹款，议员基本上是士绅，向他们赋权，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承受更重的财产负担；第二，推举专门的外交人才，改变目前的外交由亲王、宰相兼任的局面。[23]扩大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上下，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而这当然也意味着国家对臣民生活的更细致的干预和管理。

“众小竞争”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竞争”，也在于“小”。因为政治单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交通灵便，政化易感，风俗易激，相师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进化于无已也。”[24]而这正是德国集中展示出来的欧洲新文明的基础。一些中国论者认识到欧洲从“众小竞争”中产生新文明的逻辑，同时认为中国若要融入这一新文明，需要重走欧洲当年的道路。而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刻舟求剑之举。当其门人梁启超、欧榘甲鼓吹广东独立的时候，康有为毫不犹豫地予以呵斥。他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升级，欧洲的小国正在逐渐合并成大国，在大国威胁之下，小国的生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康有为以印度因内部分裂而终灭亡于英国的例子强调，中国应当加强内部团结，致力于“外竞”，如果出现内部分裂，反而会导致列强乘虚而入，各个击破，最后将中国变为殖民地。[25]

康有为更通过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对比，强调了大国竞争时代国家内部整合的重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而德国通行德语，有四种地方口音，但普鲁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奥匈帝国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26]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而德国皇权比奥匈帝国皇帝更强，所以在全国推行了普鲁士口音，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纵有不满，也无法对抗。

何以民权大盛导致哈布斯堡皇帝无法推行统一政策？康有为《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发现了中间的传导机制：“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裨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27]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28]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其时新生的中华民国正面临着政党蜂拥而起的局面，康有为贬奥而扬德，可见其对民国议会政治导致地方之“私”盛行的深深担忧。

德意志各邦享受了“众小竞争”的红利，并在竞争升级的19世纪，形成统一国家。在俾斯麦的领导之下，德国自立于欧洲列强，并以逐渐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开展全球性的霸权竞争。德“国力既实，工商日兴，乃慕英、法属地之富，俾士麦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启非洲，垂涎于吾胶。”[29]德国以极快的速度扩展自身的海军，开辟海外殖民地。康有为在柏林的“属国博物院”目睹德国对于自己的帝国事业的炫耀，胶州的海关道旗被作为战利品，与一堆非洲战利品放在一起，令向来鄙视非洲黑人的康有为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赊理宫”，康有为目睹德国于1900年从中国掠夺的元朝郭守敬制作的浑天仪、纪限仪等天文仪器，更是黯然泪下，作长诗一首，铭记国耻。[30]显然，他推崇德国，意在推动中国通过借鉴德国的治道，在列强竞雄的时代自立自强。

二、物质之盛

康有为在作于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指出：“科学为救国之第一事。”[31]又云：“夫人道之始，国势之初，皆造端于实力。其文学、哲理之发生皆其后起，既强盛之后，而后乃从而文之。故物质学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如有平地矣，而后可跳舞践蹈；有巨舰矣，而后可临阵赋诗。若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故无新物质学，则军国民无所托依以为命，而被人吞割，何复云云？”[32]

戊戌前后康有为对于民权的热切关注，在其流亡之后日渐淡化，而对物质力量的关注日渐上升。这一变化有深刻的原因：1.戊戌之时，康有为可谓朝野极为激进的民权派，主要对手是反对变革的守旧派，而在流亡之后，其主要论战对手已经变成了比自身更为激进的革命派，此时高谈民权可能恰恰会为革命作嫁衣裳。2.周游列国的经验，使得康有为对“国竞”的残酷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对一国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以自存于列国时代，非物质文明的进步就无所依傍。而民权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关系，也绝非前者促进后者那么简单，相反，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一定的物质基础，才使得民权的扩大成为可能。如议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大行于世，“实因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缩地为之”。[33]科技进步使得以往感受到的辽阔的空间变小了，而使得代议制政府成为可能。从这一原理出发，在康有为授予德国的无数个第一之中，工商第一无疑处于基础位置。

康有为第一次进入德国，在慕尼黑停留时，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触动。第一是口味佳。“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第二是杯子大。“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存，初视骇人，全欧美所无也。”第三是饮风独特。去德国餐厅里，不喝酒反而要多收一马克。好奇之下，康有为也开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后喝上瘾了。他观察到，啤酒有益于国民健康，度数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饮也不易损害身体，适量饮用更是美容美颜。“德人颜如渥丹，仪表壮伟冠绝天下，则啤酒之功之赐也。”[34]支撑德国好酒之风的是一个庞大的啤酒工业：“酒场二万五千，虽酿二千四百万樽，费麦九十六万吨，每吨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饮二十加仑，天下皆谓德人好酒。”[35]

德国的啤酒工业给康有为带来了最初的触动，而此后参观克虏伯炮厂、游各地博物院、造船厂等经历，更使康有为坚定了对德国经济实力的信心。他注意到，德国土地贫瘠，虽然工业化使得农业产量大大增加，但粮食仍无法自给，需要大量进口。但在其他方面，德国的各项指标都相当可圈可点。康有为对德国与英、法进行了多项对比。如在蒸汽动力上，德国是765万匹马力，英国是1297万匹马力，法国只有491万匹马力；在船舶吨位上，德国是155万吨，英国是896万吨，法国只有89万吨；德国的铁路历程达27850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超过英法两国的20900里；德国的商品输出为3亿75000万磅，比法国多出7000万磅，而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的商品输出量占优。[36]在各项指标对比中，康有为通常会刻意强调德国对法国的超越，旨在给读者造成法国经济没落的印象，其进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论述德国治理得法，法国空谈自由误国。同时，他也热衷于做纵向对比，指出德国的经济增速惊人，今日的各行业的产量，往往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几十年前的产量，以佐证其对德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判断。

在德国的工业产品中，康有为尤关心最高端的产品——机器：“德百物皆廉贱，机器又精美，欲购机器及欧物莫如德矣。”[37]“德国制造”价格比英国能便宜三分之一，比美国便宜一半。要采购机器装备，德国是最好的货源地。康有为建议，中国朝廷和民间公司都应该在柏林派采购代表，可以省大半费用。

不过，康有为同时也注意到，当时英国人仍然蔑视德国货。德国货在英国的名声，与今天中国货在欧洲的名声类似。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由此成为一个法律新词，意味着远不如英国货的假冒伪劣产品。然而，到了二十世纪，英国人仍然如此歧视德国货，康有为就深感不平。他指出，英国人的恶意评论，目的在于损害德国货的声誉，以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但不管英国人如何诋毁德国产品，“德国制造”后来居上的态势难以阻挡：“……今德工商业驰骋亚、欧、非、美之国，大夺英商之业，无在不胜，实以美而廉也。”[38]在康有为的其他欧洲游记中，也会在貌似不经意之间提到“德国制造”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此非偶然。

20世纪初的“德国制造”为啥如此成功？康有为从几个方面思考了德国工业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39]“完全之教”和“专门之学”都关乎德国的教育，而且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学之尤有实效者，尤在实业，职工学业。其政府专奖励工商，凡有一工业，即设此业之专门学校，使学问之理论与实业之练习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学之知识而创新改良，学人皆有实测之试验而不蹈空泛论。”[40]

康有为通过与英国的比较，凸显出德国在教育上的竞争优势：“英人昔无工商专门学，故以百年工艺先进国骤为德国争长，近亦师德而增立矣。”[41]就是说，在工学和商学的教育上，德国人“逆袭”了英国。英国为什么没有“工商专门学”呢？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英国的正式教育体制贵族气很重，牛津剑桥的富家子弟们更是看不上工厂里的工匠们——康有为在其英国系列游记中，对牛津剑桥学生的风气也有劣评。[42]另一方面，英国企业里的工匠们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到一定程度，难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颈，但英国正式教育体制不回应企业所提出的问题。产学研一脱节，进入19世纪末化学与电气工程时代后，英国虽然能有个别优秀的工业企业，但难以产生优秀的工业企业集群。相比之下，德国打通了校园和工厂，实现了产学研一条龙。不仅大学里大兴工学教育，上大学无望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成长为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技术人员。就此而言，康有为对德国工商教育的判断，完全立得住脚。

就“劳动之力”而言，康有为注意到德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普法战争时德国人口是2700万，到20世纪初，已经繁衍到6200多万，翻番不止。德国人口不断向外迁徙，扩展德国的工商影响。康有为说，荷兰人与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时德法各半，奥匈帝国有一千两百万德裔，“最富贵多才而有权”；伦敦六百万人中，德裔占到一百万。美国纽约、芝加哥德裔都超过百万。德国人在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等国的工商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欧洲德裔总人口过亿，远超拉丁与斯拉夫民族。[43]康有为指出，1840年之时，法国人口过于德国，但到今日，法国人口不到4千万。[44]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45]法国之所以人口增长缓慢，除了康有为所认为的制度和道路劣势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隳胎为事。”[46]堕胎盛行是妇女解放的结果，在这方面，法国又走在英国和德国的前面。男女平等是康有为笔下“大同”的特征，然而在“国竞”之世，女人不愿生子，国家没有足够人口，竞争力就会削弱。因此，如何防止“抑女过甚”，同时又对当前的妇女“独立之势”有所协调，是令康有为十分纠结的问题。[47]但无疑，在他看来，德国恰恰得益于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人口能繁衍众多。

除“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之外，德国的工业成功还得益于产业的组织化，康有为称之为“工业连合之法”，上下游产业经常抱团，一起做大本国产业，挤垮外国同类产品。康有为提到了造船业与铸铁业的联合，而铁路部门也尽力为这种联合减少运营成本。[48]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确实抓住了德国工业体系的一个核心优势。英国本土的工业体系受到大英帝国扩张的影响，很多产业是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其投资活动受全球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英国企业可以从全球许多地方汲取利润，但本土产业的相互整合程度较低，一旦帝国事业出现波动，其产业受影响也很大。德国在帝国事业上是一个晚来者，并没有广阔的海外空间可供产业布局，德国企业还要和英、法、美等国的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恰恰促成了德国工业的组织创新，各产业实现更为紧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49]

德国人还形成了成熟的通过交流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他们很善于搞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甚至让制作器物的技师和学者亲自来现场推销，一是看别人的反馈，二是看同行的创新进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较而得进化焉。”[50]这种竞争和交流机制促进了技术进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最后的结果，就是“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既善分业以专而致其精，又能合业以核而省其费”。[51]康有为已经贬损过英国，在此不忘把法国人连带着批评一通，说法国人善于搞理论，但不善实业，社会中人人争当医生和律师，这一倾向对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相当不利；毕竟一个国家实力要上台阶，还是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

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康有为观察到：“德政府主干涉，而德人甚愿之。盖国争之世，虽有私人之发愤、大群之协力.更必有政府保护，三者合而后事业成：若开矿、河，铁路、航路，皆赖政府之力。有谓德人异于法，不好民权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盖凡事皆贵调和。当民权自由盛极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岂能合而与外竞争？方今新世不患专制，故德人上下合力。适以收效。”[52]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旅欧时阅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但这段论述表明康有为极其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其《物质救国论》中潜藏着的倾向——因该论提出的种种改善中国物质生产的提议，都有赖于清政府去牵头组织。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反思还是落在中国上：“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绌。”[53]康有为批评清廷主事者目光不够长远，满足于购买外国舰艇、枪炮，却没有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起成型的军事工业，而外国的技术不断进步，今日购买的武器装备，到明日就变得陈旧，不堪大用。[54]而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技术、人才和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获得，第一靠留学，第二靠延请西方名匠。就留学而言，康有为提出“职工学宜往德”。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最为完整和成熟，而且物价比英、法、美各国便宜，中国应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学习。[55]同时，在国内大兴物质学，开设实业学校，聘请外国名匠前来讲学，小学教育增设机器、制木二科，大兴博物院、型图馆、制造厂，开设分业职工学校，多举办赛会（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最后，要用好海外华侨力量，与内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应。[56]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中国可以较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增强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

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康有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党”。以往的论者多突出康有为的经学家、政论家的身份，而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投资家、企业家。他掌握着保皇会的资金，投资遍及地产、交通、出版等多个行业。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产，又开办一家华墨银行，吸收墨西哥华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和交通。1913年回国之后，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赚了一笔。尽管他没有真正在制造业投资，但对于制造业的运作原理，了如指掌。没有这些从身体力行中获得的“物质学”修养，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在分析问题时，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

三、政制之妙：从“国竞”到“大同”

在康有为看来，物质文明虽为德国国力的基础，但如果没有德国政制的保驾护航，德国的物质进步很难想象。在1904年《德国游记》中，他是如此论述德国政制的：“苟未至大同之世，国竞未忘，则政权万不可散漫。否则其病痿而不举。但具虚心以研天下之公理，鉴实趾以考得失之轨涂……遂觉德为新式，颇适今世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后者，微独法也。”[57]这是康有为对德国政制的评价中写得最为直白的一句话，他认为德国政制甚至比英、美都好，更不用说他刻意贬低的法国了。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康有为对二十世纪初德国政制的认知：它是一个君主主导的政制，政党和议会所的作用比较弱，内阁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虽然德国实行联邦制，但邦单位较小，而且各邦已被普鲁士整合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过程。俾斯麦行政经验丰富，手腕老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打赢普法战争；年轻的威廉二世逼迫俾斯麦下台，大权独揽，进一步加强了德国政制行政主导的特征和中央集权化的倾向，作为一个“英主”，他领导德国继续前进，国势蒸蒸日上……。

强势君权是德国宪制的核心。与英国国王不同，德国皇帝并非“虚君”，而是掌握着联邦层面全部的行政权和军权，可以自主任命首相，而不必顾虑帝国议会之中谁是多数党。在俾斯麦领导德国的时代，威廉一世充分信任俾斯麦，因此君主对行政权的主导，最后表现为首相对于行政权的主导。但是，俾斯麦拥有的巨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威廉一世个人的信任。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很快就罢黜了俾斯麦，而后续的首相，无非就是威廉二世的辅政人员而已。

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威廉二世驱逐俾斯麦的故事：先是威廉二世召见大臣，大臣慑于俾斯麦威权而敢入见，威廉问俾斯麦君主是否可以见大臣，俾斯麦说可以；于是威廉频频召见大臣，等俾斯麦发现威廉已经成为大臣们的领导核心时，就禁止大臣入朝见威廉——康有为在此叙述有所夸张，历史事实是，俾斯麦提醒普鲁士大臣们严格注意1852年9月8日发布的内阁指令，这个指令规定大臣们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内容如涉及整个内阁政策时，必须先把报告的内容通知首相。[58]威廉召见大臣不得，于是责怪俾斯麦专权，俾斯麦认为威廉侵吞了自己宪法所授予的用人行政之权；威廉要求俾斯麦辞职，俾斯麦拒绝。威廉替俾斯麦写好辞职书，直接闯入俾斯麦家，俾斯麦认为皇帝直闯其私宅违宪，威廉则问：“吾有权逐汝否？”俾斯麦曰：“此陛下有权，听之陛下。”威廉迫使俾斯麦在辞职书上签名，俾斯麦以为自己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君主罢黜，会引发国中变乱，到时候君主收拾不了局面，还会召他回去，就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在辞职书上签了字。但威廉已派兵布局，国中无人敢起兵反对。三日之后，俾斯麦不得不“单骑就道”，打包走人。[59]

这段文字描写充满传奇色彩，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读者还能感觉到作者笔触中蕴含的快意。尽管康有为没有提到像康熙去鳌拜这样的事例，但其叙事中一些绘声绘色的叙述，可以显示他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受到了许多描写君主如何除去权臣的历史故事的深刻影响，比如说，威廉逐俾斯麦，要“先派兵遍镇闾巷”，而俾斯麦自信自己被逐会导致国中变乱，看到变乱迟迟未发生，才怅然离开自己的官邸。我们并不清楚，当他在写乾纲独断的威廉二世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不是被囚禁的光绪，但至少，这可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期待。

康有为在旅欧过程中，在无数细节中看到威廉二世巨大的影响力：他在希腊的科孚岛上看到威廉二师的行宫；[60]在柏林的历代帝王服物之故宫看到威廉二世拜谒耶路撒冷之图——数百年来，欧洲君主难以拜谒被穆斯林占领的耶路撒冷，而威廉二世是第一个，“借以抚收突厥，雄心远图哉！”[61]在荷兰，康有为听到威廉二世欲以次子与荷兰女王通婚，借以吞灭荷兰的故事。[62]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对威廉二世不惜溢美之词：“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63]罢黜俾斯麦之后，威廉亲自掌握大权，为避免首相当权时间太长而积累起对抗君主的权威，威廉十余年内换了五位首相；威廉甚至违反宪法，不经内阁大臣副署而直接下诏；议会之中虽然党派众多，但党争受到君主抑制，不至于妨碍大政方针。威廉所干预的政务不仅是联邦层面的，他经常出巡各邦，对各邦事务发表看法，久而久之，邦层面也习惯了这位君主的直接干预。同时，威廉又喜欢统领军队，经常半夜发命令召集军队操练，他对军事的关注，大大提升了军队的士气与地位，“……德兵之气象，其霸欧乎，殆必然也。”[64]

在立法权方面，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帝国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参议院由来自22个诸侯国和3个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权代表组成，议员代表各邦，“其议长即以宰相充之，盖俾斯麦以开创垂统得之也。”[65]帝国议会则是由全德选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选举产生。皇帝有权提前解散帝国议会，但需得到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帝国议会在帝国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提出法案，尤其是财政法案，但相关法案只有经过联邦参议院的通过，才能生效。所以康有为说，“德之政权在联邦议院”，指的就是联邦参议院的优势地位。康有为进一步注意到，在联邦参议院里，普鲁士参议员达到17人，排在第二的巴伐利亚只有6人，“普人乃以美言收拾诸小邦议员，遂成多数，而各王国以人少失权。”[66]君主和宰相能主导普鲁士议员，普鲁士议员主导联邦参议院，联邦参议院又能制约帝国议会，这就将帝国议会里的党派政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同时，康有为也并不认为德国的立法机关就是徒具象征意义的橡皮图章，至少还是有立法与定税两项大权，“君虽有行政之大权，而不能出法律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67]一位“明察勇敏”的强势君主和一个有基本实权的议会相互补充，“既有议院以民权立法后，君主本难专横，而有贤君专制以行政，则配置适得其宜。”[68]

就联邦与各邦关系而言，第二帝国立法机关的复杂架构，已足以表明联邦相对于各邦，已取得相当的优势。普鲁士是联邦得以建立的推动力，其他各邦，领土和人口都比普鲁士小得多。而威廉二世不仅通过联邦参议院将他的意图贯彻到各邦。如前所述，他经常巡游各地，对各邦事务发号施令。[69]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德国联邦制中原来潜藏着的中央集权化的倾向。康有为评论说，“……威廉号令全壤，有若中国及俄之帝王。当万国皆趋宪政时，违之则大乱，而德乃由宪政返专制，然乃大治，岂不异哉？”[70]

在康有为看来，无论是德国的行政与立法关系，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都蕴含着某些可以进一步推广的原理。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代表着康有为通过借鉴德国宪法来为新生的中华民国进行政制设计的努力。这部宪法草案是康有为参与1913年民国朝野立宪大讨论的产物，在这场讨论中，他和诸多立宪派和北洋派人士一起，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国民党反对总统制，主张实行议会制，将总统变成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鉴于当时的舆论主流是参考法国模式，康有为在论述中采取了一个策略，他宣称自己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法模式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做必要的修改。在行文中，也处处防止读者联想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然而最后形成的宪制与德国却极其相似。

在康拟宪法草案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自主任用国务员，自主制定官制，都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这一点极类似于德国皇帝的职权；总统可以提出法案，否决议会立法，解散议会，但议会不能反过来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这一点也极类似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的安排——尽管宪法并未直接规定皇帝的立法权，但借助听命于他的内阁和联邦参议院中的普鲁士代表，皇帝的立法意图很少能遇到较大的阻碍；相对于行政权力而言，议会权力较弱，但仍然有几项极其关键的实质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力、定税的权力、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以及对于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等。这一权力范围比德国议会两院的权力略大。

在央地关系上，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对模仿美国、以省为单位实行联邦制表示极大的忧虑。康有为指出，美国各州分治，但其历史的趋势是从分到合，中央集权日益加强。中国原本是统一国家，非要学习美国联邦制，由合到分，有违历史趋势。以省为自治单位，则更具危险性。中国的行省[71]从规模上说相当于欧洲的国家，而且交通不便，以行省为自治单位很容易造成地方割据，最后像印度一样，被帝国主义势力乘隙而入，各个击破。但是，康有为对德国的联邦制就比较放心。其基本的原因在于，德国的自治单位较小，即便是最大的普鲁士，也是“地小民寡，仅如吾一府耳”。[72]早在1912年冬，康有为就提出了“废省”的主张。省本为元制，康有为主张返回汉唐的州府制度，通过划小地方自治单位，防止地方势力演变成为封建割据。[73]而就此议，康有为的说法是，“虽德之联邦乃出天然，非可摹仿，吾更不可裂中国为联邦，但稍师其意，欲崇州郡之体制耳。”[74]在康有为看来，德制之所以契合于民国所需，正因为民国面临着深重的国际竞争和国内整合危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外蒙和西藏分别在俄人与英人支持下掀起分离主义运动；辛亥革命的路径大大增强了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新建的中央政府的财权、用人权、事权，相较革命之前的清政府均大大削弱；议会政党政治中存在非常明显的南北对立，难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既然中国的政党不成熟，康有为相信，中国实现政治整合的关键仍在于一位强势总统。尽管康有为认定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帝党，对其人一直持负面看法，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危机的背景下，他仍然将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北洋领袖身上。站在1913年，回望其旅德历程，我们就能理解他的德国论述对中国的意涵。

以上对德国政制的借鉴，重点仍在于强调德国政制适合于当下这个国竞之世。但康有为同时认为，德国政制中包含着超越“国竞”之世的要素。春秋战国的历史可表明，列国时代的霸主，本身就是迈向一统的准备。康有为当然认识到了这一层，但其提出的更具新意的论述是，德国的统一模式，尤其是联邦制的架构，有利于合小国为大国，最终迈向“大同”。在《大同书》第五卷中，康有为以很大的篇幅回顾世界历史，阐述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惨烈后果。而“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而要“破国界”，则需要推动两方面的进步：第一是实现各国“自分而合”，小国逐渐合并于大国；第二是“民权进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为的思考与康德《永久和平论》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倾向于和平。具体展开，则“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75]而联合邦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据乱世则可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平等国家联盟的特征是：“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主权既各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有力者制之，……”[76]而这意味着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升平世则是“造新公国”。康有为举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当今的德国作为例子。在他看来，三代与德国的统一体比较坚固，而齐桓、晋文不及。德国治体的建立，则是先立公议会，允许各国举议员，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独占17席，普鲁士总理遂成为德意志的首相。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77]而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公政府将超出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而民权的增加，可以起到削弱各国政府主权的作用，“如德国联邦”；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78]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

而要进入太平世，则需要进一步张扬民权，“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也。”[79]在升平世阶段，各邦国尚有君主、贵族之统治，但到太平世，都要改成公民的自治，而邦国也因此成为真正统一于公政府的州郡，无论是地方单位，还是中央单位，其议员和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80]

瑞士和美国尽管为大同世界的治理制度提供了想象的基础，但这两个国家自身在走向大同的过程之中，却未必都能走得很远。正如本文在开头所引的那样，康有为预测，“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81]瑞士的制度代表着未来，但在当下的大国竞争之中，却不能籍以强国。在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再次评论瑞士模式，一方面是盛赞瑞士模式合乎“群龙无首，吉”之古义，另一方面又强力反对中国采用瑞士模式。[82]美国国力强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作为区域霸权，合并其他国家；但美国没有合并世袭君主国的经验，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必将参考德国的经验，即通过公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合谋，削弱中层的世袭君主的力量，直至将中层的世袭君主国变成普通的地方自治单位。在走向大同的视野之中，中国对德国的学习借鉴，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不仅仅是要在列国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要在通向大同的国家不断合并的过程之中，掌握主动权。当然，中国自己有“造新公国”的历史经验，即所谓的“三代”，但对康有为来说，更鲜活的历史经验，是由德国的统一和联邦制所提供的。联邦制或许能比三代之制更好地解决合并各国过程中的礼仪的问题：“其制各国独立，保其尊崇而不干其政，各国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与各大国平等，即与德帝亦平等，此其便人之归合甚矣。夫使若中国之待属国，必屈以臣礼，则人情或难之。”[83]议院和地方选举等“封建于众人”的制度，无疑也比三代“封建于一人”的制度更有时代精神，更接近未来的大同之世。

那么，德国这个案例，反过来对于认识康有为的“三世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以德国为参照，可以看到，康有为所说的“破国界”过程，根本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过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隐去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而仅仅呈现了德国通过联邦制走向统一的过程，但众所周知，没有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也不可能出现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联邦制；康有为也指出，联邦制的表象，有利于将普鲁士的主导作用正当化，使得其他各邦更能接受现状。因此，大国通过操纵“列国平等”的表象来吞并其他国家，可谓是“去国界”过程的常态。而“升平世”的“公政府”“公会议”，至多要求邦国之间的形式平等，并不要求实质平等。实质的平等，是在公民而非邦国的层面推进的。因此，在邦国的层面，“破国界”的过程，隐含着一个“以杀去杀”的逻辑，它并不要求超越国际强权政治的逻辑，只是为之提供更恰当的文饰；它也不要求对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进行特别的保护，后者在他的“公理世界观”中，并没有多少位置可言。

当然，康有为之所以如此泰然自若地叙述这一切，跟他对中国的信心有很大关系。既然欧洲的蕞尔小国都能通过革新而实现繁荣，以中国的体量，只要有恰当的领导，国力的增强，绝非欧洲小国可比。这种自信支撑他走了很长的路，直到辛亥革命的发生。

四、偶像的黄昏？

“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84]1913年，康有为刚在《不忍》杂志上发表《大同书》甲、乙两部，第二年世界大战即爆发，老霸权帝国英国与新霸权德国的巅峰对决提早到来。在若干年内，北洋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众说纷纭。而康有为坚决地反对参战。1917年，他致电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国的国力不足以与德国作战：“其为胜耶，则全欧危变，何况我之弱乎。其虽败耶，然列强和议既成，德舰何难袭我，全球畏德如虎，谁能为我兴师。不鉴于高丽乎？虽海牙会议，不敢受其来使，岂有兴仁义之师以助高丽者乎。吾诚不忍闻德舰之炮声震我境土。”[85]

当然，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1917年，他和张勋密谋复辟，而德国曾向张勋承诺，如果清朝复辟并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德国将给予承认。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康有为那里，复辟事业和德国发生关联，也并不是偶然的。游历欧洲之后，康有为相信，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而辛亥革命之后的蒙藏分离、各省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孱弱不堪的局面，又进一步削弱了他对中国的信心。康有为的预测并没有应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康有为盛赞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兰躲了起来，毫无“英主”的气概和胆识可言。中国参与一战，总体上是获利的，尽管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愤怒。[86]

德国政制确实支撑了德国数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德国的工业化反过来会产生巨大的政治风险。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德国工商业要进一步发展，必然与老牌霸权英国争夺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矛盾最终将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斗争，这就需要德国政制进行妥善的风险管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康有为盛赞的这个德国政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转不灵，德国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最后一败涂地。对这些现象，一战之后的康有为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作为后来人，我们需要思考：康有为到底没有看到什么？

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康有为充分思考德国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德国政制内部的根本性张力。

在《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称日耳曼为“百战冲要之地”。[87]在他理解德国的历史的时候，这一地缘政治意识贯穿始终。但在思考第二帝国的政制的时候，这一地缘政治意识却变得十分稀薄。而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制的软肋，恰与其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德国地处列强夹缝之中，西边有英、法压力，东边有沙皇俄国的压力，对外用兵时，总是要担心有人从背后偷袭。因此，德国的军事行动总是需要外交活动来保障后方无忧。而这就需要一种和谐的“文武关系”：文官政府能够治理好内政，并为对外的军事活动提供外交保障；军队能做到不盲动，尊重外交官的成果，避免陷入两线作战。

在威廉一世时期，存在一个由威廉一世、俾斯麦和老毛奇共同组成的、相对和谐的“三驾马车”。俾斯麦不仅是治理内政的高手，也是秘密外交的大师，尽管他并不直接统军，由于他对德国统一的功绩，在军队内部也享有崇高威望。德皇信任的老毛奇指挥陆军，能征善战，但始终有灭亡法国的执念，数次鲁莽动兵，俾斯麦通过外交紧急救场，才避免给国家造成巨大风险。威廉一世作为最高领导人，对两位当世豪杰都充分信任，同时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在文武之间起到比较好的协调作用。但是，这种相对和谐的文武关系，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就被打破了。由于身体和成长环境的原因，威廉二世存在明显的性格缺陷：胸无城府，鲁莽冲动，情绪波动幅度大，注意力不集中。据说俾斯麦对他有个评价：“皇上就像个气球，如果不把线抓紧，就不知道他会飞哪里去。”[88]威廉二世经常由着自己的性子，打乱官僚机构的常规运作，但自己又没有真正清晰的计划。他罢黜俾斯麦，将首相变成自己的直接执行者，随意干预政务。同时，他又喜欢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康有为游历德国之时，已经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文武权力都集中到威廉二世的手中。然而，康有为并不清楚的是，这位皇帝不仅让德国高层政治家们头疼，甚至也经常遭到媒体嘲笑。

当然，精明强干的俾斯麦给德国带来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正面的。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他长期压制议会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结果是自由派多年没有机会获得行政经验，发发牢骚还行，真要治国就难堪大用。即便在容克贵族中，俾斯麦也没有去手把手地培养接班人，将他高超的行政和外交才能传递下去，而他突然被威廉二世罢黜，导致人才梯队出现断层。此外，俾斯麦强势的领导作风，确实也给威廉二世造成了某种压迫感，出于逆反心理，威廉二世根本不可能谦虚地去学习俾斯麦的政治经验。可以说，俾斯麦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也压制了其他星辰的光芒。随着他的离去，德意志的天空变得过于黯淡。

因此，一个权力比较集中、比较依赖于核心领导者才能的政治体系，就需要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化解权力集中所带来的风险。而接班人机制，更是重中之重。比如说，要求最高领导人必须从基层干起，并具备在多种领导岗位上的治理经验，这就避免出现像威廉二世这样的“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比如说，任期制——虽然某届领导能力不济，但大家多忍几年，也就“到站下车”了，国家还可以补救。但是，在德国的二元制立宪君主制下，问题变得很难解决：君主是终身制的，没有任期限制；他的成长环境过于特殊，年轻气盛时掌权，已经很难再给他补治国经验的课。君主无眼光而又任性，哪怕是俾斯麦留给他一支过硬的辅政队伍，他也做不到知人善任。而这样的君主，大家又没法让他下台，只能眼看着他折腾。

事实上，在康有为旅德期间，德国上层社会对威廉二世已有不少批评。中国的旅欧士大夫也有一些人认识到威廉二世的不成熟，如随洪钧出使德国的张德彝经历过德国的三朝皇帝，对于老皇帝威廉一世以及其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评价较高，但对威廉二世评价却很低，认为他只会“耍剑为戏”和“到处旅行”。[89]当俾斯麦被威廉二世逼迫下台的消息传出之时，张德彝惊呼：“毕相德国重臣……其一身之去就，关乎泰西之全局德国之国势者，诚非浅鲜。”[90]显然，张德彝有接触德国上流社会的渠道。但遗憾的是，由于语言和信息渠道的障碍，康有为没有机会听到这些直指威廉二世治国无方的怨言。他的女儿康同璧和新夫人何旃理都不懂德语，临时雇用的翻译未必知道上层社会内部的辩论。而在街头，要听到批评威廉二世的言辞是不可能的。康有为自己就观察到，德国的警察是管言论的，谁要在街头发表批评皇帝的言论，动辄得咎。[91]因此，虽然他对德国考察最勤，对其上层政治的了解却非常稀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地推断，德国的政制是其工业崛起的原因，政治与经济实现完美匹配，却看不到君主的非理性已经威胁到了德国的工业体系的成果。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晚清和民初“以德为师”的呼声，渐趋低落。当然，当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德国曾经吸引过蒋介石的目光。但蒋介石关注德国的理由和康有为关注德国的理由还是有很大差距。对蒋介石而言，希特勒建立个人独裁，并在国际政治中雪洗《凡尔赛和约》的耻辱，颇值效法。但康有为确实是在政治的原理层面展开思考，德国闯入了他早已成型的“三世说”，并被建构为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失败了，但“三世说”仍然延续。只是一战之后的康有为已没有心力对这个范例的失败做出充分的解释。

五、从德国到“全面小康”

康有为“押宝”于德国却遭遇惨败，是否意味着他以德国为例所阐发的在“国竞”中“去国”的理论视角完全落空了呢？恐怕并非如此。如果单单从形式上来看，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国家的数量是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因而看起来似乎是与康有为的观察是相反的。但是我们如果看的不是形式上的法律主权，而是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支配自己国家命运的能力，那么可以说，“去国”是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进程。而这意味着，康有为所提出的在“国竞”中“去国”的话题，有“接着讲”的价值。

20世纪国家数量的增多，跟一系列帝国的崩溃密切相关：一战导致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二战则导致西欧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殖民帝国的崩溃；冷战结束又导致了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崩溃。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对形式上的法律主权保护比二战之前更完备。新建立的联合国设置了“公会议”，并有“公政府”的雏形（比如能派出维和部队），虽然经常由于内部分歧而无法做出有效决定，但至少还能防止其成员国之间发生赤裸裸的灭国行为。[92]霸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当然时有发生，但通常都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来掩人耳目，这与二战结束之前侵略战争中动辄灭国的现象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同时，核武器的扩散，使得像朝鲜这样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与穷国，也获得了与其原本实力不相称的威慑能力，从而为自己赢得了自主的空间。

但是，如果追问在这么多国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就能看到一幅不同的图景。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阵营中的日本、西欧、澳大利亚等，以及苏联阵营中的东欧国家，都算不上独立自主。反而是工业基础更薄弱的中国，由于中国革命所打造的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并凭借着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两弹一星”，构成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少原处于苏联霸权之下的国家，也转而被美国所俘获。在新时代，霸权的实现很少需要通过领土的占领，而可以通过科技、产业、金融、能源、粮食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在新的时代，小国越来越难于独立自主：由于人口规模和市场容量有限，小国通常只能在国际产业链条中承担非常有限的环节，从而受到产业链的组织者的主导，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在一个研发越来越“烧钱”，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横向合作的时代，只有人口与市场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国家才有可能开展较为全面的科技研发，而其自身庞大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能力，也为研发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比如说，欧洲缺乏通用语言，各国文化市场存在语言屏障，从而给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极高的成本，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欧洲国家一家都没有。大国的科技研发能力，已经日益转化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支配能力，比如说，当霸权国家在为其他国家提供互联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服务的时候，后者对这些服务的依赖，就使前者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控制力。

在这种局势之下，小国想要提升自己的自主发展能力，就需要打造一些合作平台，如建构区域统一市场，进行跨国科研合作，等等，这就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欧盟就是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好例子，有欧洲议会这个“公会议”，而且有一个比联合国更强的“公政府”，努力打造统一市场，推广统一货币，降低经济运营成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实现成员国步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已经不能将欧盟的成员国视为完全的主权国家了，因为它们的主权已经受到了一个超国家实体的限制。一个“去国”的过程，在欧盟这里，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一体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比如说，目前的欧洲难民危机，已经使得申根协定出现倒退，许多国家怀疑欧洲一体化的势力正在上升。但是，只要像中国与美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市场统一的大国继续保持发展优势，欧洲的这些中小国家就存在实实在在的抱团发展的需要。如果抱团发展的战略失败，其结果可能是加速地被边缘化。而在其他区域，则已经有不少存在“公会议”的区域性国家联盟，如非盟、阿盟、东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上合组织，等等——当然，所有这些组织都没有欧盟走得那么远。区域性国家联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合，可以造成一个相互嵌入的利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本地区的“国竞”，从而将竞争逐渐提升到国家集团的层面。

在此可以将康有为的思考进一步抽象化，即：某一个政治单位完全有可能同时体现“国竞”和“去国”的二重性。如果康有为能够看到“冷战”的展开，也许他会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身上看到这种二重性。两个大国都通过联邦制整合了众多的邦国，并各自通过一个国际条约体系，统率着一系列卫星国。冷战时期美国频繁干预其盟国内政，而勃列日涅夫针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直接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如果两大阵营能各自打造出行之有效的“公政府”，在康有为看来，当然是距离“去国”更近一步——正如在《大同书》中所看到的那样，康有为视霸权为“去国”的合理工具。只是作为中国人，他当然希望中国在“去国”的过程之中扮演积极能动的角色，而不是沦为其他霸权的牺牲品。

毛泽东受到康有为《大同书》的深刻影响，已是学界定论。不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93]那么，通往大同的道路又是什么呢？在这方面，毛泽东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的继承者，相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依靠霸权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大同”的；世界大同的真正基础是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成熟基础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距离世界大同已经很近；列宁坚持了世界革命与世界大同之间的关联，但由于其革命路径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上率先突破，从一国革命到世界革命再到世界大同的道路，当然比马恩设想的更加复杂。而在毛泽东这里，世界革命的进程又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首先需要完成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其次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的方向没有变，但它将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不同阶段的革命，相互之间形成配合，共同打击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共同的敌人。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这一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必然带来战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争议。在“三和路线”之下，赫鲁晓夫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当时中国在朝鲜、台海、越南都面临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并不认同苏联对世界局势缓和的判断。在1957年11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试图区分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党的对外关系：“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94]在这里，毛泽东试图以党的国际主义实践，继续推进“世界革命”。

接下来，中国强有力地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苏两国决裂之后，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在“第三世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所支持的既有当地的共产党，也有民族主义势力。“输出革命”获得的成果之一，就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作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反帝”的重点转为“反苏”。但与美国进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合作，并不是站到美国的立场上。中国力促美国结束在中南半岛的侵略战争，向东南亚的革命输出也在继续进行。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是在坚持其政治原则前提下的权变，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原则的放弃。他向广大亚非拉地区广泛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但“世界革命”最终如何导向“世界大同”，毛泽东并没有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

向着“大同”的突进在70年代末停止了。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向李光耀承诺停止对东南亚的革命输出。1979年1月中美建交。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现代化目标。“世界革命”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国更关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对外政策的目标变成了为经济建设而保驾护航。如果说建立在“世界革命”前提下的外交，是以清晰区分敌我为前提的，新时代的外交，敌我区分日益模糊化。

与“大同”一样，“小康”一词来自《礼记•礼运》，但如果不是因为康有为的重新解释与推广，这两个词恐怕很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词汇。当然，邓小平只是“借用”了“小康”这一表述，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清楚这一词汇在康有为那里更为全面的意义。在康有为的视野中，追求“小康”，实际上是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仍在“国竞”之世，但可以探索国家的联合。我们可以看到，“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之后，中国以“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建设自身的硬实力，在外交上则长期“韬光养晦”，避免其他国家对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产生敏感。这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纯粹的适应“国竞”时代的姿态。但到了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仅靠“闷声大发财”，已经不可能消除其他国家对“国竞”的敏感。于是，“韬光养晦”的提法逐渐淡出。随着新任中国领导人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共和国前三十年与亚非拉紧密接触的历史记忆，也在被陆续唤醒。

冷战已经结束二十多年，在当下历史条件下，当年那种朝向“大同”的突进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但回顾康有为的“三世说”，也许恰恰可以帮助对“全面小康”这一目标形成一些新的理解。在刚提出“小康”的时候，“国竞”必然是领导人的核心关注。但既然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是一个“在国竞中去国”的过程，在接近“全面小康”的时候，“去国”的维度完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当下的中国正在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拉近自己与一系列不同类型国家的距离；尽管中国仍然严格坚持对主权原则形式上的尊重，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的确在削弱诸多国家控制人口、信息和资源跨境流动的能力。这个时代不乏种种区域性论坛或“公议会”，所欠缺的是区域性的常设执行性组织。欧盟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建设区域“公政府”的范例，其联合的过程甚至比19世纪德国的统一过程更加和平。如果亚洲能有类似的创举，而中国能在其中有所作为，必是康有为所乐见的景象——这正是他所描绘的“升平世”，或“小康”的特征。这需要中国更积极发挥自身经济的区域整合能力，也必然要求中国超越“民族复兴”的话语，通过将自身建构为一种更高的普遍性的代表，来推动区域秩序的重构。

六、余论

康有为在20世纪初对德国未来走向的预测失败了。今天的德国虽然工业实力仍然雄厚，但在互联网革命中未占先机，人口老龄化，在政治上又背负沉重的二战历史包袱，只能借助困难重重的欧盟一体化事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种种不利条件之下，德国在近期成长为全球政治大国的希望相当渺茫。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案例，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康有为所提出的国际秩序原理，进而重新思考中国当下的“全面小康”目标：如果说从“据乱世”向更高的阶段的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在“国竞”中“去国”的过程，那么从“小康”到“全面小康”，也将隐含着“去国”维度的进一步凸显。

从讨论德国到“全面小康”，本文对康有为的思考，不同于近年出现的将康有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对立起来的保守主义路径。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革命实际上选择性地继承了康有为的思想遗产。正是因为这种选择性继承的存在，康有为的一些论述，仍然与当下的许多实践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思考和揭示这种相关性，有助于我们“通古今之变”，最终指向的是新的世界秩序之下中国主体性的建构。

注释：

[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2]《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文字未见于更早时期的《大同书》手稿，因此极大的可能是，康有为遍考欧洲，对德国产生了新的判断，在出版的时候加上此段文字。

[3]《补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36页。

[4]康同璧编：《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7页。

[5]《补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36页。

[6]《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41页。

[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35页。

[8]众所周知，康有为借助对儒家经学的重构阐发了其基本原理，但本文并无意介入当代新儒家内部的正统性之争。退一万步讲，即便《大同书》是一个墨家乃至佛家的文本，也不会影响它对后人的启发。重要的是，康有为借助一种思路进路，系统思考过当代世界秩序的剧变，而这种思考对于今天是有启发的。

[9]《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07页。

[10]《补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40页。

[1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37、241页。

[12]《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11页。

[13]《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11页。

[14]《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39-240页。

[15]《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18页。

[16]《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1页。

[17]《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7页。

[18]《法兰西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197页。

[19]《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8-439页。

[20]《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6页。

[21]《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页。

[22]《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02页。

[23]《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100页。

[24]《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3页。

[25]《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3页。

[26]《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57页。

[27]《补奥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84页。

[28]《奥政党考》，《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92页。

[29]《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34-349页。

[30]《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1页。

[31]《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95页。

[32]《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89页。

[33]《希腊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61页。

[34]《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08页。

[35]《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0页。

[36]《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9-440页。

[37]《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9-440页。

[38]《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9-440页。

[39]《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9-440页。

[40]《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1-442页。

[41]《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2页。

[42]《英国恶士弗、监布烈住两校参观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59页。

[43]《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8页。

[44]《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9页。

[45]《法兰西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169页。

[46]《法兰西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163页。

[47]《法兰西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163页。

[48]《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2页。

[49]正如杰奥瓦尼•阿瑞基指出，英国企业高度外向、高度分散和高度分类的结构，构成了其按照德国或美国方式进行公司改组的主要障碍。它不仅为限制竞争而进行的横向合并变得困难，而且还妨碍英国企业抓住机遇，通过对牛产和交换过程所划分成的连续活动的进一步计划和联合来降低单位成本。见[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50]《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2页。

[51]《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2页。

[52]《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9页。

[53]《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3页。

[54]《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77-79页。

[55]《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93页。

[56]《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94-95页。

[57]《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页。

[58]见[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3卷，张载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10-411页。

[59]《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445页。

[60]《希腊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65页。

[61]《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6页。

[62]《荷兰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95页。

[63]《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页。

[64]《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6页。

[65]《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5页。

[66]《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5页。

[67]《奥政党考》，《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93页。

[68]《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页。

[69]有统计表明，从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皇帝每年只有大约47%的时间呆在柏林和波茨坦，其中又只有20%时间留在柏林，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See Isabel V.Hull,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982,pp.33-40。

[70]《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5页。

[71]当然，“央地关系”是今天的概念，从清朝自身官制而言，中央各部与行省是“内外”关系。

[72]《废省论》，《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62页。

[73]《废省论》，《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58-361页。反对“联省自治”是康有为一贯主张。直到1922年曹锟执政立宪时，康有为仍建议将自治单位放在省级单位以下，不可学美国而行“联省自治”。见《覆曹锟等书》，《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96-201页。

[74]《废省论》，《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70页。

[75]《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29页。

[76]《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29页。

[77]《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0页。

[78]《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6页。

[79]《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0页。

[80]《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0页。

[81]《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

[82]《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41页。

[83]《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8页。

[84]《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

[85]《致北京电》，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7页。

[86]徐国琦：《中国与大战》，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8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35页。

[88]Frederick Ponsonby(eds.),Letters of The Empress Frederick,London:Macmillan,1929,p.363.

[89]张德彝：《五述奇》第9卷，1901年钞本，第54页。

[90]《五述奇》第10卷，第36页。

[91]《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7页。

[92]联合国成立之后，发生过印度吞并锡金的事情。印度与锡金原均为英殖民主义者控制，后印度获得独立，但锡金未获得独立，没有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而被印度所控制，最后沦为印度的一个邦。而不丹尽管在实质上沦为印度的附庸，但成为了联合国的会员国，因而能从形式上保持独立。

[93]《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94]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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