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缺失，读经学堂是补药吗？

作者：贾冬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十四日庚午

           耶稣2016年8月16日

在看到读经少年郑博成的信之前，我对以国学为名的教育满怀憧憬。作为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的一代人，我们有强烈的动力去冲破现行教育藩篱，给下一代展现一个更宽广的教育图景：一方面，是希望他们在一个更开放的世界里，拥有对不同文化的杂食能力，对不同种族和价值观的接纳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深入我们的传统和经典。后者就像是硬币的另一面，关于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

如果在一个更广阔的当代社会背景下观察，国学更像是一碗全民共饮的心灵鸡汤。经历了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文化教育几近中断缺失，价值观高度单一，儒家的忠、孝、礼、义、致、信似乎又成了医治当代病症的一剂药方。但当我们回头去看，却发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原本在祖父、父亲那辈人里，吟诗作对、写字作画是特别自然而然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却变得稀有，这也可以解释十年前“国学热”的兴起。当我们把这种缺失投射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时，更形成一种集体焦虑。

全日制私塾里，孩子们每天读经8小时以上（摄影：于楚众）

“读经运动”就是这种“病急乱投医”心态的产物。郑博成算是第一代读经的孩子，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退学进入私塾，读经8年，可以说是在私塾长大的。在经历了对读经教育的狂热、受挫、困惑与反思之后，他决定退出私塾，并且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对他来说，否定读经就像是否定自己，但他觉得，这不是功亏一篑的问题。如果前面就是一条死胡同，不如早回头。

我在济南见到了回家准备自考的郑博成。在我眼里，这个笑起来有几颗小虎牙的19岁少年还是个孩子，但他一见面就双手举至齐眉，对我深施一礼。这让我有些意外，也对长期读经的影响产生更多疑问——这种影响是如何施加、如何作用，又如何运行于现实社会的呢？

最初是郑博成的妈妈出于对他作文成绩的担忧，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让他退学进入私塾。就像很多家长一样，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主动抛弃体制，但更大一部分人是把私塾当作“问题孩子”的避风港，指望通过传统文化来“治病”。无论如何，这是一条分岔路，几乎不可能回头。在郑博成的描述中，私塾教育是另一种变相的“灌输”，他们每天要读经6到8小时，只背诵，不解读。而且除规定的几本经典外，其他包括《史记》、《曾国藩家书》在内的书都是禁书。在一所深山里的私塾求学时，他曾经为了看书，在每天午夜11点悄悄溜进存放这些古典书籍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看书。而正是这些书让他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意识到私塾的读经教育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退学进入私塾是一条分岔路，读经孩子几乎不可能回头（摄影：于楚众）

主动选择离开却不那么容易。郑博成告诉我，他们脱离体制太久，除了背经什么都不会。他的很多同学被迫中途退学，又回不去学校，只能去打工，干体力活，死记硬背的经典很快就忘了，这段私塾的经历了无痕迹。私塾孩子最好的出路似乎就是文礼书院，由儿童读经运动发起人王财贵亲自创办，是他“十年读经、十年解经”模式的后半阶段。入学要求“包本”背诵30万字经典，20万中文，10万英文，而且要有录像为证。这样做意义何在？难道不是一种更极端的应试吗？郑博成忍不住问从文礼书院毕业出来干什么，被王财贵批驳，“如果你还考虑前途名利这种东西，那就不要读书了。”这个问题在经天纬地的宏志下是不屑于讨论的。

郑博成的经历不是个案。目前全国大约有3000多家读经学堂，上万人在里面读经。我去北京远郊采访了一家读经私塾，正是目前主流的奉行王财贵“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的标杆私塾。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这个私塾有100多个孩子，大都在6到15岁，院子里一片诵读声，声调有些夸张地抑扬顿挫，像是拖长了音唱歌。在王财贵自设的闭合理论框架里，“3岁到13岁是记忆力占上风，13岁之后才是理解力。13岁之前就让他背诵，不是‘填鸭’，而是‘填牛’，鸭子填多了会不舒服，牛填多了是会反刍的。一时消化不了没关系，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按照他的设计，在这样的学堂里读经10年，之后再升入文礼书院解经，才是正道。但是，就算进入文礼书院是一条出路，能坚持下来10年的有几个？谁来为他们负责呢？

郑博成的信最初是写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道里书院和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的。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柯小刚对这种复兴传统文化的尝试曾抱有一种同情态度，毕竟全日制背诵经典原文的做法对体制内教育提供了一种补充，但他越来越意识到，一种明显荒谬的读经方法正在成为非理性、扩张式的运动。他在几所学堂里见过一些能包本背诵几十万字的孩子，他们根本不是在背诵，而是一种类似于摇头丸效果的摇滚Rap，不过是被迫记住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一个月不复兴就忘了。在他看来：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反体制的读经不但没有解决体制教育的灌输教育问题，反而发展出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

这种荒谬的读经模式为什么会风行全国？柯小刚认为，只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但吊诡的是，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读经运动的推动者反复宣传读经是简单的，无须理解，只需背诵，起初很可能是出于师资缺乏的无奈之举。但当它们发展简单可复制的连锁模式的时候，简单化、数量化、标准化就成为一种现代快餐企业的必备商业技术了。”

我仍然信奉经典的力量。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小时候学习古文和国画的短暂经历的持久滋养。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也希望传统文化的种子能在他们的生命里扎根。但是，如何学经典是需要斟酌的。真正的传统文化是生命成长的学问，它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推进，而是要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去。就像这些读经的孩子们经历的那样，十年如一日地背诵经典来“扎根”，但后来意识到，没有阳光、空气和水，多好的种子都会腐烂。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