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研究前瞻

作者：李敬峰（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二十日丙子

             耶稣2016年8月22日

关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张载始创，并在与不同时期思想流派的交流、融通中动态地发展的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从宋代开创直至清末民初终结，在绵延八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关学源流初终，条贯秩然，形塑着陕西地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十年学界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传统文化价值日益凸显之时，在关学典籍整理已具规模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推进之处。

文献整理有待深入推进。文献是思想的载体。相对于其他地域儒学如浙学、湖湘学的文献整理，关学则起步较晚，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陕西出版基金项目联合资助，由刘学智、方光华任总主编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关学文库》，于2015年上半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完成出版28位关学学人的26部文集的规划，极大丰富和推进关学经典文库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此次规划已经涵盖关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还有部分学人如王吉相、王巡泰、寇慎、刘绍攽等的著作尚未被纳入规划，整理出版，且部分学者的文献散藏于北京、陕西等各地图书馆，有的甚至遗落民间，成为孤本、残本，亟须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否则必然造成遗珠之恨。因此，为继承关学先贤的思想遗产以及推进关学的全面研究，必须加大人力、财力的扶持力度，继续深入、全面整理出版关学剩余学者的留传文献，做好《关学文库》的续编工作。

经学研究需要重视。《宋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明代学者王夫之称其学“无非《易》也，《论》《孟》之要归也”，黄宗羲称“横渠之教，以礼为先”，由此可见《礼记》《周易》以及四书在张载关学建构中的支撑作用。张载对经典的推崇在关学后学中形成丰富的经学系统。但长期以来，由于关学文献的散佚以及对关学有史的争议，关学经学的研究只局限在张载等极少数关学显耀人物身上，其他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的人物则缺乏关注，且从整个关学史的角度展开经学的系统研究则近乎空白，这就无法揭示经典诠释在学者个人乃至关学八百余年建构历程的作用。因此，在关学文献整理已经取得新的进展的前提下，经学的研究亦须相继展开。以关学的标签礼学为例，或从个体入手，如研究李二曲、王心敬的礼学思想；或从整体梳理关学礼学，如关学礼学研究；或从断代的视角分析关学礼学，如明代或清代关学礼学研究等。通过这些近乎填补空白式的研究，凸显关学经学的特质以及重新确立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

思想研究应向纵深拓展。文献整理和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思想的阐发，这是关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往学界的研究主要以静态的方式，按照预设的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仁学等理论框架去揭示关学史上代表性学者如张载、李二曲等的思想，这就无法有深度、有脉络、立体而全面地展现个体以及关学发展历程中错综复杂、多线交织的学术面貌。基于此，关学的未来研究应该着重从以下视角展开深入研究：一是关学是在积极回应不同时期的学术流派中演进与发展的，故应注重考察关学与思想史上不同时期的学派如洛学、朱子学、阳明心学、西学、维新思想等的交流、影响与互动，揭示关学在演进历程中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借鉴、吸收和融合；二是重点研究关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如金元时期关学、明初关学、清末关学等，这些时期的关学因不是关学的辉煌期，故少有关注，但它们或属于思想的开启期，或属于思想的总结期，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三是张骥的《关学宗传》收录学者近250人，创见者不过一二，大量学者则处在学派研究的边缘地带，他们虽思想创新不足，但却在忠实和捍卫着关学学脉，延续和传承着关学思想，因此应注重这些学者的研究，揭示他们的思想特质以及在关学建构中的作用；四是关学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发展的产物，应注重三教视域下的关学研究以及关学与佛、道关系的研究，以期更为厚重、丰富、真实地呈现出关学思想演进的复杂历程。

要突出关学的学风特质。关学的传衍不同于其他地域学派，它不是集中在思想的承传上，更多是在学风的承继上，这是学界对其存在争议的根源所在。也正因为此，对其学风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前学界对关学学风的研究多是采取整体或历史的视角对关学学风进行宏观的揭示，这种研究模式便于总体把握关学的学风，但却以普遍代特殊，遮蔽不同时期关学的学风特质。众所周知，关学从宋至清末民初，历宋、金、元、明、清、民国初年等时期，总体上具有“重气学”“重性命”“重礼教”“重实用”（刘学智）的共同趋向，但实际上每个时期则各有差异，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换，朝代更迭之时表现更为突出，如明代关学复振张载之学，更重气学，清末民初之关学则深受维新运动影响，更重实用等。基于此，对关学学风的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宏观的研究方法，从两方面予以展开：一是阶段或整体的关学学风是不同个体展现出的共性，因此必须研究关学个体人物所呈现和代表的关学学风，以便为整体研究积淀基础；二是着重深化和揭示不同时期的关学的学风以及与关学总体学风的关系。

要加强关学价值的现代阐释。学贵有用，学术的使命就在于经世致用，失去这一导向便无生命活力，必然成为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的陈列品”。关学绵延八百余年，它不是死的文化遗产，而是活的精神存在，仍具有穿越时空的超越价值。以往学界因为多聚焦在关学思想的阐释上，对其现代价值少有揭示或揭示不足。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其核心要旨在于教化，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对关学的现代价值进行揭示和转换，以期古为今用。在硬件层面，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关学史上的关中书院、横渠书院等关学历史遗迹，如何将其原本承担的教育功能进行现代转化，如何将其建设成为新的宣讲教化场所等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关学乡贤的宗祠、墓葬、乡约、家训、族规、故居等的现代教化功能研究亦须提上日程，如《吕氏乡约》在当代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等；在软文化层面，则需深入提炼关学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尤其是关学自始至终贯彻如一的礼教精神、务实精神、担当精神等，探究其移风易俗的功能以及其在“三个陕西”（富裕陕西、和谐陕西和美丽陕西）建构中的价值则需进一步的深入阐释。

总而言之，关学虽然是发源于陕西的地域性儒学，但却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自南宋之后，学者常常以濂洛关闽描绘学界便是明证。因此，在《关学文库》已然出版和发行之时，应该转换视角、挖掘新的时代课题，从文献、经学、思想、学风和价值相分而又连为一体的视域对关学展开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