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李存山,男,西历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等。 |
传统学术引入近代学科是有问题的 中国更倾向于综合
受访者 :李存山
采访者: 丁梦钰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十二日戊戌
耶稣2016年7月15日
李存山
凤凰国学:最近,有些学者提出高校将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有支持也有批评,也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人认为儒学可以作为哲学的一个门类归入现代的哲学分科,毕业也发哲学学位证书,但也有人认为这样无法完整地保持传统学术的方法等。您怎么看?
李存山: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大家比较共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儒学单独放到哲学里面去是有问题的,因为儒学不仅是哲学。前一段时间争论经学,说经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被去掉了,但是蔡元培当时其实还是要研究经学的,并没有把经学完全废除,只是把这个学科去掉,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把经学分到各个具体的学科,如文史哲里面去,按蔡元培讲的,不是一个哲学就可以概括得了,比如说《易经》可以放到哲学,但又不仅仅是哲学,《诗经》可以放到文学,但也不仅仅是文学,《尚书》可以放到史学,也不仅仅是史学。所以蔡元培当时想的把经学科放到近代以来引入的各个分支学科里面去,这是有问题的。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之前争论说“国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两套系统。在中国古代,有自己分类的一套系统,比如说“经史子集”,虽然说是书的分类,但是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对于学术的一个分法。另外,比如说中国的“义理之学”,可以说和哲学比较相近吧;“辞章之学”可以说和文学、文献学比较接近;“考据之学”可能跟史学更加接近;然后还有“经济之学”,就是经世致用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科学里面的应用学科范围,像更加注重社会应用的政治学、法学之类的。中国古代有自己分类学术的一套系统,而近代以后更加注重西方的一套学科分类,西方各大学一开始有神学、哲学、法学和医学,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沿用了在当时被认为比较完备的德国的学科体系,我们现在的学科分法的正式使用应该是从1902年-1904年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就是把之前经学的那一套考试方法就去掉了,“原法德国,近兴日本”,建立了这样一个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更加注重的是知识的分类。在日本,它最早的分科是六大还是七大学科,其中文学科里面包括了经学、哲学、史学,还有语言学,包括日语、汉语、西方的一些语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科的体系。所以那时候日本就是把经学放进了文学科,相当于文科。如果我们现在讨论儒学,其实这里面争议比较大,就是儒学和经学是什么关系?这个在学术界也有争论。有的说,因为经书在儒家学派之前就已经有了,先王之正典,比如说《诗经》《易经》在孔子之前,然后孔子整理过,但是这个问题不大,就儒家来讲,儒家还是重视经书的。从我个人来看,儒学就是比经学要更加宽泛一点,广义的经书在汉代就是指的“六艺”,实际上是五经,但是汉代也把《孝经》《论语》放在六艺里,可能最早的图书分类体系就是《汉书·艺文志》,然后是《六艺略》,下面的《诸子略》,那么后来形成了经史子集这个系统,基本上确实是在隋代了,南北朝那时候有个过渡吧。到了宋代以后,形成了“四书”的体系,四书在儒家来讲也算是经书了,你看像《十三经》里面一个是五经的部分,再加上《论语》《孟子》《尔雅》,《十三经》的系统更多的是汉唐的系统,只不过就是把《论语》和《孟子》加进去了,你看《中庸》和《大学》还是在《礼记》里面。现在各个高校都有国学院了,国学进入现代教育的体系中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阻挡的。
我是觉得中国更加倾向于综合,我们对国学的研究倾向于综合,那么对儒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儒学当然比国学的范围更小些,但它又是国学的一个主干,比如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主干是经学。而“学科”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的特点,就像医院里面分内科、外科一样,“学科”本身就有一个“分”的性质。儒学它是一个学说,当然从教育配置来讲,它好像是进入正式的一个教育体制里,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更加充足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关键的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就像我们说国学一样,国学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学科?它和其他学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成立儒学学科,那它和其他学科是什么关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道家学说、道教的人,比如陈鼓应先生就一直讲在哲学上是“道家主干”,如果从文化来讲可以说儒家是主流。当然也有不同说法。所以说儒道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因为一直都是儒道互补。那么如果成立儒学科了,是不是还要成立道学科?是不是还要成立佛学科?那么现在提出来说儒学最重要,先成立儒学科,当然也是一种考虑。
我认为关键还是如何去看待,像儒学或国学真的不是一个分科研究的学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完备性的学说,它是跨学科的,即使成立的名字是“儒学科”,它实际上还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像现在的国学院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比如某方面强就以某方面为重点,但实际上它和近代以后引入的学科意义还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些名字一样了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可是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像现在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很多学者也有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个学说,不是个学科,那成立学院之后怎么设置?你说在学院下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就有问题,我在社科院哲学所,那时候占主要是中西马哲学都有,原来的哲学原理、马克岁主义哲学研究史都会有一些问题。但说我们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什么的,让各个高校都必须成立马院,这个在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中国有这个特点,可以说从近代学科引到中国来就有了这个特点。本来日本这个学科,文学科里包含了经学、哲学、史学,还有语言学之类的。等到了中国来以后,把文学科里的经学单拿了出来。因为1902年、1904年清政府学制改革,更加突出经学,所以他把经学放在前面,等于经学就是第一大学科,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马克思学院,然后下面再分文理科、数理化这些。
但是呢,那次学制改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把哲学去掉,认为哲学太空洞,哲学有危险。到了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就成立民国了,蔡元培当教育部长了,哲学这个学科才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制。当然,哲学这个概念传进来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第二年,而哲学进入中国教育体制是从1912年,所以北大哲学系庆祝建系100周年就是在2012年。但是蔡元培当时就把经学科取消掉了,我认为这里面有那时民国刚刚成立的政治原因。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就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蔡元培上来以后把“尚公、尚武、尚实”都继承下来了,把前面两个“忠君、尊孔”就去掉了。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讲“兼容并包”,所以我想他把经学那第一大学科去掉,和这个也是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学理上的考虑,就是说有了文史哲了,经学可以分到文史哲各个学科中去进行研究。现在的问题是,经学、哲学和文史哲的关系问题。
凤凰国学:像您讲的学科体系是历史沿革下来的这样一个分类,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把传统儒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有点生硬的,是硬把它往那个学科框架里去套?
李存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肯定会有不同观点的,会有争论的。如果从儒学、儒家来讲是可以的,但要考虑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比方说,学位这个概念本身也是近代以后,这是西方教育体制里面弄的一个学位。在中国以前没有学位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过于强求的。像原来博士帽用西方的,现在都穿上汉服。那时候的博士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的官员,国家体制内的官员,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等于把大儒请到国家里面来,相当于现在的学部委员、院士级别的。你说现在弄一个儒学博士,它实际上和传统的也有区别。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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