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民国政论性报刊中的儒家情怀

——以三大报刊为例

作者：张敏（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廿三日己卯

           耶稣2016年8月25日

内容提要：儒家固有的“明道救世”“内圣外王”情怀诉求，在民国时期政论性报刊中体现为“文人论政”，即笔墨报国、论政不干政，借由报刊对国家政治事件发表评论，监督政府。文人论政凸显了知识分子匡扶时事的社会责任和政论性报刊的社会担当。分析民国时期的三大报刊，探究儒家情怀在政论性报刊中的表达与实践可知，文人论政办刊理念是“内圣外王”思想的表达，批判精神、“轻财重义”“教授杂志”是儒家情怀在政论性报刊中的实践。文人论政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形成宪治救国的言论立场，并以法治践行自由主义。但文人论政也有“观念自由主义者”的缺陷，脱离了社会群众，没有组织力量作为后盾，处于尴尬境地。政论性报刊中的儒家情怀对当今报刊发展的启示在于：新闻媒体应具有爱国心和责任感，加强与受众的联系，积极引导舆论以推动社会改革。

关键词：文人论政、儒家情怀、政论性刊物、内圣外王、民主

报刊是报道新闻和传播思想的工具，但民国时期的政论性报刊不仅仅以发布信息为要，而是旨在形成舆论，影响社会，遂构成“文人论政”的一时风气。所谓“文人论政”，是指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通过独立言论笔墨报国、引导舆论，以期实现国家和社会在精神和制度上的进步与发展。追溯起来，1874年王韬即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辟“论说”专栏每天评议时局，开报刊界“文人论政”之先河。后经梁启超这位“笔端恒带感情”的时代骄子之发扬，“文人论政”的风格得以传承。英敛之时期和新纪时期的《大公报》都体现了“文人论政”风格，深谙西学的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以及有“民国三大报人”美誉的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则集中体现了“文人论政”的办刊理念。

一、文人论政：儒家情怀在政论性报刊中的表达

随着西学东渐，报刊在近代中国出现。民国时期政论性报刊以“文人论政”为办刊理念，即独立言论，无党无派，不参与政治决策，但在实际上影响政府决策，以舆论推动改革。这些报刊的政论具有批判精神，针砭时弊，监督政府行为，以言说中国政治出路为中心，以达至国家统一、民族救亡的目的。“文人”是针对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精英而言，他们大多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任职，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深具影响力，绝大多数思想自由，超然于党争之外。“论政”是指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发扬传统儒学中“明道救世”情怀，借由报刊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对国家政治事件发表评论，监督政府。

文人论政凸显了知识分子匡扶时事的社会责任和政论报刊的社会担当。民国时期国家政治不统一，面临内忧外患和党派斗争，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富强是知识分子们思考的重要问题。面对国难，他们选择文章报国、借报立言的新闻活动。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在当时政治失序的状态下，纯粹的文学性报刊不好销售，也不能表达他们的思考，体现他们的关切。故政论性报刊成为爱国知识分子们的不二选择。

作为政论性报刊，《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引领民国时期报刊界之风骚，其办刊理念都是文人论政、笔墨报国，对国家和社会饱含热爱，试图形成舆论以推动改革。《大公报》在1926年9月1日续刊时，张季鸾提出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方针，表明《大公报》政治上客观中立，经营上不以营利为目的，不为个人利益为要，而是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9.18”事变引起国人的警醒，在国难当头之际新兴了诸多政论性报刊。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创刊，确立办刊宗旨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表达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2]《观察》创刊于1946年9月1日，在发刊词中储安平明示其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公正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观察》的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即争取人民的权利；在法治状态下实现言论自由以及人格自由；强调国家富强和进步；追求客观公正，以引导舆论。在储安平看来，编辑刊发对国事的评述或建议，是出自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责任和担当。1947年，储安平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观察》的创刊目的即“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并表示，“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3]

文人论政的方式是以言论政，要点有三：第一，靠言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第二，“干政而不执政”，言论而不组党，议政而不参政。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与理学》一文中指出，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第三，“以言论政”并非“政治斗争”，要求保持政治中立。储安平在创刊词中强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而非“政治斗争”的刊物，“大体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更无任何组织”。[4]

文人论政体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国家危机之际，为国家统一富强而发出知识分子独有的声音，以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蒋廷黻认为，“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5]

二、内圣外王：文人论政办刊理念的形成与寓意

文人论政风气形成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强调自我修养，以发挥和实现人的本性，包括“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外王”突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思想与行动，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的基本诉求是道德，“外王”则是儒学入世的体现。“内圣外王”体现为清议的传统及传统士大夫的“诤谏”。清议是士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就政治和社会事件对政府官员提出建议，在被采纳后形成政论，宋代的“书院论政”和明代的“结社论政”是清议的典型代表。诤谏是士大夫为了国家目的向皇帝提出治国之策，魏征诤谏是典型代表。“文人论政”因具有报刊作为传播工具和评论介质而不同于清议，又因为其立场客观，报刊与政府相对独立而不同于诤谏，并籍由报刊平台而获得更大的传播影响力。

文人论政的形成还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历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传教士将办报理念带入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自由宪治理念引进中国。西方宪治强调“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西方新闻报刊的定位是尊重个体权利，视发表舆论为“天职”，报刊应反映民意，报刊的责任是引导国民和监督政府。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和办报经验影响了中国报人，对报刊的定位由“通民隐、达民情”的“耳目喉舌”功能，上升为“监督政府”的发表舆论功能，进而形成以舆论监督政府的“文人论政”风格。当然，民国时期政治失序，派别斗争严重，大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对政论性报刊无暇顾及，也给“文人论政”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

文人论政的风格使民国时期政论性报刊不同于西方报刊。正如张季鸾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所言，“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6]文人论政的办刊理念反映了知识分子试图从边缘走到社会政治中心的期许。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儒家士大夫转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官僚制这一进身之阶，知识分子一度作为边缘人存在。但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情怀使知识分子常有忧国忧民之心，在社会危难之际，他们遂以报刊为平台，以言论政、文章报国，试图进入政治舆论中心。

三、付诸实践：儒家情怀造就了政论性报刊的独特性

（一）批判精神：经济独立、无党无派的民营报刊

民国时期的政论性报刊多是民营机关，独立办刊、不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独立有利于摆脱政党或其他利益集团的干扰甚至控制。

《大公报》“四不”原则中的“不卖”，是指经济独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7]其创刊时只有五万资本，但拒绝政治性的津贴或资助，准备赔光本钱就关报，不想为读者钟爱而营业情况甚佳。《独立评论》由胡适、蒋廷黻等社员捐款而创办，在出版之前，独立社员就开始捐款，每月抽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后来刊物有进款了，社员的捐款减到2.5%。直到创刊一年多，捐款才停止。[8]《观察》是一份民营刊物，靠征集同人股金创立，储安平等发起人不接受来自官方或政治团体的资金。即使是在杂志社资金困难时，也坚持由知识分子自筹股份。《观察》发刊后，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但因受到政治压迫和经济困扰，经营难以维持之时，有国民党人士提出对《观察》投资借以控制该刊物，遭到储安平的拒绝。

正因为经济独立、政治中立，报刊才能不受制于任何党派，依据事实发言，坚持民间立场而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呈现出“敢言”的特征。新纪时期的《大公报》大胆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社会专制统治，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为。其获得1941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外国报纸奖的重要原因是其评论“无畏而深刻”，政策“自由而进步”。《独立评论》关注时局，对国内外政治事件敢于评论，敢于批评政府，获得“敢言”的美誉。《观察》创办在国统区，但其立场坚定，敢于批评国民党政府，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储安平坚信，“一个刊物要获得读者，必须在紧要关头敢于站出来说话。”[9]在《失败的政治》一文中，储安平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和独裁，指责国民党一党执政20年，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为可贵的是，在此文中储安平不仅仅停留于批判，还对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体现了政论性报刊不仅仅具有批判精神，还有建设的一面。更深层次上，建设性是“文人论政”的最终追求，是传统儒家“明道救世”情怀的终极目标。

（二）轻财重义：客观理性、说“平实话”的编辑原则

政论性报刊坚持客观理性，说“平实话”的编辑原则。以超然态度论政，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发言，促进国家政治与法律的进步。

《大公报》的张季鸾注重儒家轻财重义的传统，强调政论性报纸的独立言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1939年，在《报人宣誓》中坚称，“我们誓做国家的忠卒，并愿做政府的诤民。”[10]胡适、蒋廷黻等《独立评论》同仁厌恶唱高调，对于稿件编辑强调客观理性，是剔除了情感的客观分析和冷静的知识判断。1934年底，编辑胡适对《独立评论》发表自评，认为创刊近三年来，杂志说的都是“平实话”，“这样一个没有麻醉性与刺激性与消遣性刊物，居然站到今天，销数增到五千以上。这可见国中也有不少爱听平实话的人。”[11]《观察》的来稿编辑原则体现了客观理性的要求，“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词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个人独立发言、各负文责。”[12]

由于客观理性、讲真话，政论性报刊成为知识分子关注中国政治出路的争辩论坛，文人论政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曾辩论“民主与独裁”和“一党与无党”问题。《大公报》销量35000份，仅《申报》和《新闻报》的三分之一，但林语堂称其为“最进步，编得最好的报纸”，“肯定是诉诸教育过高的民众”。[13]《独立评论》成为“民主和独裁”的论辩阵地，《观察》展开过关于“中国的出路”和“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两次论争。此外，政论性报刊还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独立评论》关注“对日政策”“中西文化”“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等问题，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任鸿隽等针砭时弊，关注百姓生存状况，最大发行量13000份。除了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批评，《观察》还关注“学生运动”“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其最高发行量是105000份，读者有几百万人。

（三）知识化定位：凸显人文社科的“教授杂志”

“教授杂志”是民国时期政论性报刊的特点，体现了报刊的知识化定位，强调政治理念阐释的知识性。报刊的知识性则得益于其强大稳定的撰稿人团队。

《大公报》的撰稿人和记者多是职业报人，大多具有西学背景，像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曾留学日本，邵飘萍、林白水等记者也曾留学海外，其西学背景使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实际的体验，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理解基础上。胡适在《独立评论》曾主张由“知识阶级、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成“干政团体”监督政府。据统计，《独立评论》的18位社员全部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且大多获得了国外的博士学位。其中留学美国、英国、日本和比利时的分别为13人、2人，2人、1人。而社员外的10位主要撰稿人中，有7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2人是大学讲师，还有1人是北大的学生。[14]故此，把《独立评论》称为“教授刊物”是恰如其分的。

《观察》的撰稿人多数出生于清末民初，在论政时刚过而立之年，思想成熟，行动理智，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教授，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谢泳教授亦将《观察》称为“教授的杂志”，[15]根据其对《观察》撰稿人的研究，在78位撰稿人中，60人有出国留学背景，除3人留学日本外，其他都留学欧美。撰稿人中除了陈之迈等个别人是政府官员外，大部分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从专业看，除了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大多是社会科学专业，以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为主。[16]

大学教授作为撰稿人的优势在于，第一，大学教授在经济上有固定收入，工作有保障。敢于言论，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如张东荪所言，“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来独往，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17]第二，大学教授的西学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宪政意识的形成，凡事从法律角度思考。民国时期的宪法规定了迁徙自由，大学教授有选择迁徙、择业及言论自由权，这为大学教授自由言论提供了宪法依据和行动保障。

四、推动民主：走“中国政治上轨道”的宪治之路

民国报刊本身是“援西入中”的结果，其主编、社员和撰稿人主要是西学东渐后，具有宪治意识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随着西方宪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他们的宪治意识高扬，形成宪治救国的言论立场，并通过办刊加以践行。

《大公报》续刊号上的《本报启事》确定了两大原则：“一，本报完全公开，做人民真正喉舌；二，本报宗旨，注重民生问题。”[18]报刊公开是西方新闻专业中自由主义理念的体现，报刊做人民的喉舌体现了新闻服务于民的民主理念，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体现了报刊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也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宪治核心价值。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胡适在《宪政问题》一文中流露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说“我们不相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19]胡适强调宪治是把中国政治引上轨道的方法，而宪治本身包括了法治要义，“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求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20]

政论性报刊以抨击政府为主，在不稳定的政局中，报刊时刻面临被查封的风险。实践上，《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都曾被查封过。这是深受西方宪治思想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在舆论上争取报刊言论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21]张佛泉认为发表个人知识见解对政府有益而无损，故监督政府的权力应当由国民行使，“政府不应敌视国民，对社会秩序如无直接危险，则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全应赋予人民。”[22]胡适认为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基于两点目的，第一，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第二，提倡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23]胡适思想反映了政论性报刊的价值所在，即做政府的“牛虻”，监督其前行，类似于西方新闻界的“扒粪者”。

“文人论政”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法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法律原则及普适性价值应用于中国，在《观察》周刊上发表政论，监督政府。如《观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第10和22期中，依次刊登了楼邦彦的《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文。《观察》第3卷11期刊登了韩德培的《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1947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对新闻出版作出具体规范和限制，《观察》立刻予以回应，韩德培在《观察》第3卷第15期上发文《评<出版修正法草案>》，批评国民党政府限制新闻出版事业。这些政论体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宪治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即在法治前提下走“中国政治上轨道”的宪治之路。

五、观念自由主义者：文人论政在报刊政论领域中的不足

民国政论性报刊实现了用舆论带动政治改革的理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脱离了社会底层群众，没有组织力量作为后盾。《独立评论》的影响所及仅仅限于都市的知识和舆论阶级，与广大底层群众几乎没有联系，不能影响不识字的农民和劳工。《观察》同样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无党无派的主张致使其成为两派争取的对象，处于尴尬境地。对此，《大公报》的胡政之曾自叹：“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24]许纪霖则批评这种纯粹论政的文人为“观念自由主义者”，一盘散沙，坐而言，不能起而行。[25]

民国时期政论性报刊对当今报刊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即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必须在紧要关头敢于发声，立场客观中立，保持儒家传统中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且具有强大的撰稿人队伍，独立言论；媒体应具有基于“明道救世”情怀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政论性报刊的尴尬境地警醒我们，报刊应植根于传媒与受众、信息传递与意见反馈的双向互动基础上，报刊应注意读者范围的扩大，并借此增加影响力，积极引导舆论以推动社会改革。

注释：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2页。

[2]《独立评论引言》，《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68页。

[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5]蒋廷黻：《九一八——两年以后》，《独立评论》1933年总第68号。

[6]张季鸾：《季鸾文存》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7]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8]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1935年总第151号。

[9]转引自付祥喜、曾厉：《从<观察>看储安平编辑与出版发行思想》，《编辑学刊》2004年第5期。

[10]《报人宣誓》，《大公报》1939年4月15日。

[11]《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12]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总第1期。

[13]Lin Yu 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p.141.转引自李金诠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4]张太原：《<独立评论>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15]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128页。

[16]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150-152页。

[17]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总第6期。

[18]《本报启事》，《大公报》第1期，1926年9月1日。

[19]胡适：《宪政问题》，《独立评论》1932年总第1号。

[20]胡适：《民权的保障》，《独立评论》1933年总第38号。

[21]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122页。

[22]张佛泉：《今后政治之展望》，《独立评论》1936年总第219号。

[23]《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5-33页。

[24]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页。

[25]许纪霖、谢宝耿：《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