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源笔下认识《学衡》中的白璧德

作者：曲阳竹子（民间儒家学者，“翰林苑”微信群群主）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一日丙戌

           耶稣2016年9月1日

张源教授的《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三联书店2009年版）是我去年读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不拿出来单独谈一点读后感。这些感想是本书引发的我的一些个人联想，不代表张源教授本人观点。

一、广义与狭义新文化运动

这本书对于厘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学衡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书中对新文化运动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即在第128页注释中引乐黛云的观点，将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分为三派：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其实自由派当中也分英美式古典自由主义和法德式激进自由主义。下面是我的理解：

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指一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内各个思想流派的集合。这一时期主要思想流派有三：一是以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的《甲寅》为代表，陈独秀等协办，主要撰稿人有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二是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后迁往北京的《新青年》为代表，1917年鲁迅加盟，1918年胡适加盟，主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主张以民主、科学立国，即“德先生”“赛先生”，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行动指南；三是以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南京创办的《学衡》为代表，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称为“学衡派”。

狭义的新文化运动应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一脉。从三刊的创作人员结构来看，《甲寅》有陈独秀的深度参与，应与激进自由主义脱不开干系。《甲寅》究竟有多少古典自由主义的成份我无研究，但从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周德伟对《甲寅》的喜爱这一点来分析，《甲寅》中应该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成分。1916年14岁的周德伟读到的是前期的《甲寅》月刊，1917年2月改为《甲寅》周刊——月刊要比周刊激进。周德伟是在接受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前读到的《甲寅》，1933年他赴英国留学时，《甲寅》早已在6年前停刊。接受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周先生是否还会欣赏前期的《甲寅》月刊，不得而知。

这样一来，作为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一概而论或全盘否定了。从技术层面讲，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有利于文化传播，纸张的普及应用也为白话文提供了技术支持。从制度诉求层面讲，胡适一脉诉诸并侧重于民主，淡化自由与法治，是有问题的，应予反思。从思想角度讲，《新青年》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相当于法德式激进自由主义，学衡派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相当于英美式古典自由主义，应予区别对待。对于《新青年》的诸位参与人，胡适与鲁迅、陈独秀各不相同，也应区别对待。

对于学衡派，张书最后一章是这样概述的：“美国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与英美保守主义者柏克、艾略特等人相比，其思想乃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者说，是批判继承了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大陆自由主义的某些成分、进而在美国土壤中自行‘开出’的一脉自由主义学说体系。也就是说，学衡派引入中国的白璧德的‘保守主义’，原是最正宗不过的美国自由主义‘右翼’思想。……（同时期胡适等人引入中国的杜威的‘自由主义’，则实际上不过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左翼’而已），由此白璧德的思想在学衡派的接引下，完成了从美国人文主义走向中国保守主义的这一过程。”此处的“大陆”不是中国大陆，而指欧陆。

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英美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文化、白璧德式“贵族性”的人文主义文化，也即文艺复兴所追求的文化本质。再换句话说，引介白璧德人文主义，实际上是给中国传统文化换了个外包装，以满足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失去文化自信、崇洋媚外的心理。

二、区别对待中、西启蒙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当代中国学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运动有了多方面的反思，这里顺便推介一下许纪霖教授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需分开讨论：

欧洲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启现代自由民主。简单概括一下：在耶稣教统治了千年的欧洲，思想自由被扼杀，文艺复兴就是从文化层面上要求自由，欧洲的自由诉求，首先是要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之后才触及其他自由，例如言论自由、经济自由、社会生活方式的自由等。但仅有文化层面的诉求是不够的，于是，启蒙运动接续文艺复兴，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要求自由。因而，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所有这些自由的保障。换言之，对于欧洲来说，没有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社会、经济……诸方面都没有自由可言，因此自由诉求是欧洲启蒙的第一要旨。

将欧洲历史、思想史，与中国历史、思想史作比照研究可以发现，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在历史上的华夏不是问题。华夏传统当中，宗教、信仰本来就是自由的，因而在文化层面上，对自由的诉求也就没有那么迫切，因此也就未能发生制度诉求。因此，欧洲启蒙运动是必要的，并且欧洲启蒙运动也要区别对待。高全喜教授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演讲中仔细区隔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三支脉络：苏格兰、法国、德国，认为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发育出的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思想一脉，应予充分肯定，而对于法、德两路启蒙运动，以及从中发展出的激进主义，唯理主义，国家主义，纳粹主义，应予以否定。这里还要插一句：纳粹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讲与启蒙运动有关，从历史的角度讲，与耶稣教文化土壤、民间信仰有关。

文艺复兴后，欧洲文化总体上是摆脱耶稣教的专制统治，逐步由耶稣教一元文化，形成两希两元文化：欧洲本土文化“希腊理性”+从西亚传入的游牧文化。欧洲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去耶化、去神化、人文化。“人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参看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至于“去”到什么程度，由于当时耶稣教已经在欧洲独裁统治了一千年多，业已形成了实质上的欧洲的另一支传统，因此如何对待这一支传统，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过度的去耶化，同样走向极端，例如法国。

但反传统的中国启蒙运动恰恰相反。因为华夏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人文主义的，中国启蒙运动恰与欧洲启蒙运动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去人文化。并且偏重于吸收了法、德启蒙那两支的激进，走向唯理化、唯物论、实用主义，遂有陈独秀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提倡以科学、民主立国。

三、新文化运动的立国理念省思

以科学主导文化，其指向是唯科学主义，以民主立国，其走势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石。注意，极权与专制、集权、高度集权有本质的不同，再怎么“高度”的集权，也不是极权。极权具有现代性，古代各国都没有这一说，它的来源非常明确——欧洲。产生的原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思想史角度，那就是欧洲启蒙激进的一支，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支与希腊理性相关；二是历史角度，即欧洲的社会、民间信仰及其宗教文化，这一支与耶稣教相关，是极权产生的土壤。这里还要插一句：过去认为纳粹产生于新教国家，旧教即天主教国家不产生纳粹，通过研究奥地利史，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因此，狭义新文化运动在立国理念这个根本问题上走向了歧途，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占据思想界主流，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而广义新文化运动中最为理性的声音——学衡派，却被淹没。在自由、法治、民主三大现代宪政基石当中，恰恰民主是最有问题的。网路上时常见到“民主自由”这种提法，使用者或者概念不清，或者对“自由民主”理解混乱，应以为戒。

正途是人文立国，并且，“大学教育的精神不应是人道主义的或科学的，而应是人文的。”（张书第118页）。人文主义是立国之本，与科学发展并不对立，而是立国根本要分主次。同时，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也不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的关系，即人文主义中包含了人道主义。这种理念，恰恰暗合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立国之道。中国古代以人文立国，既不像中古时期的欧洲以宗教立国，也不像普鲁士以军事立国。对比古今中外，经验告诉我们，人文、道德，是一个国家立国和文明发展的基础。“白璧德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传统文明优于它国文明最主要的一点，便是中国素以道德观念作为立国之基。”现今，提倡法治是没有错的，但仅有法治是不够的，由此否定德治更有失偏颇。只能说，人类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一种高级阶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德治状态，只能暂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作为过渡。而人类社会终极的发展目标、指向和归宿，将是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社会，而不是单纯的法治社会。当然，我们现在连法治尚未达到，展望太远很容易被误解为“要德治不要法治”。

中国古代的科考，因为培养的是治国之才，而不是专业技术人才，所以它未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科目列入必考项，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但是，弥补这种缺憾决不是去否定人文而侧重科学，应另设教育机构加以补充。中国古代对人文的重视并非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不完善”，或“不完善的正确”。但是，毁灭我们的人文传统，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人人看得见的。

如果将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潮折射在政治领域，可以说，《甲寅》指向的是国民党的方向，属于激进党。《学衡》则指向的是中正、中庸之道，有引进但不激进，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渐进改革。《学衡》所坚持的白壁德人文主义，暗合华夏文化之主干——儒家文化。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菁英式的，贵族式的。这里的贵族，不是论出身，不是世袭身份，而是品质与智力上的优秀阶层，是凭自身努力自由发展的结果，充满人文关怀，关切现实，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一个群体。在当时全国河山一片激进的浪潮中，《学衡》的声音终被淹没，直到近三十年来，才有中国启蒙的种种反思，人们这才发现，早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指出：“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其输入欧化。”

四、新文化运动思想传播途径

英美式保守的自由主义，即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旨是保守自身传统文化。耶稣教在欧洲传播的过程当中，将欧洲本土的传统文化——希腊理性毁灭殆尽，所造成的千年悲剧促使欧洲人痛定思痛，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主要职能是挖掘出被埋没千年的希腊理性文化，过程惨烈，于圣巴托罗缪之夜、布鲁诺可窥一斑。由于耶稣教的宗教压迫性统治，剥夺了欧人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引致反弹强烈，所以有的走向了激进反耶稣教的思潮，是反弹过度之过。

英美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是承认并包容既有的、已经形成了欧洲另一支传统的耶稣教传统，尊重已成既定事实的民间信仰，这与某些新文化运动思潮全盘否定既有的本土传统呈路径相反的态势。英美式自由主义体现在哈耶克思想当中，正如周德伟所说：“哈耶克所捍卫之传统，并不是具体的英国语境下之传统，而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也即任何一个社会中，在无数代人的行动中自发地生成的正当行为规则，即习惯和道德规范。”注意它不是具体英国语境下的传统，不是英国有、别的国家没有，不是美国有、别的国家没有，不是的，而是英国有，美国有，日本有，韩国有，台湾有，大陆也有……各国各地区都有的、自身的传统，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它不是“特殊传统”，不是“特定传统”，再说白一点——不是说只有我家传统叫传统，你家传统就不叫传统。

对于英美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我整体上予以肯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基本属于法德一脉这种认识，我无异议，但仍有必要指明：英美式自由主义不是以国籍来划分的，法德式激进自由主义也并不单纯是从法国、德国、俄国这条途径传播进来的，还有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那就是美英。美英也决不是不受法德启蒙浸染的世外桃园。将生物学领域里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社会学领域的斯宾塞就是英国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将进化论引入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德国大学成为美国大学争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新学院，德国式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渗透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张书第22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也是英国人。书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法则，对康有为、梁启超皆有影响，也影响了胡适等一代学人。鲁迅就更是中毒颇深，自称一有空闲就花生米辣椒就《天演论》。

以耶稣教对科学的阻碍作用，如果说“科学与宗教之殊死斗争，以科学在大学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中国，阻碍科学的是满清落后的体制，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并无冲突，因而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民主救国，却拿中国传统文化开刀，则属开山采珠，目标错误，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荆轲刺孔子。白璧德生活的时代，恰是美国实用主义盛行时期，一战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潮从美国传入中国，并在胡适等人推波助澜下大行其道。杜威本人看到了欧洲社会急功近利的种种病态之象，希求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纠偏除弊，其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但这种扭曲的主义仍得以在中国广泛、迅速传播，张源此书中引用傅斯年的话颇具代表性：“有用就是真，无用就是假。”

实用主义的本真，对抵抗耶稣教的神秘主义是“有用”的，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不是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张源教授指出：“这其实是实用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时的一种庸俗化理解。”必须指出的是，它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而是经由美国传入的“变形金刚”。有人说，“中国人对凡是不能马上变成钱的东西就不感兴趣”，这话描绘的是当下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认清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欧洲启蒙思想中走偏了的那部分，从法德俄英美日等四面八方涌入中国，在思想界引发大海啸，任谁也无力挽救了，五四运动爆发势在必然。此时，《学衡》引入白璧德人文主义，来抵抗实用主义“变形金刚”，就显得格外有先见之明。综上，在辨别启蒙思想的时候，务请认清，千万别看国籍，而是看思想本质。

五、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观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不仅是教育与文化，此处单拿出白璧德的教育观来讨论，用《学衡》译文来解释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观，凸显的是教育的两大要义：学术技艺和文章政事。

学术技艺，用以安身，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技能，即“器”，使“穷则独善其身”成为可能。文章政事，用以立命，用现在的话来说，即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君子所应担当的道义，即以天下为己任。一个人只有成为君子，才有可能使“达则兼济天下”不至流于空谈。君子不器，君子应担当更为重要的经世致用之责，并不是说器是低贱的，一个肩负天下责任的君子，不应被一些针头线脑的杂事所干扰，不要大材小用。孔子不必分五谷，陈景润何需去挖土方。

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观是精英主义的，可以有效抵抗物欲横流的唯物价值观，“大学的目的应该是传承人类文化”。“大学必须坚守自己的根本目的，培养高质量的人，力求建造社会所需要的性格与智力贵族，以此来取代世袭贵族并与逐渐萌生的金钱贵族相抗衡。大学的指导精神既不应是人道主义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而应该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种精英主义教育观，对于传承人类文明、抵抗民粹主义所追求的向下的平等、“训练智慧与品格”，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在全民高烧中，无人吃得进去这种苦口良药，全社会充斥着“过把瘾就死”的短视心态，“以能改良生活与否为知识正确与否之准则，以苦乐利害关系，代是非同异关系，实有大谬不然者”。

代表新文化运动之主流的《新青年》，超溢出制度诉求和科学诉求，变异为文化诉求，而这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之正义”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确性才是根本，器物是末节。学习、补充西人之科学技术无可非议，但因学习末节而丢掉了根本，则得不偿失。科学救国论体现在极端层面，结果就是见利忘义，畸形发展，不顾道德，只论盈赚，科学上天，灵魂堕地。至此，人们才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白璧德的千岁之忧——“如果现代崇尚物质进步的趋势不加限制，人类文化终将面临毁灭”。生活在雾霾当中的人们，恐怕不仅要思考文明危机，还应思考人类本身的生存危机。

美国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度，各种思想包括大量的谬论都存在着，其现代教育倾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其短板是缺乏人文主义教育，而这方面正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斧正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不仅局限于校园内，而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切莫以为现实中国的教育是“中国的”，恰恰相反，它是外来的，是与传统中国的教育理念相悖逆的，“其发展是沿着西方的、而非东方的线索进行的”，诚如吴宓批评狭义新文化运动时所指出的：“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则必反而痛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白璧德人文主义，简单概括来说，是典型的换了包装的新瓶装老酒，出口转内销。学衡派所做，对于当时普遍丧失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实行疯狂虐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策略，也是保留核心正确性之文化根苗的善举，功不可没。

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加取舍地引进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欧美文化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所持价值观进行取舍，并且，即使是在价值判断上是正确的，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是否有变异，不可盲目效法，以避免像美国新式教育那样培养出一些“有能力而无顾忌的”人、“被各种机械捆绑在一起，但精神上却呈离心状态”的人，避免“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物质欲望僭夺文明之名”的畸形发展观。我这样说，并非拒绝西方文明，而是有取有舍，制度、自然科学方面，可以学习，“但必须保留传统观念中正确的核心认识”，而百多年来，正是丢掉了自身传统文化中最为精华的核心价值，盲目引进，无论GDP有多高，仍然丢失了自信，以当世小聪明，丢失万世大智慧。

乱世之中，“尚有为人类之道德精神尽力之人”，当读到吴宓先生痛悼王国维所写的日记等章节时，令人感叹不已。不见棺材不落泪，现今吃尽苦头的中国人，回过头去仔细打量那一段历史，后来的红色恐怖笼罩中国，知识分子遭劫难、饿死数千万、文革暴乱，种种大悲剧，只不过，是当年种下的种子，结了果而已——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当是之时，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左转，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当中，广义新文化运动之一员，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学衡派，力主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尤为可贵，以至对于现实中国、未来世界，仍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诚可谓精神之贵族，学界之典范。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为名利所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恪守良知，为文明守恒，令吾辈深感敬服。

在烟波浩淼的书海当中，这本《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以严谨的比照研究，细致周密地梳理了学衡派、学衡派思想的中心人物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学说，资料详实，理据清晰有力，论证严谨。是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不可多得的力作，是以奉为珍品，精研细读。过程中，张源不断给读者以惊喜，文字练达，语言流畅，叙述轻松，警句连连，触发联想，包括注释，常常让人眼前一亮，感触深时，不禁有戚戚之叹，有时，当读到前面的章句刚记录下来一点感悟，往后读，竟与刚才自己的感悟一样，读这样的书感觉就是——畅快淋漓——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

现今学界，浸透了浮躁之风，过把瘾就死，挖一锹就走，一时轰轰烈烈，转瞬浮浪漂萍。很庆幸，在这个思想大潮奔涌的时代，读到张源，她像岸边的山峰，物换星移，而不随波逐流，与粗糙浅薄的五四气质相反。她具有的是优雅端和的古典韵味，她以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这天，这海，这人间。有幸与她近距离接触，感受她治学之严谨之扎实，处世之恬淡之平和，思想之深邃之高远，可谓一帜独树，再怎么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一切和平的起点都是和平的个人。

政治是少数人的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