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作者﹕王充闾（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02日13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二日丁亥

          耶稣2016年9月2日

北京天坛的建筑结构融会了易经思想。天坛圜丘四天门的命名是由《易经》的《乾》卦而来﹐即“元﹑亨﹑利﹑贞”。

清华大学校训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来源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数千年来﹐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内蕴博大精深﹐万有齐备﹐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论述﹐阐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道理。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这是贯穿于《周易》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相生相发﹐相辅相成﹐三千多年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一言撮要﹐统括全局。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远古先哲富有预见性﹐既有由于天敌施虐﹑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人天之忧”﹐更有社会﹑人生﹑心灵方面的忧患﹐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

而其哲学基础﹐则是“泰极而否”“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变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谋﹑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动机。正是凭借着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断地发展进步﹐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直接导因则是对于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系辞》中明确指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始得平安﹐而慢易则必致倾覆﹐所以﹐必须惧以终始。这样﹐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

《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系辞》分析认为﹕“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休咎所持的态度。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目的在于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补过迁善﹐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周易》中《临》卦卦辞说﹕“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亨通顺利﹐则盛极而衰。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预）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变﹐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在《复》卦中﹐讲周而复始﹐物极必反﹐“反复其道”（卦辞）﹐强调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泰》卦中《九三》爻辞也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无平不陂﹐即平原都有坡坎。宋代李光在《读易详注》中解释说﹕“治乱存亡﹐安危之相﹐固如阴阳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乱﹐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岂有他哉﹖兢业以图之﹐危惧以处之﹐当治安而不忘乱亡之戒﹐则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也是一个陷阱。因此﹐当事业有成之时﹐古人总是提醒要特别惕戒。《既济》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就是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成功﹐否则起初吉利﹐最终还会紊乱不堪。《象》辞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虑而豫防之。”上水下火﹐一则通过加温﹐烹饪获得完成﹔二则相互制约﹐有利于健康发展。水火既济﹐象征事业成功﹐功德圆满。在这种情况下﹐君子总是虑远谋深﹐预防蹉跌失误﹔至于身处险境﹐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慎惧从事。《履》卦《九四》爻辞曰​​﹕“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祗要心存戒惧﹐小心应对﹐最终总会化凶为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被葛藤缠绕困住﹔臲卼──身在高危之处﹐心惴惴然。据李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困极之时﹐若曰动﹐必有悔﹔而不思变动﹐则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穷而思通﹐必济矣。”

谨言慎行﹐韬光养晦﹐也是应对恶劣境遇的一种策略。《坤》卦《六四》爻辞曰​​﹕“括囊﹐无咎无誉。”意为将口袋收紧﹐无获亦无失﹐虽然得不到赞誉﹐但可免遭灾难。所以﹐《象》辞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将口袋收紧﹐可以免遭灾难﹔谨言慎行﹐没有害处。《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应有所警惕﹐才可望安然无事。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错然者﹐警慎之貌也”﹐“以敬为务﹐辟其咎也”。综上所述﹐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祗要能心存戒惧﹐妥善处置﹐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根本问题在于慎终如始﹐时时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谨慎之道﹐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小中见大﹑因中见果﹐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坤》卦《初六》爻辞﹐有“履霜﹐坚冰至”之语。按照当代著名学者高亨的解释﹕“履霜﹐秋日之象也﹐坚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坚冰至'者﹐谓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喻事之有渐也。”关于“事之有渐”的道理﹐《易传·坤·文言》解释得至为深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字﹐历代学人有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古字“顺”“慎”通用﹐意为上述文字讲的是慎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照字面解释﹐就是顺乎自然规律。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程颐对此也有解释﹕“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不论哪种解释﹐说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要求人们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

关键在于“辨之于早”。就此﹐《系辞》引用孔夫子的话﹕“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微也﹐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征兆﹐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知几﹐强调于安乐之时早自为计﹐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对于泰的颠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这里涵盖了或者说体现了三方面的辩证思想﹑哲学智慧。首先﹐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基础之上﹐“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第二﹐是量变与质变规律﹐“事之有渐”“履霜﹐坚冰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第三﹐与质量互变规律紧密联结的因果律。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现象产生﹐结果则是其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

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

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忧患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宋人诗中有“一生忧患损天真”（欧阳修）﹑“少年忧患伤豪气”（王安石）﹑“忧患侵凌志气衰”（陆游）之句﹐说的都是人们面临忧患丛生的环境与际遇﹐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这一点不容否认。《系辞》中也说了﹕“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所以﹐面对忧患必须惊觉﹑警醒﹐这样就有望化危为机﹐否极泰来﹐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之古训﹐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自强不息﹑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

《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君子终日不懈﹐自强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不敢松懈。这样﹐即便遭遇险情﹐也可安然无恙。因此﹐其《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释为﹕“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现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天道的本质特征是健﹐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休无止。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恒》卦卦辞曰﹕“恒﹐亨。无咎。”恒﹐久也。像自然的恒常不变﹐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亨﹐意为亨通顺利﹐没有灾患。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树恒心。《彖》辞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利有攸往﹐说的是利于出行﹐有所作为。

《周易》卦爻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阐述。《乾》卦以龙为喻﹐或隐或显﹐或潜或跃﹐或升或飞﹐表现刚健有为﹑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奋发状态。著名学者曹础基就此作如下解读﹕

《周易》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象征天（即自然）的运行﹐为健（通乾﹐帛书作键）卦﹐君子效法它﹐自我发愤图强﹐永不停息。

《乾》卦中写了龙在不同阶段的形象﹕潜伏─开始出头─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跃跃欲试﹑大显身手─飞黄腾达─适可而止。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在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为中心话题发表演说。他说﹕“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周易》崇尚刚健﹐在《乾》《震》《豫》《大壮》《大畜》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大畜》卦《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高亨先生作注﹐曰﹕“天之道刚健﹐山之性厚实﹐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乾卦·文言》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看得出来﹐在《周易》中是把刚健与笃实﹑中正﹑纯粹这些可贵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弘扬了厚重诚笃﹑中正不倚﹑坦诚直率的风格﹑思想﹑信念。《大壮》卦辞曰﹕“大壮﹐利贞。”《彖》曰﹕“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壮而且大﹐壮而且正﹐展现一种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的奋进气概。

《周易》中所倡导的刚健有为﹐体现一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坚不可摧的崇高品格与顽强精神。《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须﹐意为等待。由于险阻在前﹐特别需要一种顽强﹑刚毅﹑健勇的奋斗精神﹔但应该静以待时﹐不能莽撞行事﹐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

说到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坚不可摧的顽强奋斗精神﹐人们会联想到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优秀学人。比如﹐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他忍辱苟活﹐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完成《史记》撰著。如同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半百之年﹐获释出狱﹐苦熬硬拼十四载﹐最后完成了这部史学杰作。同样的强者﹐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舍身求法﹐“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十有七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伟大抱负。明末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姜斋公行述》）。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周易》中倡导的这种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理念的民族。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用以警戒惕励自己。而这种创新求变的观念﹐又与产生于更早年代的阴阳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接下来﹐始编于殷周之际﹐作为上古巫文化遗存﹐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的《易经》﹔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产物﹑汇集解《易》作品的《易传》 ﹐更是进一步阐扬了这一理念。

创新的实质﹐是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说文》释“创”﹕“伤也﹐从刃”。“创”的原意是损伤。学者指出﹐《周易》中的创新图变精神体现在生生不已的创化﹑创造的流变之中。创新化育﹐不是单纯的量的叠加﹐而是通过除旧布新﹐实现新质的生成。《革》《鼎》二卦﹐充分体现了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

《革》卦《彖》曰﹕“泽中有火﹐革。”传统解卦﹐说是《革》卦属于异卦﹐按照卦象分析﹐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泽中有潜伏的火﹐水火相叠而交迸。水在上浇于下﹐火在下升于上。火旺水必乾﹐水大火将熄。二者相生相克﹐互不相容﹐急需变革﹐也必然出现变革。《乾》卦《文言》中亦有“乾道乃革”之语。革﹐就是变革﹑革新﹑革命。而《革》卦之后紧接着《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易传·杂卦》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强调的都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创新﹑创造﹑创化﹐乃天地之大德。《系辞》指出﹕“日新之谓盛德”。以“日新”为“盛德”﹐所强调的正是创新精神。又说﹕“天地之大德为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作为“天地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祗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创新﹑创造的指导原则是“顺天应人”。《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顺乎天”﹐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应乎人”﹐指顺应人民意志﹐切合社会需要﹑国情民心。对此﹐高亨解释说﹕“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必须应时之需要。天地应时而革﹐所以四时成。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革之应时﹐乃能成其大也。”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荀子关于“顺天应人”有如下解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古代先哲一致认为﹐“顺天应人”﹐这是改革﹑创新﹑革命所应遵循的准则。《周易》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

随时为变﹐随机应变﹐这是解读《周易》的象数爻辞﹐特别是创新﹑创造﹑创化意蕴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哲学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反映在认识上﹐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凡事以时间为本位﹐以时间统驭空间。“革之时﹐大矣哉”。《周易》中多处阐发“时”的观念。“时”﹐言简而意丰﹐一般理解为审时度势。《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明确指出﹐《周易》这部书绝非僵化的经典﹐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观实际为依归﹔也就是说﹐唯有因时而变才能适应客观实际需要。《周易》反复强调﹕“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辞）。所谓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钱穆语）。而动静﹑行止﹐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苟不知时﹐无以言变。

创新﹑创造﹑创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永葆进升态势﹑勃勃生机。哲学家方东美指出﹕“创新资源正是其原始的'始'﹐像一个能源大宝库﹐蕴藏有无限的动能﹐永不枯竭﹔一切创新在面临挫折困境时﹐就会重振大'道'﹐以滋润焦枯﹐因此﹐创新永远有新使命。纵然是艰难的使命﹐但永远有充分的生机在期待我们﹐激发我们发扬创造精神﹐创新的意义因此越来越扩大﹐创新的价值﹐也就在这创造流程中﹐越来越增进了。”

《升》卦《初六》爻辞﹕“允升﹐大吉”。进而上者曰升﹐亦有通达之意。《升》卦《彖》曰﹕“柔以时升。”意为以柔道而进﹐并顺合时机而进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处此时位﹐犹如树木从地上不断向上生长﹐木得地气滋养﹐所以上升。汉代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而且﹐这种生长一定是持续的。正如朱熹所言﹕“木一日不长﹐便将枯衰。”

说到朱夫子﹐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为开元寺题写的一副对联﹕“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笔下的飞鸟﹑游鱼生意盎然﹐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活泼的意趣。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上联是说﹐有意不除去庭院中的野草﹐为的是欣赏它的盎然生机和盈盈绿意﹔下联讲﹐爱养盆鱼﹐是因为通过它们可以亲近自然﹐领悟人生的乐趣﹐进而识得造化的玄机。对联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称赏﹐特意给自己取号为“不除庭草斋夫”。朱﹑曾两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的典故﹕程颢书斋窗前﹐茂草芊芊﹐覆阶掩砌。有的朋友劝他加以芟锄﹐他说﹕“那可不行﹗我留着这些青青茂草﹐是为了经常能见到造物生意。”程颢还曾在盆中养游鱼数尾﹐读书﹑讲学之余﹐时往观之。有的朋友问他﹕“几头小鱼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要观赏万物生生自得之意。”这些典章﹑故事﹐在《宋元学案》和《河南程氏遗书》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求新﹑求变﹐既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

清代诗人赵翼的七绝﹐热情地咏赞了这种创生变化中所体现的化机与生意﹕“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