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分歧与争鸣

——读“陆象山论王荆公四则”笔记

作者：管技本（同济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六日辛卯

          耶稣2016年9月6日

近日关于民间读经之负面问题的讨论，笔者身处其中，拜读各方诤言，颇受震动，而随着讨论愈演愈烈，大量的批评与反驳渐渐激而不平，乃至近于党同伐异，令人甚为疑惑。忽然回忆起数年前曾读《陆九渊集》，以为集中所载千年前陆象山评价王荆公变法得失的四篇文字，放到今日讨论中，亦以足以发各方深思。故因象山之论随文批注，为推动读经之良性发展抛砖引玉，还望诸君勿笑。

1.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陆九渊集》 卷十九）

唐虞三代之时，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伊尹：商汤之臣，曾为商汤奔走于夏；三仁：微子，商纣王庶兄，见纣无道，早去（离开）之；箕子、比干，皆为商纣王叔父。箕子佯狂为奴，比干以谏见杀。】。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东周末年，王者之迹熄，先王之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黄石公，曾授张良《太公兵法》；盖公，曾助曹参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汉高帝、惠帝时，天下之得以休养生息，至文帝、景帝时仍得其利，皆在重用黄老之术】。自夫子之皇皇【《孟子》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沮溺接舆之徒【长沮、桀溺、接舆，皆为隐士，与孔子同时】，固已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藐然：远不可及】，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象山自谓其学得自《孟子》，盖有超越汉唐，直接孔孟意】。

 裕陵【宋神宗赵顼，葬于永裕陵】之得公【王安石，受封荆国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微小】，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王荆公劝谏神宗为君当学尧舜，神宗亦期望荆公辅佐自己成为尧舜】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曾公亮，同朝大臣，受封鲁国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曾鲁公以为王荆公之所以“杀身以报”，是因为神宗对其有知遇之恩，此说不足处在于“若神宗不复前般热忱，则王荆公是否还应当‘杀身以报’？”荆公之回应，则是知道“杀身以报”是基于自家羞恶之心，非为神宗，得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意，与《孟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亦是一脉相承。近世梁漱溟先生以为中国精神可归于二，其中一条即是“相与之情厚”，于此君臣可得一证】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 

昭陵【宋仁宗赵祯，神宗祖父，葬于永昭陵】之日，使还献书【盖指王荆公《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亦称“万言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覈【覈he，验也】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荆公谏君、治国一本于“先王法度”。此同 “……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之说（《宋史·王安石传》）】。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前两者皆指王荆公以个人好恶用人】，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此两者皆以为王荆公前后不一，而象山不同此说】。气之相迕【迕，逆也】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zi，相毀曰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张方平， “王安石弛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钱日耗。方平极论其害，请诘安石：‘举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采其言。”（《宋史·张方平传》）】、吕公献可【吕诲，“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 （《宋史·王安石传》）】、苏公明允【苏洵，“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宋史·王安石传》）】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象山以为三人之说有则有矣，然未必尽如其所言】。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蘄qi，求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讙huan，同“欢”，喧也】哗，行之未幾，天下汹汹，公方秉执周礼精白【“精诚”意】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憸xian狡jiao，奸诈之辈】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书》云：“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领袖、先驱失察懈怠，其害尤甚。果如前文所述，王荆公饱读诗书、质志高卓，尚难免为小人所乘附，今之读经推广势若燎原，批评者中固有不学而恶意谩骂发泄者，置之不理可也，然则于真知、善意者亦一概不理，可乎？于滥竽充数者一以纳之，可乎？又批评读经推广之众人，古来大小变革，少有一帆风顺者，以奸小之附而谓读经尽错，可乎？以己身之不修、己学之不笃而居高临下、指手画脚，批判中又无几分建设性意见，可乎？若论证据、实例，双方皆举之不穷；若言读经方法之有理无理，其理论亦各有所宗，不作釜底抽薪则难使人口服；进而言之，纵使有理且精，使对方哑口无言， 碍于人情不通、好恶难平，反成文中君子之去。荆公与神宗情通而理达，故能君臣一心、力推改革；荆公以气性好恶而隔绝忠良，而使小人横行，则由情之不通而“比而不周”。今时今日，能以自修为本，又力推读经于体制内，兼以善意、理性沟通体制外读经事业若无竟寓先生诸公者，委实不多。苟乏其诚，又学不为己，难服人心，终成意气之争，以意气之争而各毁长城、玉石俱焚，大为经典复兴之憾】；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礼记·大学》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成见在胸，难复客观，先王法度固有之，王荆公亦自有其“先王法度”，同名而异出。今之批评读经者，不少人从未耐心通读过一本经典，反而基于五四之浅薄论调、乃至十年动荡期间颠倒黑白之宣传材料对传统文化大肆攻击，与滥杀无辜何异？又今之推广读经者，若凭一成见而割裂古人读书法乃至窜乱佛道，亦当三思。】？献纳未幾，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简易也【象山推重易简之道，于鹅湖朱陆和诗中尤为明显，王荆公以为尚先王法度而可为简易，亦有视“易简”为儒学正宗气味在，如此，朱、陆于评价荆公上差异之大，更有学理分歧在】。”熙宁之政，粹【粹，古同“萃”，意若“集中”】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大学》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神宗以“简易”诘难荆公之政，荆公以固执法度相搪塞，其“修立法度乃所以简易”之说，与《孟子》“枉尺直寻”之说同一根源。象山与荆公学同一脉，知王荆公之病可谓深矣，其论拨云见日，观古人评人论事，罕见如此透辟者。医家有“治标”与“治本”，今日推广民间读经者，病灶果何在？直击病灶，或为善意劝谏者当务之急】。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本末之说。今之诟病读经界乱象横生，师资未能完备乃一大原因。释家有云：“正人说邪法，邪法亦随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亦随邪。”同以纯粹背诵为法，季谦先生、空山先生或可，而心思敛财者不可，仅有一腔热血者亦不可。盖老师之为老师，不只是因为其有知识、通教学技能，其于言传之外尚有身教。幼儿虽短于以经验分辨贤否，却长于直觉感受，教师有诚于中则必形见于外，于声音气息、语言动作中，无所遁形。孩童长于直觉感受且热衷模仿成年人，对塾师的印象，极易成为其日后判断经典真伪的“证据”，“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授经而身不正，不知读经何能。近闻民间读经圈已经开始主动反思并试着解决这一问题，甚为可喜】。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书》云：“同力度德，同德度义。”义者，宜也。乾有六位，不度其时，则虽有龙德亦不免上九亢悔。自我的奋斗，历史的进程，诸方因素缺一不可。今日之义务教育，脱胎于近代欧洲军国主义培养，重批量化而难免僵硬、功利，然历经百年，已与社会血肉融合、成为今人的人生标配，国家制定法律、政策亦多以此为基础，此天时也。自“孟母堂”案起，反对读经者，亦尝以其违反《义务教育法》为说。从特殊时代全民抵制国学到今日政府重新重视国学并将国学引入体制内课程，环境的变化使得体制内读经具备了全新的机遇，体制内外一同发力，足以令人期待】。其于当时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失时也】。

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心怀善意、意在妥善解决问题者，即所谓平者，而将发泄情绪置于解决问题之上者，立场与前者相同，其实质不过是激者。一些批评者求简单、求快、发泄私意的心态与一些捍卫者对其人生意义的保护、迷信殉道情怀已逐渐让形势失控，将这一讨论变成了一场新的狂欢，正如之前每一个站队式的话题下，键盘侠们的纷争一样】。元佑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夫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事实自是事实，而用事实说理者未必有理】。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象山自双方人情之失分析朝局形势恶化】。元佑诸公【元佑，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即位时年仅九岁。诸公，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恢复旧法，重新起用反王之保守派诸臣，如司马光等】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文，美饰】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要在用政之人】。绍圣【宋哲宗在位时的第二个年号】用事之人如彼其杰，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复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崇宁，宋徽宗年号；奸，徽宗所重用蔡京等人】，实元佑三馆之储【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储备人才之所。神宗熙宁三年，蔡京登进士第】；元丰【宋神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之末，附丽匪人，自为定策，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王荆公用人不慎，深受其害】。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近世何世，果两宋耶？学者何者，果群臣耶？】。

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修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民间迷信所建之淫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人走茶凉，后世忌讳如斯】。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随声是非之害，甚于是非之害本身】。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象山于识人论事上自有高明处，虽分道扬镳如朱子，于白鹿洞书院讲利义之辩时亦不惜“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隠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之辞】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淳熙十有五年岁次戊申正月初吉 邦人陆某记

2象山语录下

读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切中荆公病症所在】。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当时辟介甫者，无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变”【隔靴搔痒，适得其反】。夫尧之法，舜尝变之，舜之法，禹尝变之。祖宗法自有当变者，使其所变果善，何嫌于同？古者道徳一，风俗同，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同古者适所以为羙【羙，古同“美”】，惜乎无以此辟之，但云“祖宗法不可变”。介甫才高，如何便伏【今之群情汹汹，而能切中民间读经问题者不多。人之学有传承，又久为教授，批评若非入情入理，其必不服】？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或言介甫不当言利，夫《周官》一书，理财者居半。冢宰制国用，理财正辞，古人何尝不理会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谓利耳，不论此而以言利遏之，彼岂无辞？所以卒至于无奈他何处【此亦浅薄批评之害】。或问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

3.与钱伯同 二（陆九渊集 卷九）

“……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神宗】，君臣议论，未尝以尧舜相期。独其学不造本原，而悉精毕力于其末，故至于败。今去古既远，虽当世之君子，往往不免安常习故之患【自此则僵化而未能与时俱进】，故荆公一切指为流俗。于是排者蜂起，极诋訾之言，不复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坚神庙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当时诋排之人当与荆公共分其罪。此学不明，至今吠声者日以益众，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败，为日之久，莫有敢一举手者，亦习俗使然耳。”

4.与薛象先（陆九渊集 卷十三）

“……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远，适足以败天下【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以为人之有才无德，其害甚于有德无才，或有关联】。《祠堂记》中论之详矣，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当时诸贤盖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说，最为浅陋。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况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卤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原，《论》、《孟》中皆见之，独未见其排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异”字与“同”字为对，有同而后有异。孟子曰：“耳有同听，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节。”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岂容不同？不同此理则为异端矣【同在人心之天理，不在天理应时而显化之表征】。熙宁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说，裕陵固尝以诘荆公，公对以道徳一、风俗同之说，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则荆公之说行，岂独荆公之罪哉？近见台评复尾尚同之説，以胡君之淳慤【慤que，谨也】无他，议论犹如此，他尚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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