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典的经典解读标本——评《丧家狗——我读〈论语〉》（秋风）

孔子突然热起来了。于丹女士在说什么，不是十分清楚，因为没有读过她的畅销书。但李零教授的著作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就像很多论者所说，李零以其杰出的语言、历史功底，为阅读《论语》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文本。不仅如此，李零在解读过程中，也是议论横生，甚至大讲俏皮话。《丧家狗》一书读来，或许竟然比于丹女士的畅销书更轻松。

　　不过，恰恰是这些出彩儿的地方，令人怀疑，今天这个时代，包括博学如李零教授者，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阅读孔子，阅读一部作为经典的《论语》。

孔子、经与经学

　　《论语》被公认为群经之首。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者说“经”之所以为“经”，前提是人们普遍信奉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上存在某种永恒而普遍的东西，某些人——就是圣人，由于某种原因系统地阐述了真理，而制作出“经”。这些经典包含着世间万物的法则，其中包括了法治与宪政所需要的基本规则。后人如果要把握永恒，寻找真理，或者寻找善治，那自然地就需要从经入手。

　　长期以来，人们承认，《论语》就是这样一部经。在周的礼治秩序下，人是不平等的，但却是自由的。孔子眼见得周的礼治秩序崩溃，所谓王道衰微、霸道兴起，政治正在迅速地滑向“强权即真理”（Mightis Right）——李零教授所说的“兵以诈立”，其实就是礼崩乐坏的重要象征。面对这种情势，孔子试图通过对古典的重新阐释，发明优良政治的基本运作原理，其核心就是，用礼、至少是用蕴涵于其中的仁，重新捆缚住那种已经显示出纯任实力、肆无忌惮的权力。他的设想是否奏效，是另一回事，但孔子所讨论的问题，乃是人们思考的永恒主题，而他也提出一整套进行这种讨论的话语体系。

　　后人之所以把孔子奉为圣人，大约正因为这两者。李零教授质疑“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有效性。但其实，古人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事情是明摆着的，哪怕是为了应科举之试，士子们也需要阅读更多著作，更不要说治国平天下了。推测起来，“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一句政治谚语而已。意思不过是说，政治及社会的治理不完全是权力之事，而是有原则的，原则之大部分就蕴涵在《论语》中。《论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宪法原则汇编，因而，治理活动必须不断回归《论语》，以其作为标准、作为原则。

　　后人解孔，亦正在于探究孔子曾经揭示过的真理，利用孔子提供的话语体系展开治理问题的讨论也是经济的。因此，面对着现实问题，古人回到经书中，依据原则，进行讨论、设计。古人把自己的智力和激情投入到对经的研究和阐释中，但由此生产出来的知识、观念，却会对现实的政制、伦理、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道统、学统是古代宪制的构成性要素。古代政制演变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视为孔子设想的“君子”或者“士”，以经中所蕴涵的原则，重新设计政制与政策的历程。董仲舒的公羊学解释，直接启动了汉代的政制转型。余英时先生也曾深入地分析了宋学与当时“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宪制安排的密切关系。

　　近世中国思想学术现代化，悲剧性地以经学之崩溃为起点。彼时的先进分子看到的是西方世俗学术圈中“科学的”学科体系，如获至宝，匆忙加以模仿、对接、照搬。这些人士几乎完全忽略了西方世界一直绵延不断的神学传统，也完全忽略了西方现代学术与古典、中世纪的连续性，忽略了现代性中的古典性。据此，人们用现代学科把孔子及古代学术劈开，比如，人们热烈地研究孔子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或讨论所谓的中国“哲学”史。

　　经学传统的断裂，导致了中国现代学者讨论伦理、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话语体系的断裂。话语体系的断裂反过来又让人们无法理解孔子及整个经学讨论的含义，尤其无法设想其对于现实的相关性。于是，古代思想被博物馆化，古代的思想与今天无关了，甚至，仅仅是今天的一种负担，是一种需要摆脱的旧体制。回想一下西人关于西方整个哲学史、思想史就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注解，则中西在这方面的对比是触目惊心的。

　　李零的这本《丧家狗》，则是明确地致力于将孔子及其思想博物馆化的一个最新成果。

关于孔子的知识分子想象

　　李零声称自己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很多论者也因为对李零的小学功底十分了解而盛赞李零确实“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纯属想当然耳。

　　从理论上说，要做到字面意义的“还原”，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历史不可能被恢复。每一位还原者所还原的，不过是自己心中的孔子，依据着自己的立场、预设，他的一切解释、还原都是由此出发的。——这些是解释学的常识，毋庸多说。就此而言，李零教授当然可以鄙视朱子、钱穆等人对孔子的解释，他说，那其中充满了偏见。

　　但是，承认还原的不可能性，并不等于说，解孔就不可能。这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解释的限度。不过，各人解释不同，也不等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不同的解释中，读者可以进行某种比较、取舍，而对文本及其作者的思想，作一种相对合理的理解。在此，最为要紧的是解释者本身的预设，是否具有相对合理，及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知识。

　　那么，李零的解释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孔子的有效的知识？为此，需要考察李零解孔的预设。对此，他倒是说得十分清楚：“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容我坦率地说，依据这样的预设所解之孔子，也许是离历史真相最遥远的。

　　孔子的自我定位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现代有人说孔子是思想家、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尽管同样很不恰切，但还都稍微靠点谱儿。只是，知识分子们都知道，“知识分子”是个现代现象，大约盛产于理性启蒙阶段及启蒙之后的法国、俄罗斯——还有现代中国。孔子在讨论其政治、道德、社会理论时，确实特别地谈到了一种人——“君子”。孔子以后的科举时代，中国有一个“士大夫”群体。不论是君子，还是士大夫，都有点“疑似”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受过教育，也好发议论。但是，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感的人都明白，孔子不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都没有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那么，李零试图理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孔子的“心”，差不多就是不着边际的事情。

　　现代人或许真的没有必要把孔子当成圣人来理解。李零要“去圣化”，不想让孔子看起来像圣人，这本来就是十分时髦的事情，也是他的学术自由。但孔子的角色是否只能在圣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没有别的可能？李零似乎正是这样想的。他把孔子从圣人的台上拉下来后，直接就放到了知识分子的模子里。孔子就自然地具有了李零所想象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可爱之处，可悲之处，以及可恨之处。

　　这或许只能说明一点：李零自己就是一位典型的启蒙后知识分子。李零在序言中再三表示对某些知识分子的深恶痛绝，并且认为他们丧失了其他人的淳朴而更加邪恶。这种看法，与王朔、王小波如出一辙。事实上，法国、俄罗斯历史上的某些知识分子，向来喜欢把不同意自己见解的其他知识分子视为最邪恶的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曾经流行一时。带着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同伙说不清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李零确实消除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性。

　　但是，孔子之所以不再是圣人，不是因为孔子的心智不够伟大，而仅仅因为，李零先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不去探究孔子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他眼里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阅读经典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

　　李零与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粹知识分子一样，最终仍然坚信，理性寄存在自己身上。别人——其实就是所有不赞成他们想法的人，都需要由他们来开启其蒙昧。这个别人，当然包括古人，古代的圣人也不例外。具有现代知识分子心智的人是不可能把经典当作经典解读的。而中国现代学人几乎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启蒙后知识分子。他们的根本信条是：怀疑一切，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天平上去衡量。这里的理性，当然是知识分子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是至高无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是历史主义者。他们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希望在未来。所以，现代知识分子都是自恋者，他们坚信，自己的时代再丑恶，也总比古人更先进。现代历史学向我们叙述了一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图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赋予了知识分子傲慢的本钱，仅仅因为生在今天，所以，他就可以鄙视古人——李零著作的副标题是“我”读《论语》，“我”比《论语》更重要，因为，我比《论语》更先进。

　　但这样一来，“我”当然不可能去解读经典，“我”不过是在自说自话。在知识分子看来，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是自己的理性，理性对于一切的怀疑。启蒙后知识分子对孔子、以及所有经典的所谓解释、“还原”，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动作：运用自己的理性，戳破神话，把伟大还原为庸俗，用经济人的理性来解释一切。这几乎是一种知识惯例。整理国故者在这样做，古史辨派在这样做。

　　李零教授在《丧家狗》一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与前二者几乎相同。他的结论是，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只是一条有一点点理想、但找不到实现渠道、因而牢骚满腹的“丧家狗”而已。圣人是学生吹捧出来、是后世的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而人为树立起来的，是一场骗局——这话听起来十分耳熟。《论语》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不过是一些讲课笔录零乱地编辑在一起而已。孔子所说的那些话，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可以索解，无非就是发发牢骚、骂骂学生、对时局、人物发表点怪论而已。李零甚至吝啬到不愿称孔子是思想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哲学家——这也难怪，相比于启蒙后学者们自大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大套著述，孔子的著述何足道哉。

　　一个绝对地怀疑经典价值的人，其解读经典当然就是摧毁经典。李零教授对于自己把孔子还原成为一个他心目中的普通知识分子，十分自豪。问题是，如此我们便向着历史的真实逼近了一步了吗？令人怀疑。顾颉刚先生曾经兴奋地揭示说，大禹是一条虫。但是，这个貌似科学的客观知识，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毫无意义。取消大禹，并不能让围绕着大禹神话的种种解说消失。而这个神话本身，及后人的解说，对于古代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关于大禹的“神话”本身，及后人的解说，恰恰是重要的、需要严肃对待的事实。社会科学中的事实，其实正是这类主观事实，哪怕是虚构的事实。忽略了种种类似的事实，比如，忽略孔子被人们奉为圣人的事实，我们将无法完整地理解自孔子以来的历史。把孔子还原成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究竟是在还原历史，还是抽刀切断历史？

　　李零对《论语》的解读，是一个现代性标本——但很可能也是最后的标本。在“老先生们”断档的时候，现代性解读赤裸裸地表现了自己的独断、傲慢与荒唐。这或许可以让很多具有启蒙情怀者再次享受解构的狂喜，不过，这种解读终究只是启蒙后知识分子的自恋游戏而已。诚挚地面对历史、面对经典、面对先贤的心智，已经作为对启蒙的反拨，在学术界悄然复兴：确实，如果我们不愿同情地解读经书，或者丧失阅读经典的能力，那我们何以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了解永恒的原则，从而寻获一种美好的生活？

　　这也正是李零的解读遭遇激烈批评的原因，尽管很多批评可谓激情多于理性。但是，李零的反经典的解读，有可能激发出一场经典解读的反启蒙运动。而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确实需要这么一场反启蒙的知识解放运动，摆脱启蒙对人的心智的奴役，这种奴役妨碍知识人认真对待中国自己伟大的知识与制度传统，也使其懒于辨析西方传统的丰富性。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8-1（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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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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