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作者简介:梁涛,男,西历一九六五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孔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化部“孔子文化奖”推选委员会委员,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儒学 史、经学史、出土简帛等,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孟子解读》、《儒家道统说新探》等,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入选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四个一批”社科理论人才等。 |
用“新四书”重建儒学的经学体系
作者:梁涛
来源:腾讯思享会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九日甲辰
耶稣2016年9月19日
在政治立规上,儒学发展有几个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大家看过王国维的《殷商制度论》,里面提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个最大的变革就是“周公立规”。
周公,姬姓,周氏,名旦,谥文。周文王第四子。 西周初年政治家。图为清人绘的周公画像。
还有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不能说是立规,但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孔孟荀为未来的政治立规做了理论设计。
再一个是董仲舒在汉代提倡“独尊儒术”,用儒家的“公羊学”重新建立起一套政治儒学,用以解决政治立规的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不要把董仲舒的影响看得太大,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汉武帝对儒学基本是利用,不论是在人才的任用上,还是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儒家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专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大师。
董仲舒提出“屈君以申天”,想以神学化的天来限制君权,但实际根本行不通。董仲舒、儒家影响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是后来的事情。汉代儒学可以说是“阳儒阴法”,儒学为帝制的合法性提供了论证,而实际的运作则是法家那一套。
第四个阶段是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北宋儒学是政治儒学,就是政治立规,探索一套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学,还是三苏的蜀学、司马光的涑学、张载的关学,都是着眼于制度变革,是外王之学。可是,从北宋儒学到南宋儒学,出现了内在的转向,越来越偏向心性,最后落在程朱理学上,朱熹成为集大成者。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尊称朱子。
为什么宋代儒学最终选择的是程朱理学?当然原因很多,但从政治立规的角度看,是北宋政治变革遇到挫折后的无奈之举。北宋王安石新学是要变法,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但变法的后果却是出现了激烈的党争。必须承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很严重的缺陷。你可以说他们个人道德品质都很高尚,都以清流、君子自居,可是一进入政治领域,却往往变成了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新党上台,将旧党的人贬官、流放,而旧党执政后,又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压新党人物。这样经过几次折腾,北宋的气数已尽,终于被外族灭亡了。
所以,到了南宋高宗赵构上台后,就宣布以后谁不准再提变法了,如果提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是死罪!这样政治变革的大门关闭了,儒学被逼向了心性,将道德修养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走上了一条通过自我转化进而社会转化的道路,这就是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
朱熹《四书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于山东博物馆。
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是道统说,认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存在着一个道统谱系,那么之后是谁继承了道统呢?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作品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就是四书的由来。那么,朱熹等儒者为什么认为只有孔、曾、思、孟才是真正继承、传播道统呢?这是因为他将道统的内容看作是仁义,仁义又体现在心性上,以此为标准,自然将强调隆礼重法的荀子,重视政治立规的汉代儒学排除在外了。
但是儒家的道统能否仅仅归为仁义呢?显然是不能的,儒家是内圣外王之学,包括了仁与礼两个方面,既讲天道性命,也重视礼乐刑政,也就是政治立规,是二者的统一,只强调其中一面都是片面的。
儒家的先师孔子
按照传统道统论的看法,人们总以为儒学是一线单传,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其实不是。前些年郭店竹简子思遗籍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子思的思想对荀子也产生过影响,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好不好?有好处,那就是深化。孟子弘扬了孔子的仁学,提出性善说、民本说、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等等,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提出性恶心善说、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等思想,他们分别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深化了。但分化不好的地方是窄化,孟、荀各取一隅,各执一词,并在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把一个内外兼备完整的儒学窄化了。
最近几年我关注儒家道统问题,提出“新道统”,就是想解决以往儒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仁礼关系这一千年儒学未解之难题。“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只讲天道性命、心性修养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到礼乐刑政、外王事业。古代圣贤、儒者很早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以天道性命为礼乐刑政的形上依据,以礼乐刑政为天道性命的具体落实,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正是儒学富有生命力的地方。
陆九渊(左)与王守仁(右)开创心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儒学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似并没有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确立以及后来阳明学的兴起,越来越偏向内在心性,走了一条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这与传统道统说及四书体系的局限是密切相关的。我提出“新道统”、“新四书”就是要克服这种局限,建构内外兼备、内圣外王统一的新儒学体系,为政治立规提供理论根据。新四书是指《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其中,与传统四书的一个不同是增加了《荀子》,《荀子》是儒家的外王之学,是政治儒学,缺了《荀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是不完整的。不过荀子虽然建构起儒学的外王理论体系,但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古典版本,自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所以还有待发展,有待融合自由、权利、平等的价值原则,而融合了自由、权利、平等价值原则的儒学才是真正的新儒学。从这一点看,我是大陆新儒家,不过我是自由的大陆新儒家。
注: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政治立规”活动发言实录。文中图片皆系编辑所加,图片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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