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读经少年：不当牺牲品，也不愿被利用为反经典工具

作者：张嘉瑜 谢飞君

来源： 上海观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三戊申

          耶稣2016年9月23日

和泽书院学生上晚自习。由受访者提供 

摘要

历经对读经教育的崇拜、迷茫、质疑和反思，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归。

9月18日13时30分，同济大学彰武北大楼207教室内，是最近被称为“掀起读经教育大讨论”的柯小刚教授的《中国思想原典》课。蓄着浓密胡须、身穿中式汉服的他，并不认同是自己掀起了此番讨论，但随着他的一篇篇反思文章发出，好些读经少年找来，试图为迷惘的未来寻一点方向。

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在课堂上。张嘉瑜 摄

当天课上，有3位读经少年。坐在第一排正中的赵江离已旁听两年大学课程，她身旁的钱木兰是在读经书院时的同学。课前的等待时间，她俩拿着一本繁体字竖排版的《中庸大义》讨论还能背多少。由于是旁听生，她们和同学不熟，但孙伯庸进教室时，彼此熟络地打了招呼。

事实上，孙伯庸到上海才第6天，觉得亲近只因都是读经少年。父母曾为他们选择了一条脱离体制教育的路，在各地的私塾、书院求学，用背诵的方式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期达到读经教育知名倡导者王财贵教授口中“成大才”的目标。而今，历经对读经教育崇拜、迷茫、质疑和反思，他们试图通过努力参加自考回归体制教育。

曾经的读经少年至今仍说热爱经典，但不得不离开；各地的读经学堂从源头上说几乎都起自王财贵，但十多年过去，陷入方法之争，有人从狂热的追随者变成强烈的反对者；而想远离体制教育焦虑感的家长，又被“成大才”的愿景激发起更大焦虑——

反差，充斥在读经教育的整个链条。

少年“出走”

这是一个以背诵数量为标准的体系，曾每天上课近10小时，唯一内容就是背诵

 “你难以想象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冒险。”18岁的赵江离，鹅蛋脸，有种古典的美。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入学堂前都带着某种决绝，因此，当孩子反馈不满时，多数家长更认同学堂的观点：“成大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3岁，即初中二年级时，赵江离进入北京在谦学堂。这所封闭式全日制读经学堂，是读经界颇有名气的“纯派”学堂。“纯派”宣扬“纯读经”，要求学生“老实大量读经，包本背诵（一字不差背诵整部经典）”，以包本30万字进入“纯派”领袖王财贵的文礼书院为最高目标。

包本30万字，具体是指背诵20万字的中文典籍和10万词的英文典籍，以录像视频记录、呈交成果。而所谓“老实大量”，要求学生在“老师不讲解，自己不理解”的情况下，尽量多遍纯读来诵背经典。待进入文礼书院后，再统一听王财贵“解经”。是为纯派的“十年读经，十年解经”。

由于赵江离入学堂的年龄偏大，忍不住和同学讨论读经出路，老师因此经常要求她不要“煽动”年纪小的孩子。但她背诵成果不错，被分到优生聚集的自修班。在自修班，赵江离遇到小她两岁的钱木兰，后者在11岁上完五年级后进入在谦学堂，因为“读书不走神，最乖”而被老师指定为班长。

赵江离和钱木兰每天上课近10小时，唯一内容就是背诵。“所有同学都坐在板凳上，诵读时必须指读，眼睛只能盯着书，有人进教室都不能抬头。”同学们戏谑为“呆若木鸡”。

老师告诫他们，“想意思是不够专注，千万不能想意思”。但真正能做到“纯读经”的，只有三四岁就进书院的孩子。“他们不认字，也没人教，只能靠听读经机来背音节。”钱木兰说，课堂管理非常严格，而且5年间越来越严格。“一个半小时的课可以去1次厕所，上厕所要签字，不能说话也不能笑。”

“感恩天地自然、祖国人民、父母老师……”老师对赵江离说，生病不能告诉父母，因为会让父母担心，不是“感恩”行为。一次，被迫在冰天雪地跑步的赵江离咳嗽了一个月，但老师几乎无视，直到最后查出哮喘，母亲才意识到严重性，把她从学堂接走。“家长们总觉得孩子能够得到足够照顾，学堂的老师是出于好意严加管教。”

孩子们不停诵读，然而，“遗忘是不可抗拒的”。孙伯庸背过3遍《四书》，“反复经历从滚瓜烂熟到彻底忘光”。钱木兰每次背完就立刻做记号，否则几天后再看，对是否背过毫无印象；她从最初的轻松（不需要学其它科目），转而觉得“痛苦，再呆就疯了”。

这是一个以背诵数量为衡量标准的体系。5年，钱木兰背完了7万字左右的《四书》和《老子庄子选》；赵江离在3年内背完共六七万字的《四书》、《诗经》、《唐诗三百首》、《老子》和《诗歌词曲选》。她俩都佩服孙伯庸，因为他用9年背了20多万字，曾用一年背出了14万字的佛经，要不是缺少英文背诵，他可以进文礼学院。

19岁的孙伯庸最后选择离开，是因为看不到未来。他10岁时进了北京一所读经私塾，先后在4个省的5个读经学堂求学，是很多读经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但他无法回答心中疑惑：未来的路在哪里？

孙伯庸发觉，有的学堂里不同派别的人会吵架，有的学堂会教些解经，还有的学堂会带学生暴走数十公里，“可都没有系统规划，老师的流动性也很大”。他曾听说一个培养学生去斯里兰卡某大学深造的规划，后来发现并无下文。

当与不同老师聊未来时，他有时得到的答案是“只要把经读好，想做什么都可以”，有时是“读经想着干什么就别读了”，还有时是“你可以回来帮我”。那是孙伯庸怀疑背诵经典意义的开始。那一年，他15岁。

琢磨出路时，赵江离也忍不住想：“我们不能除了志向，什么都没有。”

读经少女旁听大学课程。张嘉瑜 摄

学者反思

“阿猫阿狗”都能当老师，只要会按读经机就可以？

应大家请求，孙伯庸不紧不慢地背诵起一段佛经。此时，路边小店内人声鼎沸、热气蔓延，而孙伯庸散发出的温和沉静，让人能够想象他当年在深山里坐在树上背诵的样子。

读经少年，即便已离开书院，仍会有印记留下。而正是这种听到典籍从少年口中流淌的欣慰感，带给了家长最初的感动。也因此，即便有早期的家长反思，也不影响新的家长把孩子送来。毕竟，这里有一条读经家长公认的光明之路——进入读经界的“清华北大”文礼书院，成为王财贵亲自解经的学生，成大才。

最大的分歧恰恰在于此。因为“包本30万字就能进‘文礼’”，很多纯派学堂有“阿猫阿狗论”，意思是阿猫阿狗都能当老师，只要会按读经机就可以。

学堂教师的素质问题，早在2006年7月，中国开心文化书院院长顾瑞荣就当面和王财贵提过。因为属于相同领域，10多年前，顾瑞荣就认识王财贵。顾瑞荣还有一个身份是全球读经教育研究会理事，而研究会就是王财贵创办的。“我认同王教授在提出‘老实大量读经’之前的所有倡导和努力，并且非常尊重。但他把‘老实大量’提高到孩子一天读10小时，对孩子杀伤力很大，加上文礼书院的选拔标准，更让读经教育走向歧途。”

王财贵在老师问题上明确表示：这一行谁喜欢都可以干，是一个将就之计，但老师的素质，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提高。

柯小刚也说，读经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老师。他的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一直在办国学师资公益培训班，但和快速发展的读经市场比起来，杯水车薪。

学堂老师管得更多的是纪律，是督促读经。据顾瑞荣的调查，纯读经、包本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不少学生出现高度近视、声带受损、腰部受损、尿失禁、晕厥、发育不良等问题，在心理上也显现出自闭、焦虑、抑郁、狂躁等状况。

对于很多学堂“孩子读经后定力加深”的说法，顾瑞荣直言是“思维渐趋凝滞”。他有位朋友见过某些学堂退下来的孩子，十多岁的人，却不耐烦看文字书，只爱看图画小人书。他指出，家长之所以高兴，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孩子安顺了，省下许多麻烦，加上封闭式学堂，一年才见那么几回，被堂主们“定力”“内慧”说几句，就高兴得连说感恩。

柯小刚的反对则是因为纯读经本身的价值，“纯派学堂的孩子从3岁到13岁整整十年中，只靠听读经机来背音节，不允许提问、讨论和理解。有的孩子会背莎士比亚，却不会说‘How are you’。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背诵。”赵江离和钱木兰所在学堂，有两位从小读经的孩子，到10岁了，“一个字在这句话里连着读认识，到别的地方就不认识”。

“很多家长，是想孩子成为王教授所说的‘大才’，而因为期望高，等出了问题，更加不甘。”赵江离说。

顾瑞荣也发现，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为孩子选择读经之路的家长一方面像“祥林嫂”一样诉苦，另一方面又怕被读经圈外的人知道。“很大一部分家长选择沉默，因此，很多对于读经教育方式的争论限于读经圈内。”

开心书院院长顾瑞荣给成年学生讲道德经。由受访者提供

读经经济

关于读经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也意味着对读经生源的争夺

“批易建难。”同样是反对纯读经，赵升君却觉得单纯批驳并无意义。曾有10多年，他是王财贵读经教育理论最得力的推广者和实践者，以至于王本人曾评价他“比王财贵还了解王财贵

因此，他被贴上“叛变”标签。

“那些学者早干嘛去了？当年王教授推广读经，家长、老师从草莽间、夹缝中坚守文化理想，这精神是不能以成败论的。当然，精神可嘉，做法更要合乎文化传承的规律，不然也必然无功甚至有害。”赵升君认为自己是在“实践出真知”后反驳——

2011年是一条分界线，此前，赵升君在山东和浙江办的两所读经学堂，践行王财贵的理论，这使其学堂一度跻身全国最火，“文礼书院第一期录取的11名学生中9名是我们的学生”。

恰恰是在把学生送往文礼书院后，他开始反思：包本30万字就能成大才？这违背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孩子的智商也有‘高矮胖瘦’，你让全国的孩子去穿‘一件衣服’，合适吗？”

就在反思过程中，他看到了首都师范大学老师徐健顺所著古代私塾教育方法的书，忽然意识到，王财贵等人对传统文化的付出，让社会逐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但20年间，提倡国学经典的人在教法上各玩一套”。这带来一个普遍感受：国学圈各自为政。“前20年的读经教育，内容是回归了，却无教法的回归。”

他决定立即改。所谓教法回归，就是回到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的系统性方法，而非任由一个人主观上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此言一出，立即站在风口浪尖，他的反思文章，被“纯派”逐字批驳；两家书院的学生，也走了近半，因为大多数家长，是冲着王财贵才去了他那里，而公然反思，意味着孩子难以遵从原来的路径进文礼书院。

“我当然知道，哪个书院能把孩子送入文礼书院，就容易招生。”赵升君说，他的学堂经历了动荡，纯派读经学堂也一样；包括最早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慢慢也在动摇。“我当时就对家长们说过，进文礼书院，也就能安稳3年。”

他如今认定，“大才”是民众才能给予的评价，“去文礼成大才”是千古未有之奇闻。他说，教育是真实的，任何打鸡血式的宣传，都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湖南衡阳的和泽书院，探索了另一条路。书院负责人邹红卫曾是体制内的老师，因为想要因材施教，也为了培养女儿，在2005年办了自己的书院。

在他的学堂，学生学习经典之外，还学英语、武术、篮球等。“不仅要学习传统，也要接轨现实社会，不能社会都懂的你不懂，否则怎么入世？”

他女儿小学五年级时离开体制教育。由于女儿当时是校内“三好学生”，这个举动遭到邹红卫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邹红卫的母亲临终前还嘱咐：“一定要让我孙女读研究生！”

女儿今已拿到中南大学英语专业的自考本科文凭，又去英国利兹大学攻读英语教育的硕士。在邹红卫的构想里，学生可以通过学堂学习跳过应试教育阶段，以成人自考为切口进入体制教育，实现体制内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如今，书院里有20多名孩子，还有一个16人的考研班。为了因材施教，配了8位老师和2位生活阿姨，所以“赚不到什么钱”。

赵升君和邹红卫各自尝试，在目前的读经界并非个例，但产生绝对影响力的，依旧是王财贵。能否将孩子送入文礼书院，依然是家长们选择读经学堂时考虑的最直接指标……

【记者手记】

“弯路”

一天晚上，记者和3位读经少年围坐在同济附近一棵大树下聊天，赵江离和钱木兰背起了《论语》中的《乡党第十》，默契让人动容——一边背，一边笑，声音清亮。　　

赵江离说，我们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

谈到过去，他们并无后悔，“并非一事无成，只是耽误了一些时间”。上学期，赵江离旁听了柯小刚对《诗经》的讲解，因为对原文非常熟悉，她总是很快就懂。“这就是古人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未来，他们三人都将选择通过自考回归体制教育。这条大多数孩子走的路，当年他们父母放弃，而今他们自己重回。和周围读经朋友的做法相似，他们会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是擅长领域。

再往后，赵江离希望能在哲学领域读研、读博，做高校老师；孙伯庸则打算读国际政治的研究生，因为他觉得典籍中有很多智慧可给现代国际关系做参考；年纪最小的钱木兰还没想那么远，毕竟若在体制内，她才读高一。

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许更为成熟。都是10岁以后才去书院，他们在读经过程中都模糊知道点意思，也都努力找机会了解注释。所以，他们并没有许多读经孩子的古板。

对于老实大量纯读经，赵江离会想到那是书院发展最便捷的方式，但也可能发展为不负责任的方式，乃至愚昧而残酷的方式；对于包本30万字的门槛，钱木兰觉得，“越是简单粗暴的标准，越能缓解父母们的焦虑。然而，盲信和狂热却带来更大的焦虑”。　

“读经少年通过自考再考研，并不难。但对于读经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思考人文经典教育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在柯小刚看来，经典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人的养成”教育。

“精神的生命没有一段是白过的，即使这一段是‘弯路’。牟宗三先生就走了‘弯路’，而且执着地要走‘弯路’，必须走‘弯路’。生命的道路曲折通幽，峰回路转，风光无限。反之，欲速则不达。这特别是文教的道理、学习的道理。”柯小刚说。

注：应受访者要求，3名读经少年为化名